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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骅忆苏区工作(22)——赣州攻坚战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出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形势。这时,在王明控制下的临时党中央重新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等许多冒险主张。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 州……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交汇处,东、北、西三面环水,城墙高而坚固,俗有“铁赣州”之称。防守赣州之敌是金汉鼎第 12 师 34 旅马崑部的 3 个团,约 3000 多人。

因赣州四面已被红色区域所包围,马崑为固守赣州,一面备粮草、弹药,一面将逃往赣州的赣南 17 个县属的地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赣南 17 县属民团指挥部”,下辖 17 个民团大队(每县 1 个大队),拥有长短武器 5000 多件,加上守军共 8000 余兵力。马崑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危急时,他还可以得到赣州西南方面的粤军(驻南雄)和北面吉安陈诚部队的增援。

1 月中下旬,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攻打赣州的训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分别组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红 3 军团和 红 4 军为主作战军,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膝代远为政治委员,下设攻城部队、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

其攻城的具体部署是:红 3 军团第 1、第 2 师和红 7 军分别担任西、南、东门的攻击任务,第 3 师控制北门。因城高两丈,故先采取挖地道爆破城墙的方法。

1 月上旬,我们红 7 军从寻邬开赴赣州城下。此时,龚鹤村伤愈由上海回到红 7 军,担任红 7 军军长,原接李明瑞担任红 7 军军长的张云逸同志调回中革军委仍任第一局局长。全军下辖 55、 58 两个团。 55 团有 6 个连, 58 团只有 4 个连,加上军部特务连,共有 1200 人,我连所在的 58 团担任主攻, 55 团为预备队。

我们第 6 连由于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和战斗,战斗力增强,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这无疑是对我们 6 连的信任和严峻考验。2 月初, 我们占领了赣州城外的天竺山和白云山后,军团派来了工兵,到东门挖坑道。

我连驻在紧挨城墙边的民房里掩护工兵挖坑道。东门城墙有内、外两层。靠近外层城墙边有两片民房,因打仗老百姓都躲走了,我们便以这些房子为掩护,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掩护工兵挖坑道。坑道口离这些民房只有七八米远,中间是开阔地。

敌人发觉我们在挖坑道后,害怕得很,拚命往我连打枪、扔手榴弹。我们的工兵要从房子到坑道口去,白天是很危险的,只能等到晚上,在我连火力掩护下,偷偷爬过去。过了几天,敌人往我们住的房顶扔手榴弹和汽油桶,为了怕房子燃烧和方便监视敌人,我们用竹竿把房顶上的瓦都捅了下来,留下光秃秃的房梁架子。

有一天晚上,敌人把燃烧着的汽油桶扔过来,在楼上烧着了。干部战士不顾一切,一边还击敌人,一边救火。住在我连的团政委杨英同志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救火和还击敌人。敌人看到我们救火,便趁机向我连猛烈射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扔过来。有一颗手榴弹打中了我的右腿, 我跳了一下,把它甩到楼下,“轰”的一声炸响了,幸没有伤亡。在同志们奋战下,终把火扑灭,全连伤亡 4 人。

一次,军团一位侦察科长来到我连阵地,要去察看坑道。从民房到坑道口的开阔地很危险,几天来,已有几位同志在越过开阔地时牺牲了。杨英同志决定亲自带那位侦察科长到坑道口去。

夜晚,我们的机枪向敌人的枪眼扫射过去。趁敌人抬不起头,杨英同志便和侦察科长迅速越过开阔地。闪入坑道口,他们返回时,杨英同志先走出坑道口,侦察科长跟在后面,他们悄悄地往回走,眼看快回到房子时,敌人打来一排枪,杨英同志没被打着,侦察科长却中弹牺牲了。

敌人的地面火力阻挡不了我军挖坑道,便每天出动飞机来轰炸。 那时的飞机只能飞 300 多米高,速度也很慢,嗡嗡嗡地响了一会儿才看到飞机过来,扔炸弹也不准,因他们不敢向城边扔,怕扔到城内去。

有一次, 敌机来了,我和杨英政委以及一个排 30 多人蹲在小楼下,只听到楼上“咚” 地一声,接着,“哗啦啦”地一阵响,大家吃了一惊,不知究竟。等敌机走 后,我们上楼一看,好家伙!一颗 70 多磅的大炸弹躺在楼板上,幸好没有爆炸,真险啊!那时炸弹性能较差,好多丢下来不响。于是,我们利用敌人火力间隔时,立即组织人员把这些炸弹搬到坑道里去,当作炸药用。同志们开 玩笑说:“用他们的油,炸他们的肉!”

