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每人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些子弹。我们躲过敌人，走出了包围圈。去哪里呢？据调查，附近有一个地方群众基础较好。于是，朝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一天一晚上，天快亮了，找到一户人家。一位老人家对我们很好，让我们住下，休息，吃饭，还找个地方把枪藏起来。我与党代表住一处，苏司务长住在另一处。一两天，我们住在这里的风声就传出去了。
在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进行斗争，养成了我们对异常情况有一种敏锐的反映。那天早晨，天刚刚亮，突然听到一群狗叫声。我们立即感到情况不对。
狗咬军人的叫声与咬老百姓的叫声是不一样的。咬军队时发出的“汪汪”声虽然很狂，但那声音里免不了带着几分害怕和畏惧，而且是众狗相互壮胆似地遥相呼应地一齐乱吼。当时，我们判断是军队来了。于是立即起床，刚一出来，就碰上国民党军队。他们开枪了。我向山上跑，康健往山沟里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敌人冲散了。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只顾拼命地往山上跑。
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可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人商量，也不知道与什么人联系。我急得无所适从，可急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回村里看一看，又怕出问题。正在我急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山沟里有一缕青烟，我便悄悄地向青烟升起的地方摸去。下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党代表康健蹲在那里烤火取暖。一见他，我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埋怨他说：“你点火多危险！”我们急忙把火给熄灭了。我俩商量，不能回头，唯一的出路还是去找部队。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找到了一家老百姓，买了点饭吃，想住一晚再走。可是，这家老百姓不同意留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连累他们，便不顾疲劳地向前继续走去，指望前面能有个借宿处。可是，一直走到黄昏，也不见一户人家，倒是有一间无人居住的堆草房。我俩便钻了进去。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冻得直发抖，想烧点草烤烤衣服。可是，草也是湿的，点不着，身上带的几根火柴也用完了。又累又饿，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呆在屋子里，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硬是用我们俩的体温把各自的棉衣烘了个半干。第二天起来，又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天。因为有了前一天的教训，我们一路上多拣了些干柴禾，碰上人便多要几根火柴。听人说，那边山上有野兽，我们烧点干柴禾，野兽见到火光，便不敢来了。
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我们便编了一套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们说，我们是出来做买卖的，被人抢了，现在想借地方休息休息。实际上人家看得出来我们是当兵的。正巧赶上那家人闺女出嫁，我们找去时，他们正在宴请宾客。人逢喜事，总是好施乐行善的。那家人客客气气地招待了我们一顿。我们睡了一觉醒来，康健的脚肿得无法落地了。我一看，是冻伤了，已经发了炎。我们请求主人让我们住一宿，主人表示为难，说世道乱，家里不好住。我们没有办法，谢过主人，付了大洋，又继续上路了。
我下决心背着康健走。背一阵，放下休息一会儿再背。走了十几里，精疲力尽，实在背不动了。路上碰到个老百姓，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
我还是说，出来做买卖，被人抢了。由于天冷，康健的脚冻坏了。那人很同情我们，并说，脚可以治。我问：“是否可以到你家去？”他说不方便，但答应带我们到山上的一个人家住下来，还可以给我们送药。那是一个造纸棚，很少有人来往。后来主人来了，我们说是做买卖的，脚冻坏了，想先借住一下，把脚治好。主人允许了。住了一个礼拜，康健的脚伤有所好转，要求再住几天，人家不准。我们付了钱，就走了。身上带的钱全部用光了，怎么办？
康健有点鹿茸，到药铺卖了几块钱，买了一斤肉，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临走时，房东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只要了两根棍子、篮子、碗，准备讨饭，以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
老康开始坐在地上，用两只手撑着向前移，以后拄着双拐，把脚吊着走。
不敢穿军装棉衣，虽然天气寒冷，我们只穿着条单裤子，外面罩一件单长袍。就这样，我俩咬着牙，一直走到上犹。在上犹，碰到一个要饭老头，姓吴。我们想，这样年轻轻的要饭，没有掩护不行，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了找个掩护，我们决定拜这个老头为师，找了一块红纸，包上几块钱给了吴老头，算是拜了师。跟着老头要饭，要来的分一部分给他。那时候，要饭也有好几个行当，不只一家，还分派。叫上面的人称师太、师祖、师傅。有许多行话，如狗称为“皮条子”，人称“马子”，碗叫“莲花子”。我们学了一阵子，
还逐渐要到个小铁锅，一个竹筒子，油、盐这一套东西也渐渐有了。之后，我们讨来便自己做，比过去卫生一些。
到了赣州，那里驻守着国民党一个旅，我们不敢进城。我们到处打听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下落。我们住在一个烧过砖的旧窑里。康健有肺病，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他抓中药。那时，有人找要饭的去摇橹，从赣州江边放木排到峡江。没涨水时管饭，涨水时摇橹。我们俩都报名去摇橹。到了峡江，两个人合起来搞了七、八块现洋，上岸找中药铺、找医生，为康治肺病。医生不好找，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个医生。他不大愿意管，只简单地问一问病情，马马虎虎地开了个药方。我们买了药，每天熬；我出去再要点米做饭，想治好他的病再走。就这样吃了几天药，但康健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每天晚上我都问问他的情况。有一天，天快要亮的时候，我隐约地听到他哼了几声，便急忙唤他。他不吭声⋯⋯
他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死了。可他的确是死了。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我难过极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可又不敢放声大哭，我呜咽着⋯⋯
