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船融媒》 撰文：王梅梅 编辑：朱向锋 该文首发于2019年7月11日
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党建公开课》系列近期正式开课，开国中将刘忠之女刘蒨作为嘉宾，讲述了长征时期发生在父亲身上举足轻重的侦察故事，让观众意犹未尽。
刘忠之女刘蒨（摄影/王学民）
近日，红船编辑部对刘蒨进行了专访，在她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原来刘忠将军就是一本“故事宝典”，从年轻的泥瓦匠，到侦察科长、军队院校的功臣，再到退休以后仍心系群众的亲民将军，他的非凡一生值得回味。刘蒨讲述道，抗日战争时期，刘忠曾奉命护送邓小平政委去中条山开辟根据地，期间他们被日本鬼子包围，刘忠率领部队掩护邓小平在山里辗转20多天才冲出重围。邓小平当时笑着对刘忠说：“你这次护驾有功啊！”
小时候因穷困辍学，当了泥瓦匠学徒
刘忠中将资料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6年，刘忠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才溪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刘忠的爷爷病故后，家里没钱安葬，借了钱才料理了后事。他父亲又得了重病，也没钱看病。小时候的刘忠常常跟母亲上山挖野菜、砍柴，生活非常辛苦。有一次过年，地主来家里收租，父亲割了一小块肉准备当年夜饭，地主一看就把肉拿走了。最后一家人什么都没吃上，就着野菜和糠马马虎虎过了年。这些情景刘忠从小看在眼里，他特别痛恨地主、老财主。
刘忠读过几年私塾。刘蒨说：“爸爸有一个特点，看过的书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每次考试都考第一，老师们很喜欢他。”读完两年以后，母亲实在借不到钱了，老师就让他又免费读了一年。读了3年私塾后，刘忠算是有一点文化底子了。
12岁的时候，辍学的刘忠被母亲送去学泥瓦匠。学徒的头三年只是为工人做饭，但是因为年纪太小，提水都很吃力。聪明的刘忠就在土墙上挖了个洞，把水桶吊在棍子上，利用杠杆原理往灶台上抬水。三年间，刘忠受到过很多打骂，三年过后，才真正开始学习做泥瓦匠。他每天跟着师傅去各乡盖房子，倒也涨了不少见识，直到共产党来了家乡搞农民暴动。
在农民暴动热潮下，刘忠曾受地下党派遣去参加帮会的暴动，和帮会的人杀鸡拜把，但那次暴动因不成熟失败了。后来刘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最后一次暴动成功了，还成为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刘忠加入共产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古田会议的时候，刘忠带着十几名赤卫队员参加红军。
漳州战役上打下一架飞机
红军时期，刘忠晋升很快，1932年就成了团一级干部。刘蒨认为，这跟父亲打仗勇敢，还有点文化有关。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刘忠参加了漳州战役。神奇的是，时任红11师33团政委的刘忠，在漳州的龙山顶上果断指挥部队架上机枪，由副团长陈冬生亲自用机枪打下了敌人第一架敌机。
当时红军的武器很差，基本上以大刀长矛为主。对方飞行员飞得很低，似乎在向我军挑衅。刘蒨说：“红军一有行动，飞机就在天上跟着飞，我父亲就气得要命。”于是，刘忠就叫来陈冬生副团长，陈冬生原来是国民党机枪连的连长，枪法很好。于是陈冬生架起机枪亲自打，把飞机上的驾驶员打伤了，飞机只能迫降到漳州机场。漳州战役胜利以后，刘忠还带人去机场看了那架飞机。
不过，刘蒨强调：“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抗日神剧情节，当时我父亲的部队打伤的是飞行员。”
1932年漳州战役红33团击落的敌机（刘蒨供图）
刘忠当选侦察科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准备战略转移。这种情况下，一军团决定成立侦察科，挑选侦察科长的时候，选择了刘忠。左权参谋长对他说：“你当政委的时间长，又兼任团长，打仗很勇敢，我们相信你能胜任这份工作。”
接着，左参谋长叫来管理科长王礼，给刘忠派一个警卫员，配一匹马；又交代教育科长陈士榘给刘忠找侦察工作有关书籍，帮助刘忠建立好侦察科；还叫作战科长聂鹤亭把原属作战科管的侦察资料，侦察参谋人员及便衣侦察队等，移交给刘忠接收，作为成立军团侦察科的基础。红军一军团侦察科成立后，从作战科调来3个侦察参谋：毛教清、苏孝顺和李廷赞同志，并将军团便衣侦察队的30多人交给侦察科。这些侦察员是经过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技术本领高。
刘蒨介绍道：“侦察工作包括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战略侦察，就是部队要去某一个地方之前，要知道敌人的兵力部署，有时候向敌方打几枪，这是火力侦察；还有捕捉俘虏，那会儿叫'抓舌头’，就是从俘虏嘴里问出来敌方部队的番号，执行什么任务等等；有时候还要佯攻，长征时侦察科奉命曾佯攻过昆明、雅安，迷惑敌人我们的行动方向，钳制、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长征中，刘忠奉命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前面，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他们经常乔装成国民党的部队，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敌战区，探询前进道路，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智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一致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
刘蒨表示，侦察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辛苦的工作。通过哈达铺的时候没有地图，每天要找到至少20个向导，还要调查前方150里的情况，这些情报决定着部队的行动方案，很辛苦。
红一军团骑兵团是如何成立的？
1935年10月7日，已到了长征末期，陕甘支队过了六盘山，刘忠抓到敌人两个骑兵侦探，得知前面的青石嘴有东北军两个骑兵连在歇马。