有一次,我从房子走出两步到右边树下观察城墙上的动静,敌人的子弹像雨点扫射过来,封锁了我的去路。同志们叫我等到晚上再回来。那怎么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急中生智,身子躲在树后用树枝撑着帽子向外一晃, 敌人以为我探头了,立即一排枪打过来,等他们第二轮子弹未上膛的一瞬间,我快步跑回了房子。

坑道将要挖好时,第 3 军团军团长、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亲自到我连了解情况。我和杨英同志向他作了汇报。他想到坑道看看,我们加以劝阻。他来到我们连里就已很危险,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2 月 13 日,军团命令我连让开。因坑道已挖好,并装上了炸药。我连刚撤离房子,工兵便点燃导火线。只听“轰隆”一声,像闷雷一样的巨响,城墙塌了下来。这次爆破非常成功。城墙上的守敌一个也没跑掉,都坐“土飞机”上天了。

另外,爆破后形成一个大斜坡,为我们攻城造成一个有利地形。这次只是爆破外城墙,不攻城。接着,我们着手进行爆破内城墙的准备。因有了第一次爆破的成功经验,大家有了信心,很快把爆破内城的坑道挖好。

我连仍担任掩护任务。这次,离内城远了一些,敌人的枪打不到我们,我们的行动比较自由。第二次爆破攻城,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全军上下做了政治动员,战士们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敢死队”。从全军各连中挑选出勇敢、强壮的 40 多名战士组成的“敢死队”,由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带队。

攻城的部署是:“敢死队”在前,接着就是我们先锋连,后面是 58 团,再后是军部直属队, 55 团为二梯队。攻城前夕,全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人人出谋献策。大家一有空,就围在一起,仔细研究城内陆形,记熟城里每条街道的方位,研究如何攻城,怎样巷战,设想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出应变办法。从团部到连部,到每个排、班、战斗小组,都有一套作战计划。

攻城前的晚上,杨英政委检查完工作之后,在我连和我睡在一起。想到明天就要爆破、攻城了,我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我们畅谈革命形势,也估计到这次攻坚战斗的艰巨性。杨英鼓励我要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战 斗任务。我对他说,“敢死队”和先锋连在攻城时,必有较大伤亡,扩大战果要靠后续部队。

他表示率队极力支援。他还与我谈他的家世,说家在湖南宝庆,家里有父母亲和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未婚妻,若明天牺牲了,要我革命胜利后到他家里去一下,告诉他的家里人。我也向他讲了我的家世,也说假如我牺牲了,请他告诉我家里。我们谈得很晚,才睡一会儿就天亮了。

拂晓,准备攻城了。 按照上次爆破的经验,军“敢死队”40 多人一字排开在最前边,准备在 内城墙塌下后,立即沿斜坡冲上去。我们先锋连排在“敢死队”后面,其他部队依次排列在后。 眼看总攻时间快到了,军团一个专门搞爆破的技术员来这里,看到“敢死队”和我们先锋连离爆破点靠得这么近,马上说:“不能靠这么近,会被爆破的石头打伤的。” 我说:“上次爆破时,我们也离这么近。” 他说:“这次与上次不同,内城墙比外城墙高,装炸药量也多,站这么近会伤人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立即报告杨英同志,杨英即告诉军长龚鹤村,龚军长 回答说:“总攻时间马上就到,点火时间是军团定的,现在后退会影响一连串的部队调动,时间来不及了!”