我只得按当时的习惯找到那里的慈善组织，恳求他们把康健埋了。我把剩下的几块钱也全给了他们，立了个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战友最后道了别，
仍然带着乞讨的工具继续找党找部队。
反动势力猖獗，一年之间连失三位亲人
历尽了千辛万苦，仍然没有找到部队。相依为命的战友也去世了，下面的路还怎么走呢？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了。于是，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
峡江与我家只是一县之隔，过了文家市就是我的家乡了。主意定了，我便一路乞讨往家里走。走到万载附近，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身无分文，总得糊口吃饭吧，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洗澡。开始接触到蛇还是很害怕的，不小心便有可能被蛇咬了。可蛇这种小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的，时间长了，渐渐的与蛇混熟了，它也不咬我了，而且十分听话。我本想弄点蛇药再走。可是师父说得等一年以后才能交蛇药给我。
时间太长我不能等了。便谎称家里有个姐姐，生活很困难，我要早些回家去看看，个把月就回来。见师父没有说什么，我就自己走了。
我带着一条蛇向家乡方向走。一路上，也得亏了这条蛇，否则我很难通过敌人的盘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有个保安队来了要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我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我的包。
我说，你们不要乱动，他们不听，反而更怀疑我，可他们把手伸进包里去，突然抓出一条蛇，吓的吱哇乱叫。
回到家里，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我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我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那时候，红军撤走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捕人，抓共产党，清剿红军。每天都有人被抓、被枪毙。听说，有一家，因有共产党嫌疑，除了一个孩子和老太太幸免外，其他统统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在白色恐怖下，我不敢走明路，白天目标太大，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天走进自己的家门，只好赶在三更半夜才去敲门。家里的房门关闭的紧紧的，敲了半天，三哥才把门打开。一见是我回来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抱着我便痛哭流涕。原来我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家里发生极其悲惨的事，我接连失去了三个亲人。
三哥哭着向我诉说：妈妈去世了，大哥惨遭敌人的杀害，二哥也死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我如同是雪上加霜，部队没有找到，如今回来又家破人亡，这个世道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公道了。我痛苦到了极点，悲恸地痛哭了一场。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大哥报仇，让九泉之下的亲人死也瞑目，我一定要坚持革命，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回到红军的队伍里。然而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弄清情况，等待时机。
我们家靠在山边上，是个独立的院房。过去有一个规矩，女人的房子别人是绝对不进的。就这样，我一直躲在原先母亲住的房间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这段日子，我与家里人一起做花炮引线，挣点钱勉强维持着生活。
同时，我注意的打听着，哪里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那时间里，由于敌人丧心病狂的杀戮红军，杀害共产党，党的活动很少，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了。我也东躲西藏在亲戚们家里，但到哪里也不敢多住，那时谁家的日子都很困难，都不好过，到哪里我都自带粮食。
后来，我终于打听到熊振华在广东，在军队里当连长，便决定到广州去找找他。心想，即使找不到熊振华，也可以找到宋克若，人家告诉我宋克若随着她的女婿去了广东。
要去广州，首先得准备一身衣服。家里哪有钱呢，我讨饭回到家里，分文没有，带回来的只是一身又脏又臭又破烂的衣服和满身的虱。第二是没有路费。那时借钱很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周折，向一个皮匠（原来也是党员，后来不干了）借了二十块现大洋。半夜起身，乘天没有亮便悄悄地离开了村庄，我一个人又一次离开了这个饱尽沧桑的家。
路上还算顺利。坐了一小段汽车，主要是走路，当时火车还不通。我同一批盐贩子一路走着，到了乐昌，住在一家盐店里。我说要去韶关到广州，他们说蒋桂正在打仗，过不去。有人出主意让我到上海坐船去广州。哪里有钱去坐船呢？结果，我只好又往回返，想去郴州一带找关系。
到湘南找到了过去参加过暴动的一个知识分子。一问，才知道我们的党现在没什么活动了。快过春节了，我身上钱又不多了。于是我买了几双线袜、几条毛巾，提着篮子做小买卖，用这作掩护，边走边打听关系。每天只赚一两毛钱，刚够吃饭。
走来走去，找不到关系。有一次，在一个饭店里，一位老太太说我不像个做买卖的，而好像是搞什么特别事情的。我看她也好像是过去搞过革命活动的人，便反过来向她打听过去参加湘南暴动的人的情况。她也说现在找不到什么人了，都不活动了。
我继续往回返。到了醴陵，碰巧遇到国民党部队招兵，是唐云山独立十五旅。因为程子华同志从这个部队里拖走近一个团，兵员减少了。我灵机一动：跟着他们，与红军打仗时我可以想法找到部队；而且眼前吃饭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我找到一家茶馆，吃了点东西，好好想了想：用什么名字？用原来的名字是不行了，用现在改了的名字也不行！是否要保人？要的话，怎么办？⋯⋯
我进了招兵的旅馆，老板问我要什么房间，我说是报名当兵的。他就把我介绍给了招兵的。招兵的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叫宋固。他约摸我有点文化吧，就收下了我。一两天后我便作为国民党新招的兵随他们出发了。
到长沙停了一个晚上，洗了澡。又到武昌。我被编在左旗，独立十五旅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七班，我们搞了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并在这里过的春节。
我学生出身，基础还好：立正、稍息，比一般新兵作得好些；还代士兵们写家信，与大家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许多人怕去河南，听到传说要去河南，开小差的不少。从武昌到汉口上船后，又听说去九江，我心里很高兴。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到自己的部队。
