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教《论语》中的一段话, “子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就问父亲:“孔夫子这样看待女子,难道他是没有母亲的吗?”父亲耐心地说:不是的,孔子的母亲是很贤良的,他只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对女子进行教育更困难些而已。父亲进而启发我说:自古以来,所有有所作为的名人,都离不开贤母良妻的教育和帮助,所以古代的女子也是要受教育的。女子教育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只不过现在的女子教育有了新的内容而已。古代就有好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良母贤妻,她们不但教子相夫,而且自己也有许多嘉言懿行留芳百世。
父亲最后说:“你不妨去读读《列女传》。”于是我就自己阅读《列女传》,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花木兰的事迹。我爱吟唱《木兰辞》,非常钦佩她的孝友智勇:代父从军是 孝；“木兰无长兄”,她只好代替年幼的弟弟去从军,就是友 爱;在军中作战勇敢,立功之后功成身退,而且在十二年的戎马生涯中,没让人发现自己是位女郎,这不是智勇双全吗?所以我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除了自修经史,父亲给我订了一些课外阅读的书刊;还让我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办的英文函授补习学校的函授课程,每 次我寄送去的考试答卷都得了满分。
此外,父亲还请了一位唐老师教我算术,准备我将来以同等学力去报考大学。那时,考 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呆板地按照学校里规定的课程内容进行高考,不一定要有中学毕业文凭,只要你真有知识,也照样可以考上大学。不少家庭的子弟,不上中学,而是在家自学,同样可以考取大学。
我除了自学父亲给我规定的课程外,最喜欢的就是看小说。因为我睡在父亲的书房里,那里有很多书,除了众多的经史典籍外,也有不少旧小说。我最喜欢看的是《三国 演义》;至于《红梦》,我却并不喜欢。可能我这个人虽然是个女孩子,却多少有些男孩子的阳刚之气,不太懂得、也不欣赏那些缠缠绵绵的男女爱情故事。
总之,我没有沉醉于那些言情小说之中。但我读了郭沫若所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 恼》后,倒是很欣赏的,认为它很真实地反映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制度束缚、渴求个性解放的困扰和苦闷心理。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小说中,我很喜欢看茅盾所写的小说。通过在家里多年的自修,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文基础,使我参加革命担任秘书工作时,能毫无困难地作会议记录、拟写宣传大纲和标语、制定规章制度等等。这一方面是靠自己勤奋学习,另一方 面则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那时,妈妈还要求我在每个星期都抽出两三个小时,学些刺绣、踩缝纫机等女红。我虽然学会了绣十字布等简单的刺绣工艺,但湘绣的精细手工就没能精熟；烹饪方面也没有学到妈妈的本领,到现在还觉得挺可惜的。
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在那里所接 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革命种子。七年以后,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决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所以,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五四运动的启蒙。
从小备受父母宠爱的我,又怎么会忽然离家献身革命呢?当时我对革命大道理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动机只是反对 家庭的包办婚姻。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对方是位娇生惯养、脾气很大的公子少爷,比我大四岁,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已抽上了鸦片烟。
我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就已听说了这件事。回家后就向父母抗议,不愿嫁给那人。但父母认为,一方面是看在媒人的面子上;另一方面是对方的父母也与我家有过友谊交往,已经订下的婚约,不好意思解除掉。于是只好再三劝慰我,让我先嫁过去再说。
我难违亲命,1923年就与对方拜堂,正式成亲了。因为是铁路局黄课长家的大小姐出嫁,特意包了一节车厢,父母为我预备了丰盛的嫁妆。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风光,但是嫁过去之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恶习惯, 他不但抽鸦片,还随意打骂家里的丫环。虽然他还不敢打骂我,但我却觉得嫁给这样一个丈夫,这一辈子岂不完了吗?因此非常痛苦,郁郁寡欢。后来趁父亲前来探望我。我偷偷地写了一张小字条塞给他,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我回家去。
1925年。父亲以母亲生病为由,叫舅舅接我回家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户人家。这时,正好赶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父系很崇拜秋瑾这位妇女革命先烈,而秋瑾也是因为对家庭包办婚姻不满意,独自去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投身于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我以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先烈为榜样,对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奋起抗争。幸运的是我父母开明,支持我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26年的春天,广东方面已经在准备进行北伐战争,粤 汉铁路的工会亦对北伐予以支持和声援。潘炳文表兄经常给我家带来铁路工会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准备北伐的文章、传单、简报。我从中知道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茶,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领导骨干,特别是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下的广州妇女运动,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父亲和我一起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新 三民主义学说和《总理遗嘱》:“深知欲达到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推动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兴起起了巨大的作用。父亲认为,孙中山先生从同盟会时期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晚年提出新的三民主义,实现国共合作,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父亲很热心地欢迎和支持北伐战争,认为这样可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想。
我的求知欲极强,又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运动,摆脱封建包 办婚姻的族权、夫权对我的束缚,求得自身的解放。正好这时, 从铁路工会的传单上得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我就在父亲的默许和支持下,带了一点钱,从武昌渡过长江,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会的人,他们问我的身份,我说是个学生,现在又是个家庭妇女,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我 说,读了他们的传单后,认为烟草公司的女工姐妹们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都是非常合理的,决心走出家庭来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正在对谈中,遇到了在那里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子芬同志。他接见了我,并跟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出身经历,我都如实地对他讲了。他说: “欢迎你前来参加革命,我介绍你去见一位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杜韫章同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章蕴 同志)。”
那时杜韫章同志是中共党员,任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她接见我时说:“欢迎你参加革命。首先把你的长头发剪掉!”我感到很高兴,这不就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先要把辫子剪掉一样吗!就忙说:“好的!”立即去理发店剪掉了长发。回家后,兴奋地将这一切向父母亲报告, 他们都对我的举动表示支持,还说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领导人,这也是奇遇。就这样我离开了家里,搬到妇女部和总工会共同的招待所,和同志们一起住集体宿舍了。
过了没多久,大约是6月下旬吧,李子芬同志找我谈了好 几次话,让我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问我有没有愿望参加共青团。我说自己刚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需要有领导和组织上的帮助,这将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有决定性的意义,我非常愿意加入共青团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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