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粤军大佬余汉谋在台湾赋闲，终日无所事事，加上有家不能回的无奈之情，心情极度烦闷。一位自称“古穆和尚”的出家人见他如此状态，登门劝说他“皈依我佛”，常以“四大皆空”开导他。余汉谋不信佛教，但也有所感悟，于是跟着自己的太太皈依了基督教，从此，到教堂唱圣歌、做祷告成了他每天的固定生活。
那位“古穆和尚”也并非旁人，而是余汉谋的大舅哥，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上官云相。此人是北洋余孽，半路出家投靠蒋介石，却得到了重用。在蒋介石围剿红军时，上官云相冲锋在前，皖南事变时，他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当蒋介石屠杀新四军的刽子手。
1895年，清政府在战败的情况下，跟日寇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在之前的海战中，日寇在威海卫战役中击败北洋舰队。在距离威海卫不远的山东商河县，上官云相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由于上官云相长得浓眉大眼，又聪明伶俐，其父不惜变卖田产供其读书上学。
上官云相对于他出生那年的事，还能在记事后从别人口中或者书本中得知。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被割让的台湾岛，会成为他晚年的飘零之所。
22岁那年，上官云相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和顾祝同、叶挺以及他后来的妹夫余汉谋成为同学。毕业后，上官云相进入军阀孙传芳部，在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
1925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虏了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因为这事上官云相升任师长，而又因为这事让孙传芳开了杀俘的戒规，最后竟死于其女施剑翘之手，开启了一段民国传奇。
对于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晚年的张学良曾描述为“如儿戏一般”，今天联合这个打那个，明天又联合那个打这个，这样的仗打起来，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而当南方革命军开始北伐时，北洋军阀就节节败退了。
1927年，时任北洋军第41师师长的上官云相向蒋介石输诚，投靠了北伐军，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要在新主那里获得重视，上官云相就必须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积极。之后无论是在追随蒋介石跟军阀作战，还是奉行蒋的“剿共”政策，上官云相都冲锋在前。
在1929年3月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四个月后又升为第九军军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先任陇海路左翼军总预备队司令及第六守备区司令，后任平汉路左翼军第三纵队指挥官，率部抢先进人郑州、获得蒋介石稿赏。战后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国民政府参军。
1931年7月，上官云相任右翼集团军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参加第三次“围剿” 江西工农红军。1932年夏秋又参加第四次“围剿”，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英山、罗田一带骚扰达半年之久。后堵截红军南撤，又“清剿”留在根据地的红军。红军长征西去，追击至贵州，1935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
在抗日战争，国共两党虽然联合抗日，但两党联合抗日之前蒋介石一直在进行内战。之后，蒋介石还是在外在压力的胁迫下，才暂时放弃了内战，进行国共联合抗日。但蒋介石抗日是不情不愿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未放弃。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面临着外患的情况下，他也一直在谋划着寻找机会消减共产党的势力。
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力量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为恐慌，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顾祝同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内部部署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具体执行的，正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电报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诬称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和抗战，并强令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之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军队，加上三战区顾祝同部，准备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
当时，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万余人，除了在正面抗击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外，其他的三面已被国民党军5万人“严加防范”。其公开任务美其名曰，是“掩护新四军北撤”，但同时却在调兵遣将，将新四军重重包围。其一〇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已到达指定位置，随时准备执行阻击新四军所谓南窜的“三山计划”。所谓“三山计划”，就是国民党到处散布的新四军拒绝北撤，而要“窜入”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此作为根据地。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江西上饶，距重庆较远，通话要经过赣州、衡阳、桂林、贵阳等地，不仅声音不清晰，而且容易泄密。长期以来，上饶与重庆的联系，是靠一条电话线和专用无线电台进行联络的，从来没有加以改进。
但在1940年秋，突然有一批工程人员带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通话设备进驻上饶，为三战区与重庆间加装了美国生产的载波电话。更令人费解的是，顾祝同曾多次亲临施工现场，督饬限期完工。载波电话工程在1940年12月完工，专线一直通到顾祝同家中。此后，顾祝同就在家里多次与蒋介石直接通话，而不去长官部打电话了。