正是送上门的肥肉！毛主席、彭总命令部队突袭消灭了敌骑兵团。当时对方已经歇下脚，毫无防备，几十分钟就解决战斗，我军缴获了很多马匹。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向刘忠提议，先把侦察连变成骑兵连，这样侦察效率也高。慢慢地，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特别支队成立，下辖四个骑兵连，中央军委任命刘忠为特别支队（骑兵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刘忠先后率领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斗、东渡黄河钳制阎锡山部队、先期与二、四方面军接头会合；西安事变时携带彭总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南下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与其接头做张学良、杨虎城起义军的后盾等任务。这支骑兵部队为红军东征、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时期，泥瓦匠出身的刘忠派上用场
1936年12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抽调大批高中级干部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刘忠被选调去参加学习。刘蒨兴奋地讲道：“一听说又能学习，我爸爸高兴坏了！”学习一向优异的刘忠毕业后留校做了领导工作。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刘忠亲历了5期。
1937年，刘忠任抗大二期六队队长时，因学生太多，住宿成了一大问题。当时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听说刘忠是泥瓦匠出身便找到他，刘忠倾尽全力，发挥自己泥水工出身的特长，带领学员察看地形、做图案，仅用10天时间挖好30个窑洞。
罗瑞卿副校长赞不绝口地说：“刘忠，你真有两下子。”1940年11月，刘忠调任抗大六分校校长，在河北涉县、山西武乡地区办校，为部队培养精英，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为何对他说“护驾有功”？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2月，刘忠任129师386旅副政委，5月调任豫晋联防军区司令，奉命护送邓小平政委去中条山开辟根据地。
5月9日晚上，他们刚开了个小会，吃点东西就睡了。刘忠妻子伍兰英起夜的时候发现周围山上有动静，仔细一看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了。伍兰英赶紧去叫刘忠，刘忠一骨碌爬起来去找邓小平。刘忠率领部队掩护邓小平在中条山里辗转20多天才冲出重围，终使邓政委等领导安全脱险。邓小平政委当时笑着对刘忠说：“你这次护驾有功啊！”
1943年2月，刘忠调任386旅政委兼太岳第二军分区政委，1944年4月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4月任太岳军区司令员。
夫妻双双登上领奖台
解放战争期间，刘忠率部参加了上党、闻夏、同蒲、临（汾）、浮（山）、晋西南、汾孝、临汾、晋中、太原、成都、西昌等战役。
上党战役中刘忠任386旅旅长，为上党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武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刘忠发明了“一瓢水”战法，率部十分钟成功攻克长子城，以弱胜强。接着胜利完成了老爷山打援、桃川追敌等战斗，此战为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临（汾）浮（山）战役中，刘忠任四纵参谋长，亲自在前线指挥所监听敌人的电话，掌握敌人动向并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成功将国民党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天下第一旅”歼灭，活捉了旅长黄正诚，三战三捷。
1946年10月，四纵在山西沁源县郭道召开了纵队英雄、模范大会，会上通过民意表决，经五个旅一致推举，参谋长刘忠被晋冀鲁豫军区评为战斗英雄。（根据当时规定，旅以上干部评“战斗英雄”需经中央军委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刘蒨还说：“我的母亲伍兰英在四纵干部家属学校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夫妻双双登上领奖台。”
红船编辑部了解到，伍兰英（1916-1982），四川苍溪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曾任31军91师宣传队长，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1934年初，担任川陕工农民主政府财委会司务长。1937年由团转党。1935年参加了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连长；太岳军区三八六旅卫生处指导员，太岳二分区干属纺织所指导员，太岳四纵干属学校党支部书记等职。1946年被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评为“劳动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伍兰英任南京军事学院军需处管理员，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院务部协理员等职，1960年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红色题材电影《铭心岁月》就是以刘忠将军的夫人、刘蒨的母亲伍兰英为原型，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伍兰英感人肺腑的家国故事。
八路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颁发给父亲的战斗英雄奖章和母亲的劳动英雄奖章（刘蒨供图）
刘忠是军队院校的功臣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刘忠从西康军区司令员调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当时川西军区决定抽调60军、61军、62军各一个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军，由刘忠任军长准备赴朝作战。正当他整装待发之际，西南军区司令部转来一份中央军委的电报：“令调刘忠为陆军大学校务部长，立即到职。”刘蒨透露：“父亲当时真希望去朝鲜作战啊，他找过老领导贺龙、邓小平，又飞到北京想找老领导聂荣臻、罗荣桓请求赴朝参战。当他在北京见到军训部长萧克时，才得知这次是刘伯承元帅点的将。”
