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娄山关、遵义一带大败敌军，又南渡乌江、北盘江，浩浩荡荡向云南进发。进军途中，我们红色干部团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军校合并改编的。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另外还有一个上干队。学员除上干队的以外，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一些朝气勃勃、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
四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浃背。白漂漂的水田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树木丛生，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
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十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部队一面观赏春色，一面前进，情绪很高。一天晚上，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我起来查哨，走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
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睡觉呢？正在向哨兵询问，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是周恩来同志。我立定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 他说：“还没有。查完哨了吧！来，进来坐一会儿。”
这是一所地主的宅院，房子比较整齐。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炯炯有神，唉!首长们劳累得厉害哪。
坐下以后，周副主席问我：“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我回答说：“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接着他又问到我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等情形，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
周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打得很好，要保持这个光荣呀。”说完他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我知道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在当时能弄到几块饼干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我急忙说：“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肚子还发胀呢。”
周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前，再三要我吃，我只好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他仍像在考虑什么，一直没有说话，最后才说：“好吧！不早了，休息去吧。”
从副主席屋里出来，心中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我连情况，是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又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二天，学员们都抓紧时间清理个人卫生和补充粮食。一些人围着支在院子当中的一口大锅烫虱子；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碾米；有些人在补衣服；还有些人在擦枪、磨刺刀。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一面打，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谈论着。
一个学员说：“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我们倒停下不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他一说完，就有人答腔：“这有什么奇怪的，一定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需要准备准备。”
又有人插嘴问：“你说有什么大任务？是攻打昆明呢？还是抢渡金沙江？”这一问，没人作声了，都拿眼睛朝我看。我说：“上级没指示，谁知道干啥呢。”
下午，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我心里本来就着急得不得了，这一问更觉得急躁。于是决定出去转转，打听打听消息。
这个村子倒挺大，有二三百户人家。绿茵茵的水田围着一所所竹篱茅舍，显得十分清静。老百姓的生活也还不错，比贵州强多了。少数民族群众也不少。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欺骗，每家除一些老幼妇孺以外，年轻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
在一所小学校门前，一堆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我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心里一喜欢就捡了起来。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靠向导带路，连个东南西北也摸不大清楚，有了这张地图，虽然简单，却比没有强多了。从地图上看，我们要北上，一定要过金沙江。那里敌人的防守一定很严密，如果强渡，少不得又是一场大战。
回来经过中央机关门前，看见人来人往，匆匆忙忙，像是在开会。虽然其中也有认识的，但也不好意思问。看样子，在我们的长征路上，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
第三天上午，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已经快形成包围形势了，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命令。每个人的心情，都越来越不安。
中午，我突然看见团部传令兵朝我们连里走来，我赶忙迎上去问：“团长叫我们吧?”传令兵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真的了，心里一高兴，拉着李指导员就往团部走。
屋子里坐满了人，除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以外，还有几位认得和不认得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道，看样子正在开会。
我俩进去后，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把抢夺皎平渡渡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团。我团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队，你们五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 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
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 “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我听了心里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和李同志紧紧地握了握手，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出发时间，便回到了连里。部队进行了动员、轻装后，饱饱地吃了一顿饭，便沿着一条通往金沙江的小路出发了。
我和副营长霍海元走在前卫排后面，指导员和工作组走在部队的最后。我连的学员们自从在遵义、土城打了两个漂亮仗以后，士气很高；又经过两天休整，恢复了体力，加上这次又担任了渡江先遣支队的前卫连，更是劲头十足。一路上虽然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道路，太阳又晒得汗水直流，但不仅没有掉队的，连叫一声苦的也没有。我们以每小时十多里路的速度，走了一个通夜。
天亮以后，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冷饭，喝了几口冷水，一气又赶了七八十里。
队伍翻过了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了，我们决定休息一下。趁这个时间，工作组的李同志和我们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决定一到江边，首先歼灭江这边的守敌，然后夺取船只，强行渡江。打垮或歼灭对岸守敌以后，巩固渡口，迎接后续部队过江。
我们快要抵达江边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远远看去，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分不清哪儿是树，哪儿是石头。山前面，金沙江像一匹摊开的灰布，也看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山、河连接的中间，已经亮起了点点闪烁的灯光，像敌人的眼睛在窥伺着我们。
谁知道敌人发觉了我们没有呢?可能已经在等候我们了吧?如果是这样也好，让我们见个高低。想着想着，已经快到江边了，我向后传出口令：“前面就是金沙江，做好战斗准备!”