1940年12月的一天夜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悄悄住入了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家中。二人密议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上官云相又悄悄地返回皖南，连战区长官部的人都不知道。之后，长官部对战区高级军官传达的命令是，不管是掩护新四军“北撤”，还是防堵“南窜”，都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不多久，三战区就任命上官云相全权指挥驻在皖南的军队，连军阶、资历均高于上官云相的三战区副长官唐式遵等高级军官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上官云相回去后，立即在徽州秘密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等。另有几个师长在前线未能赶回。
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岳星明传达顾祝同的指示说，根据情报，新四军“北撤”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南窜”，南窜必须堵住。唐副长官负责正面，负担已很重。总指挥权由上官总司令总负其责。如果新四军不按路线在年底渡过长江，或仍是按兵不动，我们就用武力坚决将其消灭。
此时的新四军完全被蒙在鼓里，还曾多次到上饶长官部，要求尽快补发粮秣弹药，以完成北上任务。顾祝同为了麻痹新四军，还下令粮秣照发，只是不再补发弹药。为了进一步摸清新四军的情况，上官云相还带上中校参谋金继英、中尉副官王檥等10多名随从，以工作交流为名，突访位于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驻地。
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见上级兼同学来访，叶挺自然命人备好饭菜，热情款待，双方把酒言欢之后，叶挺又命人安排上官云相一行人住下。但上官云相却借口身体不适，在叶挺处一住就是五六天，期间，金继英、王檥等人以散步为名，刺探些新四军的有关情报。待了解得差不多后，上官云相的“病”也痊愈了，一行人匆匆道别而去。
在上官云相的部署中，总共投入兵力为7个师又1个旅，计52500人。除留一小部分对日军加以监视外，全部兵力都投入与新四军的作战。而在他们的阴谋中，如果在年底前新四军不渡江，就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包围和歼灭，迫使他们北开；如新四军大部队渡江，势必遭日军袭击消灭；如新四军按兵不动，则趁日军每季度扫荡一次的间歇时间，就地包围消灭。甚至在围歼行动结束后，如何栽赃污蔑新四军的辞令，都已经提前准备好。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12日前后，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沉寂下来。14日，叶挺及随行人员在鹿角山西侧被五十二师“俘获”，接着被送往上饶三战区总部。至此，整个作战结束。
对于这样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上官云相极为得意，他在“庆功宴”上表示，这次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有隘路，后是激流，进退不得。在日军扫荡间隙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个会战，可谓经典；而且部队是拼凑的，如果是我的基本部队，仗打得还要漂亮。
看见没有，在他眼里，为了对付新四军，是可以跟日寇配合来完成一个“会战”的。
之后，上官云相还曾利用同学关系劝降叶挺，遭到了叶挺的严厉驳斥，只得灰溜溜将叶挺送到第三战区长官部，交由顾祝同处理。上官云相的得意，也没能持续多久，他很快就将领教到蒋介石的翻脸无情。
叶挺将军
皖南事变的发生，还是遭到了全国的谴责，不少盟军高官也纷纷发电来质疑，蒋介石有些招架不住，便拿上官云相这个杂牌军将领开刀，将他明升暗降为第三战区副总司令，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此后上官云相也就变得垂头丧气起来，以后再谈到皖南事变，他也就自然换了一副说辞：“这是自相残杀，在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
1946年，叶挺将军在从重庆乘坐飞机前往延安失事时，上官云相正在华北阻击我军，听说叶挺不幸遇难，他长叹一口气：“这次我本来想向希夷兄作真诚的道歉，想不到却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上天让我就这样愧疚一辈子吗？”
但是正应了那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上官云相反动透顶，原本以为可以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蒋介石给了其一个上将参议的闲职，让其去“养老”，在解放战争中挂了个华中剿总副司令的虚职，基本没有参与战争。平津战役前夕，上官云相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势，借口有病，离职赴沪寓居。
除了思想上的反动，对进步人士的残暴外，上官云相的好色也是出了名的。他被人称为“三书”将军，这“三书”指的是情书、保证书、悔过书，全部与他追女人有关。上官云相在山东老家娶妻阎树芝，一直在原籍侍奉婆母，可当官后却追求起一位漂亮的浙籍小姐易衡。他追求易小姐时，甜言蜜语，情书不断，结婚前夕还写保证书给易小姐，说：“绝对尊重女士之地位。婚后不再娶妾”。
可是不多久，上官云相复发好色之疾。由于常年行军，行踪不受约束，他到处寻花问柳，自然没人管得了他。可他却看上了一位善唱戏文的红伶，又考虑起纳妾的事来。易小姐听到风声，赶到军中大闹。最后，双方达成“立妾条约”，约法三章，让这位红伶小姐“不得过问家中财产，不得另外分居，生儿育女，不得称其为娘，不得与亲戚朋友往来，不私自写信给丈夫”等等。
上官云相在他40岁生日那天，忽然有所感触，发誓不再嫖娼。并亲笔写下保证书交夫人收执，说今后如再发生此类事情，就请夫人执法，对准他的大腿打一枪，以示惩戒。堂堂一个国军中将司令，居然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实在是荒唐至极。蒋介石也曾对自己的“寻花问柳”痛恨不已，也曾在日记里提醒自己要警惕，不过那也都是发生在其发迹前，在上海混青帮的时候。
1949年，蒋介石集团兵败如山倒，军政要员们作鸟兽散，上官云相也跟着逃到了台湾。在台湾，蒋介石一心想着让儿子顺利接班的大计，不少昔日的嫡系都遭到清洗，更遑论上官云相这样的杂牌了。
1950年4月，上官云相即被免去了职务，到高雄过上了隐居生活。此时的上官云相，或许是因为过于空虚，抑或是真对自己昔日的罪孽深感悔悟，他选择了信奉佛教，皈依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生活，自取法号“古穆和尚”。
1969年8月8日，“古穆和尚”在台北故去，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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