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7 月上旬到8 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中间，彭真同志通知我到会。我原以为是要汇报二机部的工作，便做了些准备。到北戴河后，彭真同志说，二机部的工作不要汇报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不成立政府。这是一项十分必要和适时的重大措施，准备派你去东北局任书记。并说，成立中央局，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能够腾出手来更多地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问题，更好地领导全国的建设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地区情况的结合，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各大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战略部署的完成。
听了彭真同志的谈话，我感到大区的任务很重，中央对大区的期望很高，担心个人难以胜任，又考虑到在二机部工作几年，对原子能工业还是有感情的。因此，对到东北局工作有些犹豫，便找了贺帅、聂帅、罗总长等几位老总，向他们讲了我愿继续留在二机部工作的想法，他们也同意我留下来。嗣后，又找小平同志谈了我的想法。见到小平同志，他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这样，根据中央的决定，我由二机部到了东北局。
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立六个中央局是当年九月。开始，中央和我谈由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黄火青、吴德同志为书记。
后来经过我们的建议，十月下旬接到中央关于东北局组成人员的决定的电报。由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同志任书记，喻屏、强晓初同志任候补书记。东北局成员由十八人组成，除上述人员外，还有赖传珠、冯纪新、关山复、周桓、白潜、王新三、倪伟、李范五、赵林等同志。后来，顾卓新同志于1962 年从国家计委调到东北局任书记。
关于东北局的工作任务，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局的时候，小平、彭真、富春同志都曾谈到过。他们讲了三条十四个字：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十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对东北局怎样做工作又提出了十六个字：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当时，东北局书记处的同志都感到任务很艰巨，工作是够我们做了。东北局第一次会议就议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从东北局来看，最重要的是“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做到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我的理解主要是要我们紧密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有些具体指示，在东北地区贯彻确有困难的，应当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性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地区更好地贯彻执行。
东北局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60 年11 月初于长春南湖招待所召开的。为什么在长春召开呢？8 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小平、彭真同志找我谈话后，9、10 月间，我在黑龙江省委强晓初同志陪同下，到东北三省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情况。关于东北局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当时考虑，长春地理位置居东北地区的中心。经过研究，大家建议设在长春。后来，周总理的意见还是设在沈阳，因为沈阳历史上就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东北局机关就设在沈阳了。东北局一次全会之前，曾开过预备会议，中间，周总理把我、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四人找到北京，指示我们立即飞鞍山，在鞍钢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保钢的问题。
所以，原来预定在10 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推迟到了11 月初。由于北京中央的会议上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使东北局第一次全会的思想更明确了，会议的内容也更充实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和三省省委多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东北地区的形势，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特别是着重讨论农业问题，以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紧急指示信为中心，安排当前的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届东北局是在1958 年建立的原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原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是欧阳钦同志。在东北局成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北协作区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作了许多工作，为东北局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第一次全会再一个内容是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国防问题，会上请沈阳军区曾绍山同志作了专题发言，留待以后的书记处会议讨论。
会上，我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东北局工作的指示，然后由欧阳钦同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黄火青同志作了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吴德同志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及关于发展东北地区农业的十个问题的意见，并由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讲了九个问题：
一是形势问题。当时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支援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农业机械化已有初步基础，农村都已实现了公社化，正面临全面展开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还不相适应，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还不相适应，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用不上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当时也是逐步明确的，而且对这一方针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不断加深。在实行中必须把农业摆在重要地位，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地位。如果摆不适当，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贯彻政策问题。那时提政策问题，是事出有因的，即“五风”。盛行引起来的。为了纠正“五风”必须坚决贯彻政策。特别是“共产风”，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生产力。必须严肃认真地遵照中央的政策，彻底纠正。
第四个问题是作风问题。除“共产风”外，一些干部中的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也是必须纠正的。纠正这些坏作风要对症下药，一个总的药方，就是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没有这一条，就做不到实事求是，也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几种坏作风也难以纠正。
五，工业问题。强调了在东北地区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前提下，工业的重要性并未减弱，任务并未减轻。相反的，东北地区的工业要进一步大力支援全国，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彭真同志向我谈东北局任务时这是第一条。同时，工业还要支持农业，这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六，关于目前工作安排问题。东北局刚刚成立，全地区面临的工作很多。如生活安排、征购粮食、贯彻“农村十二条”、整 党整社、冬季生活和明年工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编制明年经济计划、基层选举、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接收移民等。工作任务是繁重的，都必须做好。当时东北局摆在最重要位置的是两项工作：一是安排群众生活，二是农村整党整社，通过抓这两项带动其它工作。
七，加强国防问题。那时，东北地区，国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是中央指示东北地区的三大任务。东北是一个战略地区，必须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鉴于这个问题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留待以后书记处专门讨论。
第八，讲了东北局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东北局的工作机构是本着精干的原则建立的，全机关暂定编制710 人。调配干部的原则也是既照顾中央局的需要，又不过多地削弱各省的力量，因为全地区的工作主要还是靠各省来做。
第一次全会之后，经书记处研究确定并报中央批准，配备了东北局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强晓初兼任秘书长，喻屏兼任组织部长，关山复任宣传部长，倪伟任计委主任，王新三任经委主任，冯纪新任农委主任，白潜任财委主任，冯秉天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关于书记处的分工，除由我负责全面领导外，欧阳钦同志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同志负责财贸和政法工作，黄火青同志负责工业工作，吴德同志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同志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同志协助欧阳钦同志处理东北局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总结发言最后，讲了一个团结和学习问题。强调把国内工作做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做好工作就要加强团结，加强学习。
在学习问题上，要采取认真的态度，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把工作做好。
1965 年，东北局人事作了一些调整。鉴于赖传珠同志去世，白潜、冯纪新、关山复同志相继调离东北局，沈越同志任计委主任，倪伟同志任财委主任，喻屏和强晓初同志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工作。东北局委员新增加了曾绍山、吴宝山、沈越、张树德、李治文、徐元泉、于林等七位同志。
总的说，东北局的班子是团结的，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局的领导集体团结一致，齐心努力，同东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推进东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我个人来讲，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如在一段时间里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等。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东北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在我主持东北局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出现的问题，当然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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