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舒同陪同毛泽东、李先念、杨尚昆、李富春等与山东省干部合影。
九
1954年2月，舒同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文件。8月13日至14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舒同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1月，毛泽东在济南接见舒同、谭启龙时，提出要调舒同到北京，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说：“舒同当人民日报社长，还可以兼山东的省委书记嘛！在中央工作能统揽全局，掌握政策，必要时可以到济南来，指导山东的工作；兼省委书记又便于搞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对办好《人民日报》也行好处。”后来到1958年中共中央创办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时，原拟的编委都是在京工作的领导和理论专家，报毛泽东审批时，毛泽东又在名单上增加了舒同、陶铸和王任重等三位在京外工作的第一书记。1955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委书记处，由舒同、谭启龙和赵健民三人组成。
舒同到达山东时，山东正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12月，舒同主持召开中共山东省委干部扩大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山东省1953—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会议明确地方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为重点及地方工业为农业生产和国家重点建设服务的方针。3月，舒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会后，舒同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抓农业生产合作运动。7月，在研究确定下半年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村各项工作时，舒同按照毛泽东“山东还可以发展得再快一些”的要求，建议将准备再建1.5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改为再建2万个。1956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决议，将全省合作化的进程再度加快，将三年计划并为二年完成，争取1957年秋完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经过1956年底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至1957年上半年，全省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近52000处，参加农户近10810000户，占全省总农户的近96.9%。到年底，全省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同时，掀起全省重工业合作化热潮，到1956年2月底，除零星行业外，全部私营商业都实行公营合作，城乡零售小贩也大都纳入合作化轨道，或由国家委托代销、经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舒同和东省委领导山东人民提前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山东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文化现代化建设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山东省委成立由舒同任组长的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在全省开展整风运动，基本精神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有些批评相当尖锐，个别也带有煽动性的敌对情绪。6月上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展开，山东整风运动也随之发生逆转。到1958年整风运动结束时，全省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副省长和地方、厅局级领导干部被撤职者数十人，县处级干部被撤职者数百人，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达34800人。1961年，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庐山会议后被错整的人都要平反”的指示，至1963年2月，共为两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整风运动目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事情的发展却走上了歧路。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都造成严重后果。不仅使一大批人长期蒙受不白冤，而且使全党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改变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论断，造成延续20多年的“左”的思想的发生，严重影响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开展和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并影响经济逮设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建设事业的重大失误。对于山东反“右”运动，舒同暨中共山东省委对此都负有重大责任。
1957年11月，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致开幕词，代表省委提出1958年和“二五”、“三五”计划发展农业的奋斗目标，要求1958年保证生产粮食320亿斤，棉花456万担，花生23亿斤。舒同强调要抓住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三大关键，大力发展“三位一体”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作《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迅速掀起生产高潮，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这是山东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2月，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全党动员，大干十年，改变山东面貌的决议》，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掀起农业和工业生产高潮。会议前后，山东省委发动和组织全省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从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从而揭开山东“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山东根据形势发展，不断修改原来的计划，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1月，山东省第六次计划会议召开，确定当年山东国民经济“大跃进”计划，要求全省粮食总产量保证达到320亿斤争取达到350亿斤；棉花总产量改为480万担，争取达到535万担；地方工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10%，提高到20.1%，达到24.1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1.9亿元增加到2亿元。这已是一个冒进的计划。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济南视察工作，提出山东工农业“跃进”指标偏低的意见。山东省委书记处据此当即作了研究，改变工农业生产指标，重新确定当年粮食必成数（第一本账）改为350亿斤，棉花720万担，花生25亿斤，力争粮食实现430亿斤，棉花840万担，花生30亿斤（即第二本账），创造“百亩千斤队”、“千亩千斤社”、“万亩千斤乡”和消灭亩产250斤县，全省创造1000万亩高额丰产田。全省工业计划指标比1957年增长50%（第一本账），争取增长70%（第二本账）。由此，山东全省农业、工业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冒进”。从年初到10月，山东五次调整当年年工农业生产指标，给山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造成不良后果。
1958年7月16日，舒同陪同刘少奇在山东访问农民家庭。
1958年末，“大跃进”、大炼钢铁等造成的严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1959年春，粮荒遍及整个山东农村，其中济宁和聊城地区最为严重，因饥饿造成严重水肿病和干瘦病，大批饥民外逃。1959年春节后，席卷山东农村各地的粮荒，引起舒同以及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关注。为了解农村，特别是粮荒严重的地区情况，采取有效对策，山东省委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到济宁和惠民等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主要生产计划指标和包购指标，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紧急调运粮食返销灾区和缺粮地区。这些措施，缓和了全省的粮食紧张局面，外逃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疾病蔓延得到有效遏制。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一大批干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经济上中断了正在进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延续和发展，造成更大的危害，对山东工作也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山东又一次掀起“跃进”高潮，浮夸风、命令风等“五风”再度猖獗。再次“跃进”带来更大祸害，山东形成大面积的粮荒，饥荒袭击全省。舒同和山东省委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开展救灾活动，安排人民生活。
1960年9月，主管农业的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向中共华东局反映山东情况。10月20日至22日，在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省委工作中的“五风”错误。针对山东农业问题的严重情况，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和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汇报后，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意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主动承担所有责任，作了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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