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扫荡”时，敌人到处奸淫妇女，抓“花姑娘”，冀中广大妇女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安新喇喇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敌人堵在屋里，她拼命抵抗。当她父亲冲上去与敌人搏斗时，她手手疾眼快，抄起一把菜刀，把敌人的脑袋砍掉。广大妇女为了保护干部，青年妇女往往把干部、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老太太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保护干部。安平县佟家羽林，有母子俩，母亲姓范， 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儿子姓佟，当时只有十二岁。敌人先打母亲，逼她指出干部，她一口咬定说不知道。接着敌人把儿子拉出来先是毒打，母亲忍着悲痛，高声叮嘱儿子：“你死了也不能乱讲，可不能给祖宗丢人留骂名！”敌人威胁、利诱，把孩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最后说： “没有法子，老百姓通通八路的干活！”
武强县十三岁的少年温三郁，家里挖了个地道，把八路军藏在里头。包围村子的敌人进了他家，问有没有八路。他说： “没有！”敌人不信，一刺刀把温三郁的母亲刺倒在地，又当即带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敌人瞅温三郁小，先是威胁利诱，继而拷问，强迫他交出八路军。温三郁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是八路！”敌人在屋里屋外乱搜一气，突然发现了地道口。这时，洞里的人开了火，敌人倒下好几个。敌人不敢往里冲，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剁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上打 了一枪。恰在这时，游击队赶到，在村外袭拢敌人，敌人这才撤走。地道里的人钻出来，把温三郁救醒，他满带豪情地说： “叔叔，我什么也没给敌人说！”说完，又昏了过去。
在深南县王家铺村，日军为了捕捉在这里隐蔽的八路军， 抓了村里二十七个群众，用刺刀顶着他们的胸口，以杀头相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地点，二十七个人无一个开口。敌人杀了一个，他们不说；杀了两个，他们还是不说。日军暴跳如雷，一连杀了十四个。可是，剩下的群众仍然只字未吐。
在深县，日军包围了一个村庄，要在群众中找出武委会主任。群众都说他们村没有。日军便一个一个拷打追问。二十个青年中，有干部，但谁也不指认，青年们被日军一个一个地枪杀了。武委会主任为避免群众继续被杀，即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武委会主任。日军又追问他农会、青会、工会主任、村长是谁。武委会主任说，都是他兼任。又追问他妇救会主任是谁，他也说是自己兼任。日军问他，不是女的怎么兼任。他说，八路军在村里，不成立妇救会不行，妇女大都不愿出来干，他也就兼了。最后，这个武委会主任被残杀，光荣牺牲。
安平县刘庄村青救会主任、共产党员刘志清，带领六名青年破坏敌人的电线，被敌人发觉。刘志清掩护六名青年脱了险，自己却被俘了。敌人用火烧，警犬咬，刺五指等各种毒刑折磨他，但他没向敌人说出一句话。敌人摆下铡刀要铡他，他高声大骂：“混蛋们，中国人决不出卖祖国，出卖民族，永远不会屈服！”并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就义，敌人始终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是哪村的人。
深泽县的日军，为了使广大群众当顺民，便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和镇压。一次在马铺村捆绑了十五个青年，当着全村群众的面，让青年坐在凳子上，逐个将头压下浸在水桶里，活活淹死。当浸到第七个人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挣脱双 手，高喊着向日军扑去。周围的群众狂怒而起，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抓起板凳、砖头、铁锨、木棒，不顾一切，像潮水一样向日军涌去，把十二个日军全部打死，夺了他们的武器，随后全村群众分散到各村里去。这一抗敌壮举，和许多的英烈事迹，传播出去，更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抗日激情。
无数这样的英烈事迹教育了人民，形成一项公认的道德标准：坚决抗日，坚贞不屈，为国牺牲，受到人民的无尚崇敬；在敌人面前供认出抗日人员，就是没有骨气，就是脓包，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在党的领导下，民族正气得到发扬，人民显示出崇高的英雄气概，这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战胜日军侵略者的根本保证。
敌人还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大乡长、保长、甲长和联络员，一家藏匿抗日人员，全甲连坐；并要各村联络员每天到据点报告情况，还在伪组织人员中发展情报员、坐探等特务组织，以监视我抗日活动。威胁伪乡长、保长，强令干部、党员自首，否则洗劫村庄。强迫百姓照相，登记户口，领“良民证” 无“良民证”的，查出后即按共党、抗日论罪。
敌人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强征五年的税务，还抓人赎人， 敲诈勒索，大量抽丁抓夫，自带衣食，充当劳役，使田园荒芜，加上旱涝灾害，群众生活极端痛苦。
敌人的法西斯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冀中男女老幼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老子有一句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敌人越残暴，人民的斗志越坚强；环境越是艰苦复杂，人民对敌斗争的办法越多，越巧妙、灵活。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当时是人自为战，人人为战，男女 老幼都是战士。日本侵略者的空前残暴，结果把它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敌人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并没有摧毀冀中根据地，没有达到对冀中的“确保占领”，自然更谈不到对华北的“确保占领”。为此，冈村宁次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想在华北地区推行“新国民运动”。实际上，这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或者可以叫作“第五次强化治安”，其手段更加残酷，也更加狡猾。
敌人首先决定，在高阳、任丘两县搞“新国民运动”的示 范区。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崎和助平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新国民运动” 。目的就是要在冀中和华北“剿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彻底摧毀冀中抗日根据地，掠夺人力、物力，变冀中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敌人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计划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开始，至一九四四年三月，用七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突击示范的具体办法是，在城乡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强力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这六条内容是：一、皇军到达村境，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问话，绝无虚伪之陈述；三、反对八路军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四、为皇军迅速提供所得之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反；六、如有违反，情愿甘受任何处罚。意在强逼群众发誓，忠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一九四三年八月下旬，山崎和恒尾带领示范队来到高阳，召集日伪头目开会，部署“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的计划。会后，恒尾留在高阳，山崎又到任丘召开同样性质的会议。然后，先将“誓约”印发各村，要人人背熟、执行。
八月二十五日，在高阳和任丘同时开始突击示范。先在 各村召开“反共誓约”会。驻高阳和任丘的日伪军，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亭章等四人从房沿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 说完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露。
恒尾在东留果圧杀人时，头一天先通知，开会时不准缺人， 还让周围村圧各派二人去参观。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一百多人包围了村庄，进村后见人就打，群众被赶到街心一个广场开会，四周围架着机枪，边开会，边挖坑，准备埋人。恒尾问， “谁是武委会主任？”冉聚华站起拍拍胸说：“我是！”恒尾把冉聚华推下坑去就活埋了。随后又在一个叫高大管的头上画个圈，示意要活埋。高林站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 高林愤怒地回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敌人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 村没有驻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两个人，埋了三个人。并且带走了姚未、郭小全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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