1928年年关时节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自广东转战到湘粤边界一带，发动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和坪石，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久即挥师向郴县、耒阳推进。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亦称“挨户团”)大部被消灭，少数逃到外县躲避。
宜章县有一股民团逃到水兴县的板梁。板梁是个大村子，在便江西岸，这里是我们群众工作最好的地方。当时我们已在便江以西地区组织起一百余人的革命力量，宜章民团逃到这里，恰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们当即决定由尹子韶率领已组织起来的一百余人，乘夜赶到板梁，将这股民团包围起来，全部予以缴械，一下子缴获到二三十支步枪将自己武装起来。随后，将队伍拉到油麻圩一带，打起红旗，发动群众起来暴动群众纷纷响应，几天之间，队伍发展到千余人。与此同时，刘木在油榨圩带发动农民暴动，也拉起了近千人的队伍。
朱、陈的红一师占领郴县后，在郴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曾任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李才佳担任了县苏维埃委员长，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任县委书记。郴县暴动拉起了两千余人的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邓允庭担任师长。
朱德、陈毅率红一师自郴县乘胜向耒阳挺进，路过永兴的油榨圩时，留下一个主力排，由张山川带领协助刘木的农民暴动武装去攻打永兴县城。永兴县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守，一击即溃。刘木率队占领了县城，随后尹子韶也率队进城。我在家里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县城开会。我同刘申、黄平、李卜成赶到县城后，才知道特支书记向大复调往郴县任县委宣传部长，湘南特委派了李一鼎来永兴主持党的工作，并改特支为县委，由李一鼎任县委书记刘申任组织部长，李卜成任宣传部长，黄平任青年团县委书记。原由刘木、尹子韶率领的两支暴动农民武装和县城里的革命武装合编为永兴红军警卫团(亦称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我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同时宣布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
随即，县委又派邝振兴、何宝成、刘明初、龙先图等人分赴各区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组建群众武装。不久，全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许多农民臂缠红箍，打着红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在暴动之前曾是激进分子的邝振兴，这时却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躺倒不干了，躲在家里不肯出来。我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动员他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仍犹豫不决。我就将了他一军，我说“过去你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你却躲起来了，你这是什么主义?”他无言以对，便跟我出来干工作了。这位同志后来一直表现不错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继永兴暴动之后，资兴也举行了暴动资兴县委书记黄义藻是原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资兴农民暴动的曹亮华是原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由于当时资兴的群众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武装比较弱小，缺少枪支，曹亮华只身跑到永兴县城来搬援兵。永兴县红军警卫团当时已拥有二千余人，百多条枪。县委当即决定，由团长尹子韶率警卫团主力去支援资兴县农民暴动，很快即将资兴县城攻占，宣布成立资兴县苏维埃政权。尹子韶率部队退回永兴后，永兴县委又派他本部队去支援安仁县农民暴动，打开了安仁县城，建立了安仁县及各义乡苏维埃政权，由唐天际出任县苏维埃委员长。唐天际是安仁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参加南昌起义后，到了广东部队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朱德、陈毅率红一师在永兴没有停留，即向耒阳前进，攻占了耒阳县城来阳是湘南各县当中党群工作基础最好的地方，那里的干部也很强。耒阳前任县委书记就是介绍我和黄庭芳入党的刘寅生，后来他调到酃县工作，不久就牺牲在酃县。接替刘寅生任耒县县委书记职务的是邓宗海。邓是耒阳人，也是在衡阳读书的中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耒阳农民暴动的则是刘泰，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刘泰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暴动胜利后他出任耒阳县苏维埃委员长。当时耒阳暴动组建的武装有两千余人，枪支也多，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团长邝廊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书记陈佑魁“左”得很，执行“左”倾盲动路线非常坚决。他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想用这个办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已是3月份，各乡农民已分配了土地，正忙于春耕。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非常反感。