陆军大学将于次年1月15日开学。刘忠说，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听从党的召唤。他不敢怠慢，匆匆前往南京报到。刘帅一见到他，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刘忠同志，到了好，就差你这一脚了。”至此，刘忠开始了他后半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院校的缘。
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战役系，刘忠成为被选调入该系学习的52名学员之一。兼职学习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精力和心血，他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加班加点的学习。1957年10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后又改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正当刘忠准备赴任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让他暂时不要动。原来又是刘伯承元帅向军委提出要他随之前往北京筹建军队的最高学府“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刘帅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办院校要有一支高水平的领导干部和教员队伍，刘忠同志该留给我筹建高等军事学院。”正要赴任兰州的刘忠，又接到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新任命：“刘忠为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部长”。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刘忠以大局为重，毅然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听从中央决定。”
刘蒨动情地表示：“父亲一生在5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有30多年从事人民军队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解放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部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军政大学副校长。为我军院校建设和教育工作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父亲不愧是我军建设院校的功臣。”
“父亲不让我们以将军后代自居”
被问及父亲母亲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刘蒨的目光渐渐柔和下来。她说：“我爸爸妈妈为人厚道，妈妈是农民出身，她对工农群众有很深厚的感情。院子（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里的老职工都是我爸爸亲自招来的，他们去世以后我爸爸都会去家中亲自慰问。”
北京高等军事学院老校门（刘蒨供图）
在刘蒨的记忆中，家里来了剪修树枝的工人，母亲伍兰英都会热情招待：会抽烟的递烟，不会抽烟的喝茶，家里有西瓜就切西瓜……平时生活中对他们的帮助更是家常便饭。有个老职工第二胎生了双胞胎，生活困难，伍兰英每个月给他们家定牛奶，一直到孩子们三岁。还有职工家里遭灾来借钱，伍兰英直接给了50块钱，并表示不用还。刘蒨说：“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没留下什么钱，她都用来帮助别人了。”
一直以来，刘忠、伍兰英夫妇在这个院里威信都很高。像父母亲一样，刘蒨还把很多老职工叫到一块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们了礼物，使这些老职工都很感动。
刘蒨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我的父母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着我党我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长大后，他们要求我们不以将军后代自居，不搞歪门邪道，要堂堂正正做人，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教育我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生不能做坏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好。”
据了解，刘忠对自己的孩子也有他们独特的教育方式，笔写（写回忆录）、言传（讲革命故事）、身教（以身作则）是他对子女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三部曲”。他要求子女生活上不准特殊，学习上要刻苦认真。只要有机会，刘忠总是带上儿孙回老家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还亲自为儿孙们讲解才溪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在才溪乡著名的“光荣亭”“列宁堂”前合影。
相关链接：刘忠生平
刘忠，1906年中秋节生，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参与领导才溪农民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司令部侦查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长征尖兵”。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区司令员兼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三八六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军长等职。
解放后，刘忠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院务部长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物质保障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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