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在同敌人“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蚕食”与反“蚕食”、“包围”与反“包围”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就扬言华北是它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要确保华北”。于是，对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动了多种形式的进攻，除了“扫荡”以外，它们更加重视对边区进行“封锁”和“蚕食”的活动。
在晋察冀，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O年开始，就着手建造割裂根据地的两条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从涿县经易县，穿紫荆关，过涞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妄图以此把北岳区北部与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南北走向，从易县经满城，过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敌人想借此把冀西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割裂开来。除此之外，敌人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另建封锁沟，在上述地区和平北地区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形势日益严重，敌人的“扫荡”、“封锁”、“蚕食”日趋嚣张。尤其是它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边区的威胁很大，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一九四二年秋季，晋察冀全区除北岳腹心地区外，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鼻子底下。它推行这种“堡垒政策”，无非是欺负我们没有炮，如果有炮轰击它的堡垒，它也就不能这样猖獗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封锁”和“蚕食”，边区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各边缘区，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堡垒，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可是，你夜里破坏了，它第二天又修了起来。日伪军可以随意抓许多老百姓来，逼着给它筑碉堡，挖封锁沟。我们毁，敌人修，你来我往地僵持着，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
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是接受了内战时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曾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主张，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
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我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会减少，但是，由于他们控制着交通线，兵力转移容易，为“确保华北”，将来对我大举进攻的可能还是有的。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时，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一月会议之后，我们的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于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平山县寨北村，由我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正式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地区，必须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
总之，反“蚕食”斗争，必须是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关键则在于，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站住脚，打破敌人单方面向我“蚕食”推进的局面。寨北会议之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他们派出的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挺进到敌后，有的分散到封锁线两侧，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团结人民群众，孤立敌人，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中，我们的武装工作队克服了重重困难。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到六米，宽四到九米，“封锁墙”高七到十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但是，由于我们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九月中下旬，我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们深入到敌后的小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以广泛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和宣传工作，使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
这时的日军成分，已不同于侵华战争初期，许多士兵是强征来的，新兵比较多，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用日语向他们喊话，讲些道理，还是能起作用的，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死心塌地为侵略军卖命的只是少数，我们的活动，促使他们更加恐慌或转而向我们靠拢。正当我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十月上旬，恰逢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叫嚷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党，肃正思想”，等等。我们及时地提出对策，进一步增派小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破袭，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
我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王京车站，烧棉花二十多万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另外几支小分队，分别袭击了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一时间，各据点的日伪军日夜惶恐不安，统治秩序大乱，迫使敌人不得不从第一线抽调更多兵力，加强后方守备。十二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发动了一次袭击，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了保定，日军对保定戒严三天，紧闭城门，到处搜查。我军在几天之中就俘获了近六千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
敌人困守据点，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通知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被迫取消。所有这些，给了冈村宁茨当头一棒。在我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们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各个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在北岳区，这期间，共收复和开辟了一千六百个村庄，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开始扭转了从一九四一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他们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由“五一”反“扫荡”后的隐蔽阶段，转为积极主动的进攻，在碉堡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摧毁敌伪政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攻心战”。
从寨北会议到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四百多次，毙伤日军一千九百多名、伪军两千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我们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五分之四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都为迎接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我对冀东考虑得更多一些。冀东地区处在华北敌人的深远后方，我们在那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必然会箝制敌人更多的兵力，对打破日军以北岳区为重点的“封锁”、“蚕食”计划，能起重要的配合作用。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冀东应该更有进展。在具体实施上，冀东的党政军领导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方针。
冀东地区自一九三八年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遭受挫折后，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领导下，经过当地军民两年多的努力，武装斗争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对冀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我军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冀东的同志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联结北岳和冀东的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经过挺进“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也逐渐扭转了严峻的形势，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
在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团结边区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边区的民主建政，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在边区政府诞生五周年的日子，召开了边区参议会。边区参议员早在一九四○年边区民主大选时，就已经选出，但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举行。
参议会是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参议员来自边区各地，其中包括部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代表。成员中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代表，部队的代表，共二百八十八人。他们代表着晋察冀边区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边区建设的大计。
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欣喜地为大会题了词：
“我们屹立在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
写这样两句话，并不单纯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代表们的情绪，它确确实实是五年多来，我们终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
边区参议会共开了七天，由我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向大会作报告，由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刘澜涛同志代表分局向大会提出了审议《双十纲领》的提案。然后，是全体参议员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来接着讨论边区政府的各种条例，但是因为敌情紧张，把选举提前了。选举结果是，成仿吾当选议长，于力当选副议长；宋劭文当选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当选边区政府副主任。我依旧连任边区政府委员。
到边区参议会召开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边区政府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二千万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权益；进行了各项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了生产，不断战胜敌祸天灾，改善了人民生活。五年来，边区军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受住了严酷的战火考验，不管敌人施展多少阴谋，依然不能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且我们愈战愈强，不断壮大。到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万人。从边区创建之日算起，五年间，我们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蚕食”进攻，作战一万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十七万四千多人，连同俘虏和投诚反正的，总计歼敌达二十一万三千多人。
胜利是辉煌的，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其中有许多老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都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土地上。人民群众为抗日而牺牲的人数就更多些。仅北岳区部队，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和一九四二年的几次反“扫荡”中，就牺牲了一千六百多位烈士，英勇负伤的达两千五百多人。
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一九四二年四月，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军区骑兵团长刘云彪同志，也不幸病逝。一九四二年底之前，还有包森、陈群、刘诚光、常德善、王远音、魏大光、陈锦秀、白乙化、许佩坚、朱潘显、李和辉、霍焕之、詹道奎、黄天、孙丕谟、刘开绪等六十多位团职以上领导同志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这些先烈，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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