黑暗中，前卫排一排长忽然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了情况。原来在我们进入云南以后，敌人担心我军抢渡金沙江，所以连日来调兵遣将，在金沙江对岸几百里的防线上，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两岸的交通。
皎平渡对岸的敌人，还不断派出便衣过江来探察情况。今天过江来的探子们不知道是躲在哪里去抽大烟了呢，还是到哪里去敲诈老百姓去了，送他们的船一直等在江边。
当我们前卫侦察组走到江边时，有一个船夫以为是探子们回来了，懒洋洋地问道：“回来了。” 学员们随机应变地说：“回来了！”紧跟着几个箭步窜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的胸膛。就这样，船和船夫全被我们俘获了。
听完一排长的报告，我迅速地赶到江边，首先安慰了一下吓得发抖的船夫，然后向他们了解了河对岸的情况。
对岸镇子不大，原来驻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今天早上又来了正规军一个连，驻在镇子右边；镇子中央临江处有一个石级码头，码头上经常有一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为情况紧张，又添了一名。
敌人虽然怕红军过江，但却认为这不是主要渡口，也不会来得这么快，所以防守不太严密。和副营长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过江。指导员动员了一下船夫，这些人平常受敌人的气，便满口答应渡我们过江。
我命令一排、二排随我首先过江，副营长和指导员、工作组都留在江这边。三排在江这边警戒，并准备随时以火力支援我们。三排沿着灰色的沙滩左右散开，枪口瞄准了灯光闪烁的镇子。
我带领着一、二排分头静悄悄地上了两只船，交代了上岸后的行动以及遇到紧急情况时的一些措施以后，两条木船便一先一后解缆离岸了。
这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夜晚，波浪滚滚，木船被浪头打得“嘭嘭”作响，忽上忽下晃个不停。有几个学员在帮着船夫摇橹，其余的都靠在一起，把枪紧紧地抱在怀里，避免被飞起来的水沫打湿了。
离对岸越来越近了，镇子的轮廓也可以看清了。再往前走，从窗子里射出的灯光更加亮起来，偶尔还可以看见一个个人影，听见人的吆喝声。
眼看几分钟以后，便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了，我的心紧张起来，握紧了驳壳枪，目不转睛地望着镇子。
船靠岸了，我轻轻推了推身边两个预先派好了的学员，他俩便端着枪跨上岸去，迅速地顺着石级往上走。刚走到石级的最顶一层，只听见一个云南口音的哑嗓子问道：“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
两个学员没有答话，接着便听到一声低沉而严厉的喊声：“不准动!” 听见这一声喊，我便带领学员跑步上去，把敌人的两个哨兵俘虏了。
我简单地审问了一下俘虏，他俩说的情况和船夫说的一样。于是我立即命令一排顺街往右打正规军，二排往左打保安队；发展情况随时报告。
渡船，又回去接后续部队去了。按照预定计划，通信员收集了一些茅草在江边上烧起来，这是报告我连已经过江的信号。火很快地燃起来，照得江面上也泛起了抖动的红光。
信号刚发出，街上“叭叭”响了几枪。不一会，又沉寂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既打起来了，怎么又没动静了呢。
正在发急，一、二排的通信员先后跑来了。情况是这样：一排到达敌人连部门口时，敌哨兵喊道：“谁？”俘虏按照我们的吩咐立即答道：“自己人！保安队的。”哨兵刚要再问什么，战士们一下子冲上去就捏住了他的喉咙。
问了一下情况以后，全排当即进了院子，分头踢开几处房子的门大喊：“缴枪不杀！门一踢开，只见满屋子烟雾腾腾，敌兵们正躺在地上对着小灯“吞云吐雾”呢。
听见这一声喊，这些“双枪英雄”开头是昂起脑袋直发愣，接着是慢慢地举起双手，惶惑地说：“我们今天才到，莫误会了吧！我们的战士说：“放心吧！误会不了，我们是红军，正是找你们来的！”
于是这群“英雄”才无可奈何地互相望望，在闪亮的刺刀前面走到院子里集合起来。只有敌人的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外一间小屋里，见势不妙，打了几枪逃走了。天黑路生，我们也没有去追他们。
二排的经过大致和一排相同，他们是冒充纳税的人混进去的。那些正在抽鸦片烟和打麻将的保安队员，被我们像抓小鸡一样捉个精光，连队长都没有走脱。
好！一切顺利。我兴奋地命令通信员在岸上再烧起一堆大火，发出第二个信号。
渡口顺利地到手了，就像从身上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轻松。当我踏上镇子里的石板街道，看着黑压压的房子的时候，立刻觉得口也干、腿也酸，肚子也咕咕直叫，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饱吃一顿、酣睡一觉。
正想找指导员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副营长过来了，他说：“为了巩固渡口、扩大纵深，团长命令你们沿着通往会理的山道前进十五里警戒。”队伍迅速在街上集合起来。
大家都表示能坚持继续前进，只是肚子确实饿得不行，弄得人软绵绵的一点劲也没有。这也难怪，连续行军二百多里，只吃了点冷饭，怎么不饿呢。但是做饭是来不及了，这里看样子也没有什么饭铺，只好忍着。
走着走着，我猛一下看见一家门口挂着招牌，模模糊糊可以看出似乎是个点心铺。我推门进去一看，里面黑洞洞的，连喊了几声老板，也没人答应，大概是刚才听见枪响都吓跑了。点着油灯一看，架子上放着不少的土点心。我想：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来做这个买卖了。于是把这些饼干糖果统统收集起来，约莫有三十多斤，全连一百多人，每人也只能摊到二三两。有的拿到手里，两口三口就咽到肚子里，一抹嘴巴说：“唉！太少了，还没尝出味儿就下去了。”有人就反驳似地说：“不要贪心不足，要不是当前卫连，你能吃着点心吗?”
