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惨案”的发生，摩萨德事先没有引起警惕，事后又处理不力，局长扎米尔遭到了普遍的指责。
于是，以色列总理梅厄任命了阿赫莱勒.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加强“反恐”力量，并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对那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
几天以后，梅厄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个化名为“阿夫纳”的摩萨德特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以色列强势人物沙龙将军和亚里夫将军等人。
等这些人都到齐了之后，梅厄夫人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
以色列人在过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时，也总是力求要有个限度，即使是在保卫她的孩子们时，她也要尽力克制，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梅厄夫人平静地对阿夫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经做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复仇。责任由我来承担。”
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两句：“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
梅厄总理说完，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阿夫纳当然明白了总理谈话的意图，他知道总理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就是要自己来完成她的那项复仇的决定。
这时扎米尔对阿夫纳说：“总理已经命令摩萨德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你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对'黑九月’进行报复。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上帝的复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阿夫纳有些犹豫，这个任务太非同寻常了，坐在一边的沙龙将军说：“我们不要你现在就回答，可给你一些时间考虑，等你考虑好了再做出决定。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星期。”
阿夫纳回去之后，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来到扎米尔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我同意接受这项任务。”
扎米尔很高兴，但他还是对阿夫纳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阿夫纳坚定地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会反悔。”
扎米尔告诉阿夫纳：“总理命令你带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欧洲去暗杀那些恐怖分子。你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独立行动的时间也很长，说不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不可能随时得到国内的支援，有时你们还要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并且尽量少同我们或外界联络。这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你明白吗？”
阿夫纳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扎米尔又对阿夫纳说：“我这里还有一份条件很苛刻的合同，你和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从法律上与摩萨德脱离关系。摩萨德将不再雇佣你们，不发给你们津贴费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你们是在为它工作。你们也将得不到以色列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永远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要是出了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你们对外界不能泄露自己与摩萨德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你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听了扎米尔的话后，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马上就在那份实在是苛刻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特别行动小组人数不多，但都是扎米尔亲自从几百名摩萨德特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
其中包括爆破专家罗伯特、身材高大魁梧的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和证件伪造专家汉斯等人。
临行前，扎米尔把一份“死亡名单”亲手交给了阿夫纳。这份名单上共有11个人，都是特别行动小组这一次暗杀的对象。
这些人都是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坚定，精明强干，深得阿拉法特的器重。
第二个人叫阿布·达乌德，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此人是头号人物萨拉曼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个人叫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头衔。此人是“巴解”驻巴黎的代表，也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
第四个人叫瓦埃勒·兹怀伊特，诗人。他是利比亚大使馆驻意大利的翻译。
第五个人叫巴西尔·库拜西，法学教授、博士。他是“黑九月”武器的主要提供人。
第六个人叫卡马勒·纳赛尔，是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对外联络方面的负责人。1972年以前，他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此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从不隐瞒自己同“黑九月”的关系。
第七个人叫凯马尔·阿德万，是“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负责人和主要策划者。
第八个人叫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瑟夫，“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法塔赫”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个人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他在“黑九月”中负责联络工作。
第十个人叫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最后一个叫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此人是“黑九月”的“师爷”——一位知识渊博的高级谋士。
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认真看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职业。
他要求行动小组的每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把这些人熟悉一遍，并且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做到了这一步，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还给了扎米尔，让他锁进了摩萨德的保险柜里，这是高级机密。
这11个暗杀目标是摩萨德根据那些人的地位和主次排序的，并不是行动小组追杀的顺序，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是否方便而定先后次序。
也就是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逮住一个解决一个，不要受这个名单上的顺序限制。
既然上了摩萨德的“死亡名单”，那就一个都不能跑掉。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行动方便，又把暗杀对象分成两类：
他们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曼、纳塞尔等人；
把那些从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所的人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人。
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的目标开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对这些人下手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
另外，因为“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会暂时隐匿一段时间，寻找他们的行踪也比较困难一些。
还有一个策略上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社会舆论马上将暗杀行动与慕尼黑惨案联系起来，减少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的影响。
而那些“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以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找到。
这些人从不乔装打扮，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
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还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就像蹍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
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
万一，被当地警方抓住，那就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形象和威望。
第一个进入特别行动小组视野的，是“死亡名单”上位列第四的瓦埃勒.兹怀伊特。
此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
兹怀伊特在1968年一手策划了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帷幕。
在那一次活动中，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他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把一台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送给了她们。