我们经九江到南昌，我更加高兴。后来我们的车又一直开到新淦（今新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
一进根据地，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我心里砰砰直跳，十分激动。
头一天，在水南，红军三个纵队把国民党部队的第一团消灭了，一团残余部队向我所在的敌二团靠拢。快到中午时，敌二团出发准备打仗。我们营长同团长的关系特别好，因此，被作为预备队，打仗在后头。排长见我还机灵，有文化，要我给他当传令兵，这样便比较自由，当时我二十一岁。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
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说是缴枪的。我立即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重新找到红军找到党老战友再度重逢
这部分部队恰恰是红军的第三十一团。我们走近时正见到高自立站在高处给红军战士讲话。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高自立大声的喊着：
“高自立！”“你是哪一个”因为我来的突然，又穿着国民党兵的军服，他一下子没能认出我。
“我是宋任穷”
“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他面前的我，十分惊讶。
“我是带人交枪来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以及从井冈山与部队失散后，如何寻找部队到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兴奋的把我领到七支队，这个支队便是我以前在过的七连，原连长周昆现任大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我们三个老战友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当晚，我们三个便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在山上露营。我们都很激动，我十分委屈地向他们讲述了与他们失散后的遭遇，他们也详细地给我讲古田会议的精神，以及我们分别以后队伍是如何打仗的等等。那夜，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整整谈了一夜。
后来，部队开了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也安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作，不少俘虏兵提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第二天，他们又送我去纵队政治部。到了那里，我的熟人更多了，孙开础、邓华、谭政等。张际春、罗瑞卿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看我。后来向党组织我把自己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井冈山失败后失去联络的经过，请求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我带过来的十多个人，调查我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现在也都还在。
孙开础负责审查。他说先工作，让我到宣传科当干事。谭政任科长。过了一段，谭政调任政治部主任，我代科长，下设三个支队宣传队。
审查了一个多月，孙开础找我谈话，说已经审查清楚。不久，就恢复了我的党籍。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决定调我到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当政治委员。这正是浏阳出来的队伍。到那里，班排长与我原来就熟，我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在那儿。当时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我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部队里补充的俘虏兵不少，怕他们对我不服气。来介绍的人反复的说明我是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九支队的支队长是张宗逊，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原来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人都在支队（营）、纵队（团）一级，而我还在连一级。他们对我都很关心。在这里打了几仗。此时，立三路线开始了，提出打南昌、打长沙。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大队都比较能打仗。打长沙前，三纵队改为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委是谭震林。一纵队改为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是罗荣桓。
在打长沙的路上，打安福县战斗中，伍中豪牺牲了。副军长罗炳辉接任军长。
1930 年打开吉安后，我调到三十五师一○四团。这是个小团，团长粟裕，我任政委。粟裕同志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粟裕调任师参谋长，石金山接任团长。
1931 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博生。他在二十六路军当参谋长，没有什么权，还不如一个军长；蒋介石还想利用同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之机消灭或削弱这些杂牌军；同时这些人也有抗日要求。那时，赵博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军中也有了共产党支部，有刘振亚、王铭武、袁血卒同志等十多名党员。赵、董牵头，季振同联络团长黄中岳参加，一万七千多人起义。没有季振同的作用，就不可能把部队全部拉出来。季振同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改编成第五军团，军团长是季振同，董振堂任副军团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共三个军。
五军团这次暴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1930 年程子华在湖北领导阳新、大冶暴动，那次才一千人左右，过来后成立了八军。上海党中央《红旗》上称作“模范兵变第一声”。而宁都暴动，一下子过来一万七千多人，而且武器好，能打仗。
后来，季振同、黄中岳二人因有通敌的嫌疑被免了职，董振堂任五军团的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十五军是季振同、黄中岳的老底子，左权任军长，我调到那里任四十四师一三○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刘振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