吃完了“饭”，事务长计算了价钱，包了银洋，写了一张条子，仔仔细细放在帐桌抽屉里，然后吹熄了灯，关好了门，队伍便继续出发了。
走出镇子，便是一条向左伸往山沟的山路，顺着这条石头路走了十六七里地，前面有个较平坦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宿营。各班派出少数人捡柴、打水、烧水、做饭，其他人都抱着枪呼呼地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一只手猛烈地摇醒。睁眼一看，原来是副营长又上来了。他匆匆忙忙地说：“肖连长，快起来，继续前进！”
我心里一惊，马上坐起来问道：“有情况了吗?”
副营长用手指着远处高山的影子说：“顺这条路上去四十里便到山顶。如果敌人占领了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对我们威胁极大。团长命令我们在拂晓前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以便扩大纵深，巩固住渡口。”
我怀疑地问：“我们团加上中央机关首长一天也就过完了，还用巩固渡口作什么？”
副营长笑笑说：“你说的倒简单，现在是主力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要从这里过。”
我说：“什么？一、三军团都从这里过？”
副营长连连点头说：“对了！对了！”啊，这下全都明白了，出发之前首长们匆匆忙忙地开会，周副主席深夜不眠并了解我们连的情况，原来不只是考虑中央纵队，而是全军的行动呀。
想到这里，不觉一阵兴奋，同时也感到作为一个全军前卫连责任的重大，便马上找各排排长，要大家赶紧吃饭，准备出发。学员们在睡梦里被叫起来，听说马上又要走，有的还有点不大高兴。可是当指导员把占领山顶、巩固渡口的意义传达了以后，大家的情绪立刻又高涨起来。
有个大嗓门叫道：“坚持四十里，到山顶宿营！”这一下大家都轰起来了：“占领山顶，掩护大军渡江！“打到大山顶，保证全军渡江的胜利！”
过后，大家又一个劲去催做饭的快点开饭，吃了好走，困乏、饥饿，全无影无踪了。
拂晓，虽然大家走得疲惫不堪，但是准时到达了山顶。从山顶向远处看去，小山绵延不断，通往会理的小路盘旋在小山群里。
我们决定占领远处小路两边的两个山丘作阵地，控制着会理通往渡口的必经之路。队伍继续向小山前进。
走着走着，前卫班忽然发出敌情警报。经过一次小的接触以后，又过了二十多分钟，大队敌人果然上来了。
上级的指挥真是英明，昨夜要是在山沟里宿营，今天不知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埃敌人摸不清底细，不敢进攻。我们也不出击，就这样双方对峙着。
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四连和特科营的重机枪连上来了。队伍前面走着几个人，近前一看，原来是陈团长和宋政委来了。首长们显然很高兴，见面就说：“你们真能干呀！”我一面报告敌人情况，一面跟着首长观察阵地。
没有几分钟，团长便召集我们和四连、重机枪连的干部，布置任务。他命令我连在右边这个山头发起攻击，负责打大路右侧的敌人；四连从左侧山头发起攻击，打大路左侧的敌人；重机枪连的四挺机枪分别在两个山头掩护；打垮敌人以后，乘胜追击，没有命令，不准停止。
在团长统一指挥下，重机枪开始射击了。冲锋号一响，我们全连便往前冲去。边冲边打，敌人很快便垮下去了。那些丧魂失魄的敌兵，慌慌张张地跑得漫山遍野都是。
我们一气追了一二十里，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跑不动了就伏在地下装死；还有的跑急了，从陡坡上掉下去摔死了。
正追到一个村子的后山，接到骑兵通信员送来团长的命令：“停止追击，就地宿营警戒。”
队伍带到村后山坡宿营。这会，我们真是精疲力尽了，一个个坐下就起不来了，也没有人再嚷肚子饿、嚷口干了。
天快黑的时候，忽然大家又乱嚷起来，并且直往山前跑。我一看，原来有一支队伍从山下通过，先头部队已接近山下的村庄，后面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学员们早就听通信员说这是三军团的大队人马，所以觉也不睡了，都爬起来看，也不管人家听见听不见，欢迎呀，道辛苦呀，乱喊一阵。长途追击的疲劳，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二天，中央首长和机关人员都已过江，驻在我们追击途中经过的那个村庄，我团也全部安全抵达那里。听后面来人说：一军团在龙街，
三军团在洪门渡过江都未成功，现在都有在皎平渡过江。三军团过江后，已从左边取道往会理方向前进。
肖应棠（1914－1980）陕西长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任军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时，获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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