我哥哥是个同情革命的老实农民，他曾悄悄对我说过: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配给穷人住嘛。烧房子的做法很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哥哥的这席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使我很受启示。我本就对这种做法有怀疑，很抵触。听了我哥哥的话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水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我坚决反对烧房子。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被迫服从了，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只在县城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烧，最后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还是保留下来了。当时郴县、耒阳都按照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烧得一空。
郴县位于南北交通线上，县委在城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烧掉城郊的房子。地主豪绅反动派趁机进行煽惑，策动农民“反水”，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干部打死。直到陈毅率领红一师的部队前来，才将骚乱平息下去。陈毅即留驻郴县主待县委的工作。
这时，湘南特委委员周鲁奉命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指示，回来路过永兴，谈他在遂川的见闻，大讲毛泽东右倾，不实行烧杀政策云云。我一听说毛泽东也反对乱烧滥杀政策.心里很高兴，进一步坚定了我自己的看法。
不久，永兴县马田圩高亭司一带的农民，受到邻县农民“反水”的影响，在地主豪绅的策动下也打出白旗，反对苏维埃政府。县委当即派尹子韶率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前往弹压。尹子韶带队伍出发之后，我在县城里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对“反水”农民采取乱烧滥杀的报复行动。于是，我乘夜离开县城，去追赶尹子韶的队伍。待我于拂晓前赶到马田坪时，尹子韶正指挥部队放火焚烧马田刘家。马田刘家是打白旗的村子，全村有三百来户人家，此时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我赶忙找到尹子韶问明情况，原来他们还准备去焚烧另外几个打白旗的大村子。我坚决予以制止，说明这种蛮干的做法太脱离群众，只会造成与农民的尖锐对立情绪，并有可能被反动派所利用。我先说服了尹子韶，然后召集干部开会，宣布今后不许烧农民的房子，并作为部队的一条纪律，严格遵守。
队伍返回永兴县城正赶上桂阳派人来报告说，桂阳北乡发生了农民“反水”骚乱，要求永兴县派部队前去帮助平息。永兴县委决定仍由尹子韶带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去桂阳，平息“反水”骚乱后，再协助佳阳暴动武装夺取桂阳县城。这时，永兴城里只留下不足三分之一的部队和妇幼老小，枪支只有二十余条，由我负责留守县城。
1928年4月间，敌人集结兵力向我大举进攻。敌军自衡阳出发，向耒阳、永兴、郴县、宜章一路杀来。这时陈佑魁已被调回省委，由杨福焘接任湘南特委书记，耒阳县城烧毁后朱德率红一师移驻耒阳乡间，湘南特委机关亦经永兴迁到郴县。敌军大举进攻时，朱德率部撤向井冈山，陈毅率特委机关和郴县农民暴动武装先撤往资兴，再从资兴撤往井冈山。当从资兴向井冈山撤退时，特委书记杨福焘说什么也不肯上山，他说特委守土有责，不能离开湘南。杨福焘是湖南省委委员，原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领导人。他带领特委机关几十名同志自资兴与陈毅分手，单独向衡阳进发。这些同志对革命真是忠勇无比，但确实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离开资兴后没走多远，就被民团包围，全部遇害牺牲。
敌军占领耒阳后，即向永兴进攻，我当时带领少数部队和一批家属留守在水兴县城，由于不懂得要做必要的情报工作，外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县委书记李一鼎与朱德、陈毅所部及特委保持一定联系，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他应有所闻，至少敌人进攻耒阳他不会不知道。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对我始终守口如瓶，直至敌军快打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后来我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估计当时李一鼎已对我不大信任了，觉得我太右倾，处处与县委、特委唱反调。李一鼎对我存有戒心，像敌人大举进攻，耒阳失守这样的大事，他也不通知我。