一无所知的姑娘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后发生了爆炸，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行动小组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得知瓦埃勒.兹怀伊特当时住在罗马阿尼巴利亚诺广场边上一幢7层的公寓里，并且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
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
他走进公寓大门时，门厅里的电灯熄灭了，黑洞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
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兹怀伊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继续向前走。
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
其实这只是程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过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
电灯一亮的瞬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身材瘦长的巴勒斯坦诗人，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的问了一遍。
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承认时，心中突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上矢口否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
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
但是，对于这个不到一秒钟的过程，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曾经操练了不下一万次。
阿夫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事发前，他们看到公寓外面停放着一辆绿色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
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
不久，罗马警方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刺杀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认为划得来，因为旗开得胜很值得。
第二个暗杀的目标选择了“死亡名单”上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
当时，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主办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
哈姆沙里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过从甚密。那些认识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与任何一位外交官相比都毫不逊色。
当时，哈姆沙里同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幢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
但是，他却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正式代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让世人震惊的恐怖活动。
其中，最有名的是发生在哥本哈根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还有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
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成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准备网罗那些法国本地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便衣暗哨。
兹怀伊特死后，他的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警卫人员跟着。
特别行动小组经过多次实地“踩点”之后，认为不可能再用对付兹怀伊特的办法，而是根据爆破专家罗伯特的建议，决定将一枚微型遥控炸弹安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在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实施暗杀。
他们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恐怖分子，即使是像哈姆沙里这样有身份有警卫的人物，即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公寓里，同样逃不脱被追杀的下场。
为了在行动时不伤及无辜，避免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特别行动小组对这次暗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1972年12月的一天，哈姆沙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打来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
作为“巴解”组织的驻外新闻发言人，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双方约定第二天在他家公寓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第二天见面后，那位意大利记者主动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哈姆沙里才知道这位记者以前是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最近才刚刚转行从事时事新闻工作。
交谈中，尽管哈姆沙里发现这个意大利记者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但是哈姆沙里并没有感到意外。
意大利记者一边听哈姆沙里的介绍，一边作一些记录，不时停下笔向哈姆沙里提出询问，最后他还面带愧色地向哈姆沙里建议，能否给他弄一些这方面的新闻材料，让自己先熟悉一下，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哈姆沙里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他们约定，在这两三天之内他们再电话联系。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那位时髦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开着自己的那辆小轿车送女儿上学去了。然后她还要到一家超市去逛一下，一般要到10点多钟才回家。
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来接哈姆沙里本人上班的车子也来到了楼下，哈姆沙里习惯地在窗前看了一眼，然后就锁上房门走下楼来，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上了汽车，去了他的办公室。
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这一切都让坐在车内的阿夫纳，还有爆破专家罗伯特和神枪手史蒂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坐的是一辆罗马市的市政工程车，车子就停在公寓门前的马路边上。
刚才哈姆沙里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还朝这辆工程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到哈姆沙里坐的车子不见踪影了，阿夫纳朝罗伯特点了点头，罗伯特立即从工程车里走了下来。
他身上穿的是罗马市政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安全帽，背着一只工具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慢悠悠地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
罗伯特走进公寓后，立即进入电梯，很快就来到了哈姆沙里的门前，然后用他手中的万能钥匙迅速打开了哈姆沙里的房门。
他来到哈姆沙里的卧室，找到了那部电话机，老练地把一枚微型炸弹偷偷地装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等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内把它引爆。
第二天上午8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又准时出门了，哈姆沙里又听到楼下响起了那熟悉的喇叭声，他拎着那只大公文包正要出门时，家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
哈姆沙里走到窗子前朝下面喊了一声“稍等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大公文包，一只手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原来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的，因为他们前天已经约好了，这两天在电话里联系，那位“意大利记者”在电话里说：“您好！请问您是哈姆沙里博士吗？”
哈姆沙里已经听出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的声音，他马上回答：“对，是我，您要的新闻材料我……”
“对，我正是为这事找您。”对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哈姆沙里的身份，就打断了他的话，又跟他啰唆了一句。
哈姆沙里说：“我知道。您要找的新闻材料我……”
哈姆沙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哈姆沙里的电话机爆炸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手里还握着那只大公文包。
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公寓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楼下的那些警卫人员立刻下了车，向公寓的大门冲去。
这一切，让躲在公寓附近一辆小轿车里的阿夫纳和和罗伯特看得一清二楚，见警卫人员冲进了公寓，他们马上发动车子驶上了对面的大街，立即消失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可是，令阿夫纳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苟延残喘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973年1月9日才死去。
阿夫纳他们在罗马整整守候了一个月，如果哈姆沙里没有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要另外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他活着走出那家医院。
这时，在那份有11个名字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两个名字被勾去了。
扎米尔坐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在这两个名字上轻轻地画上了一个深红色的大““×”。扎米尔已经接到了阿夫纳的报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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