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龙飞虎将军
梅园往事忆
龙飞虎
1946年4月下旬，我第一次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要从重庆迁到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是先来解决代表团的用房问题的。石西民同志和我一起到达，他的事情是交涉《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的事。为此，我们多次找国民党代表洪兰友，找社会局南京市长等有关部门和人物。开始，国民党方面准备把古楼附近的小山上的房子拨给代表团，我去看后，觉得地点偏僻，今后不利于我们与各方面的人来往，就以房子太小为由要求另选地方。后来看到梅园新村17号、30号地点比较理想，但当局要我们自己出钱买，需要50万元。我对他们说，这是南京，房子是搬不走的，应该你们出钱。大约在5月1日，国民党当局才通知拨梅园新村17号、30号给中共代表团使用。这时，代表团都要来了，可新房子内一切设施全无，我们又找当局交涉，急急忙忙地装电话，添置室内用物。经过匆忙准备，5月3日迎来了周恩来同志等第一批到达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
在南京，我主要负责中共代表团的行政处的工作。邱南章同志来后也负责这方面工作。行政处下设警卫交通运输科（科长由邱南章兼），会计科（科长李泽纯），总务科（科长梁隆泰）和收发室。会计科管理内部人员的津贴（当时分三万五、三万二、三万三级），还负责领导干部家属的救济、民主人士的活动经费资助等；总务科负责机关的伙食工作。5月下旬，又成立了文书科，科长王华生，何成湘协助工作，主要负责接待来访，抄送文稿，申报户口等工作。
在行政处的工作中，我更多的是负责安全警卫工作以及行政事务方面的对外交涉工作。“梅园新村”为党在白区的公开机关，经常有各方面的同志过往，有的有公开身份，有的是秘密的。迎来送往，保证他们在南京的安全，是我们工作任务之一。比如对中原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的安置转移。1946年，我军在中原突围，当时，对部队高级将领的突围路线以及整个突围步骤，周恩来同志都做了周密的考虑。如张体学旅负责掩护李先念等同志突围，然后张部又从安徽转到苏北吸引敌人。当时突围出来的许多干部都分散在各地打游击，条件十分艰苦，有的处境相当险恶。周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指示要通过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们秘密转移到南京来，以后这些同志陆续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式找到梅园新村。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户口，没有公开身份，因此不能公开露面，周恩来同志再三叮嘱，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我自然是严格执行命令。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同志见到我还说：“那时你把我们管得好严，我们想上街不行，想看场电影也不同意，一天到晚把我们关在家里，憋死了。”我说：“那是周副主席的命令，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嘛！”
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对梅园新村实行了严密监视，不仅在附近有固定的监视站，代表团驻地周围还有许多化装成各种人物的便衣特务，为了对付这些特务，保证来往的朋友、同志们的安全，周恩来同志要我们注意观察特务的特征，注意他们的活动规律，以便我们采取对策。有时候，我们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假象。
代表团到南京后，办公用房和住房相当紧，为此，我们自己出钱买下了毗邻的35号，并做了一些改造：堵死与特务监视站31号相通的大门，另开一扇小门与30号相通，在小院两边盖起两座小平房，既可供警卫人员住宿，又可阻挡31号特务的监视。在30号，也将院墙加高了一倍，还在前面的传达室和后面的晒台上面各加盖了一层小楼，挡住特务的视线，同时作为我们做保卫工作的同志观察周围特务活动情况的瞭望点，17号院内加盖的房子楼下是饭厅，也是周恩来同志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地方，楼上是工作人员宿舍。虽然加盖了一些房子，用房仍然偏紧，当时我和家属住在饭厅楼上，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孩子们睡床上，我只好睡床下，董老一家五口人当时也只住八平方米，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工作热情都很高。
中共代表团（南京局）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斗争和从事的国统区工作与战场形势是紧密联系的。周恩来同志是解放战争的指挥者之一，战场、谈判各方面形势都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前方，他要考虑如何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布置战斗，以利于谈判斗争；对国统区，则要考虑如何利用战事为谈判服务，考虑向人民宣传事实真相，教育群众，唤起群众进行反内战斗争，以配合支持前方。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苏北战场的形势，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提出应打歼灭战。事先他要我去苏北，了解淮阴、淮安我方的情况，如部队有没有打仗的准备，在哪里打合适……我到淮阴后，知道陈毅他们都做好了准备。我回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他立即报告了中央，中央派了滕代远同志来，范长江同志掩护我乘一架美军用飞机到了苏北，我军后来不失时机的来了个七战七捷。
我去苏北的另一个任务是要钱。在南京，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经费比较困难，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我们只好去解放区求助，在淮安方面的支持下，我带回了不少国民党的票子，用麻袋装好乘飞机运回了南京。
1946年6月23日，上海和平请愿团来南京请愿。到下关车站就被伪装成苏北难民的特务包围了。那天范长江同志去车站迎接，看到这个阵势，立即回来报告，周恩来同志让我以买车票为借口立即到车站了解情况，陈舜瑶同志也跟我一起去了，我们设法找了一辆美国军调处的吉普车，我身着军装（因我在重庆时公开身份就是十八集团军总部参谋）直奔下关车站。一到那里，正看到特务包围了阎宝航并要他跪下，阎宝航怒不可遏，痛斥特务。我和陈舜瑶挤到他面前，他认出了我，我们又进候车室，看到特务吵吵嚷嚷地把代表团团团围住，并开始动手。见情况不好，我故意对陈说怎么搞的不卖去上海的票，不卖算了，我们今天不走了，一面说一边让陈舜瑶紧跟我往外走，刚出来，特务就把车站大门关了起来，大打出手。我们回到梅园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七点多钟，有人报告说，人被打伤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连夜到医院看望伤员，周恩来同志还亲自给邵力子先生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当局派人探望和妥善安置伤员，严惩打人凶手。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特务一度放出谣言：“苏北难民”要包围梅园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周公馆，代表团为此作了相应的应付准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公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我方机构和人员的安全，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1946年9月底，形势日趋紧张，周恩来同志要我跟廖承志同志一起撤回延安。我们是乘美国飞机走的，同时带走了中原突围出来隐蔽在南京的一些干部，其中有周志坚同志（五师的一个纵队司令员）。事先我的名字并没有列入回延安的名单，我以送行者的身份去机场，在场监视的许多特务都认识我，飞机要起飞的时候我突然爬上去，等那些特务清醒过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好干瞪眼。这都是周恩来同志的妙计。对突围出来的干部，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回延安，因为他们很多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对这些干部的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才之心。周恩来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梅园纪念馆应该为他塑像。
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等地的全体工作人员撤回延安，两年零一个半月后，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人民获得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多次到南京，每次都要到梅园看看，这一段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进行斗争的往事永远令人难忘。（选自《龙飞虎纪念文集——虎穴骁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