直至敌人快抵近永兴了，我才从别处得知消息，情况已非常紧迫，我急忙找到李一鼎建议速将尹子韶带领的部队和分散在各区的干部和武装收拢起来，到县城里集中，以应付敌人的进攻，一旦情况严重时也便于组织撤退，免遭损头。李一鼎听了我的建议后，大骂了我一通右倾，又说我是怕死鬼，敌人还没有到就考虑撤退等等，当敌军离永兴县城已很近的时候，我又建议县委乘夜撤离县城，李一鼎执意不肯撤，直至敌人兵临城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李一鼎才慌了手脚，命令我指挥县城里仅有的少数部队，掩护县委机关干部和部分家属向资兴方向撤退。
幸好敌军不明了城里的情况，攻势不算太猛，我们在县城里的这部分队伍、干部和家属总算安全撤出去了，但分散在各区乡的党员、干部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打散，大部栖牲了。刘木、李腾芳、邝振兴、黄楚魁、龙先图、唐乐尧、罗树梅、刘芳全、柯宝成、刘明初等一批干部，都是在这次敌人进攻时遇害的。
还有一大批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也惨遭敌人的报复屠杀。更令我痛心的是，尹子韶所带领的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千余人武装尚在桂阳，由于事先没有得到县委的通知，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消灭了，连一人一枪也没有回来。对于这一惨痛损失，我虽然不能原谅李一鼎那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不负责任作风，但作为县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深深地责备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于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未能做到及时掌握敌情，以致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重大牺牲。
这时，湘粤军阀开始联合对湘南进行“会剿”。敌人大军压境，敌我众寡悬殊，朱德、陈毅率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各县农军亦随之上山。我率领永兴县城里的部队和干部、家属共八百余人出县城南门，撤到资兴县三都集结再撤至彭公庙，到达酃县县城。
在酃县住了三四天，县委决定将全部人员编为永兴独立团，由我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刘申、李卜成、黄平等人都在军中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孝傍、刘在南也随军行动，邓仍负责财政。由于人少枪更少，独立团之下只设两个营，分别由刘承高和一名姓黄的同志任营长。这时候我比较有决定权了。我下令严禁部队乱烧滥杀，部队纪律比以前好些了。
部队改编成独立团后，即向井冈山进发，于4月下旬经沔渡到达井冈山下的大陇。这里已属江西省宁冈县的地界。当时朱德、陈毅的部队已经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槆阳、资兴、郴县、宜章各县的暴动武装都相继到达井冈山。这几个县的武装因组织撤退及时损失不大，每县都保留有二千余人的武装。耒阳县因首当敌冲，撤退时虽遭到一些损失，但干部保存得很完整。加上我们带来的永兴独立团，湘南五县撤到井冈山的农民暴动武装总共八千余人。
朱、毛会师后，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个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第十师师长山朱德兼，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第十一师师长由毛泽东兼，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共三个团。第十二师由陈毅任师长，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团。
第三十五团是永兴独立团，团长是我，党代表李一鼎。部队整编完毕，陈毅师长从砻市来大陇视察。我由于身体弱，视力差，向陈毅提出希望上级派一个团长来，我自己仍以做政治工作较为适宜。
我们在大陇住了十天左右时间，即经茅坪上井冈山。部队在黄坳与朱培德部的一个营打了一仗，该敌被我击溃逃向五斗江。黄坳战斗中，第三十五团姓黄的营长因畏缩不前，于战斗结束后被枪毙，改由曹福昌继任营长。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后来在南京被敌人杀害。当晚在黄坳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由朱德军长作形势报告。次日我军进至五斗江将溃退之敌大部歼灭。
五斗江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正好是5月5日马克思涎辰，部队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5月6日，陈毅率第十二师进至永新县的拿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第十、第十一师则发动对永新县城的攻击，即日攻占水新县城。
部队在拿山活动的时候，上级派戴诚本来住第三十五团团长，戴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几天之后，部队又进行整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团合编为第三十团.由原第十二师参谋长刘之致任团长。原来的各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营。我先是被派到第三营（资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没过几天，又调回第二营(永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不久部队即由拿山撒回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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