开始点火了,听到“轰隆”巨响,地动山摇,乱石穿空,城墙铺天盖地压下来, 40 多位最精干的“敢死队”战士,大部分被埋在泥石下,有些被挖了出来。有些石头飞出几里远,打死了村庄里老百姓的耕牛。“敢死队” 已不能起作用了,我们 6 连也有伤亡。我的左手被飞石打伤。

总攻开始,我们 6 连率先冲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突击队任务。我率队不顾一切地向塌下的城墙斜坡爬去,刚爬上 10 多米远,又“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们掀了下来。

原来,这次爆破挖了两个坑道,又不是同时爆破,我们并不知道,以为爆破后就可以立即冲上去,结果,这一次又伤了我连不少人。两次损失,使我连战斗力大受挫伤。我连担任的任务更加艰巨,整个部队都在看着我们。

我考虑不会再有坑道爆破了,便毫不犹豫地继续率队往上冲。一口气冲到斜坡顶上,只跟上来 26 人。 潘副连长和一些战士还未爬上来。顶上的城墙还没有彻底摧毁,突兀而立,形成一堵高墙。我命令战士们两人一组搭人梯,爬上墙去。可是,敌人拚命往我们这里开枪,战士们上去一个,打下一个,上去几个都牺牲了。我正准备爬上去时,只觉得周身一麻,身子一晃摔下来。

这时,杨英同志带着部队上来了,他跑过来扶起我问:“莫连长,你怎么了?”我当时不觉得痛, 但说不出话来,神志不清地往河边走去。杨英同志喊道:“那边是河!”我才看清是一条河。这时,我觉得腿一软,再也站不住了,倒在地上,血流满地。杨英立即对 4 连的战士说:“赶快把莫连长抬下去。”一个大个子的战士便把我背到卫生员处。

上药时,我才知道是左腿筋受了重伤。上药后,担架队抬着我向后方走。 因我的伤势较重,出血较多,又是山路,担架走得较慢。 后面有个担架跟上来了,催促说:“前面走快一点!”抬着我的同志回答说:“六连长伤势较重,快不了!” 恰巧躺在后面担架上的是杨英同志,他听后马上说:“哦,是莫连长!” 我问:“你是谁?” 他回答说:“昨晚同你躺在一起的,想不到今天都躺在担架上了!”

到了卫生所后,我和杨英住在一起。没有床,我们都睡到禾草地铺上。我问杨英是怎么负伤的。他说:“你负伤以后,你们连冲上去的人几乎全部伤亡。我把剩下来的一些人编到 4 连 去,继续冲锋。我们虽然冲到顶上,但敌人火力太猛,反复冲杀几次,还是站不住脚,人被打掉了一多半,我也负了伤,被抬了下来”。他是眼角边受伤,幸亏眼睛没打坏。

后来才知道,那天的攻城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艰苦。敌人凭险顽抗,58 团攻不下,55 团也拉上去了,结果还是攻不进去,双方伤亡都很重。 过了几天,红军又进行第三次爆破攻城,仍未果。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敌旅长马崑一面组织兵力进行顽抗,一面给蒋介石告急求援。

在红 3 军团久 攻不克、敌援兵将到的情况下,应及时放弃攻城计划,撤离赣州。可红军仍于 3 月初发动第四次攻城,部队付出重大伤亡,仍未攻入城内。这时,蒋介石的主力陈诚部几个师已从吉安赶来增援,从南门搭浮桥过河入城。

我军既不攻城,又不撤离,相持半月。有一晚,敌人从东门城内挖一地道,直到 3 军团司令部驻地,突然冒出,我军被打乱。后幸得红 5 军团增援上来,将敌击退,才解围,随即撤离赣州。此役,3 军团有一师长牺牲,一师长被俘。

赣州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气壮山河, 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终归失败,使红军遭到严重的损失。

听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就不同意打赣州,主张在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声援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但是,毛泽东同志这种适合形势的正确主张,却遭到拒绝,且被批评为右倾。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被撤职,红军沿赣江而下,继续执行赤化赣江两岸 和夺取两岸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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