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途中
凌晨起来，按照统一要求，我整了行装，一切准备就绪。日历牌上指着:193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
这是一个不易忘却的日子。我怀着一种复杂的似乎又有些矛盾的心情等待出发。从长征进驻陕北到这时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延安已如一座丰碑巍然盗立在我的心目中。想着在这段时间里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一旦要离开这革命圣地，真有点舍不得;也正是因为想着这些教海，为了延安，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颗要去远征敌后的战士的心，又如箭在弦上。吃罢早饭，我们一百余人坐上3辆大卡车，由郭洪涛同志带领向西安进发。
路经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西安。这是我们从延安东进的第一站。
大卡车直开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门前，我们一行人就住进了办事处的几间房子里。因为人多，打地铺，睡起觉来还须头顶头、脚抵脚，虽然拥挤，却很亲热。大家自舜地遵守纪律，不随便逛大街。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第十七军团胡宗南的部队从鲁南台儿庄前线撤回以后，他的总部就设在西安。我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根据驻西安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的交待，我们都只在指定的范围以内活动。这时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其“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我们不能不保持警觉。这次我们到山东敌后，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游击队的名义去的，要向国民党当局办理证件和佩章，取得合法手续，以免沿途麻烦。就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我们一直等了二十多天才办好。至于联系乘火车的事，更是难上加难，一延再延，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在此期间，没有料到我们党内竟有人趁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演奏了一个小插曲。4月中旬，我们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集团。我们这一批东进的干部，除了郭洪涛、霍士廉、王文、王海山等几位同志，其他多数同志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曾深受张国焘的迫害，尤其是经过1937年春冬两次开展的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和教育，大大提高了识别“左”右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水平，早已看清了张国焘所犯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行为等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他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更是嗤之以鼻，个个都义愤填膺，有的同志还自告奋勇要去把他捕获归案。
林老便以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作教材，即时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钱钧、杨国夫和我，是我们这一行人中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较高职务者，林老就首先找我们谈话。“小吴，你对张国焘逃跑怎么看呢?’’他首先问我。“张国焘是我们党的叛徒，革命的逃兵1他叛党投降当特务，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过去在他的错误路线危害下吃尽了苦头，几乎被他杀掉，通过党校学习，早已从思想上彻底同他划清了界限。他的叛逃，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我回答说。
接着，林老又询问了钱钧、杨国夫同志。他们也都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原则态度，并异常气愤地说:“他能逃跑'我们就不能去把他抓回来?!’’林老听后笑着说:“他已经钻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人家把他当宝贝藏起来了，现在是抓不回来了，就让他去尝够当特务的滋味吧!’’并鼓励我们:“你们谈得很好，态度鲜明，政.治思想觉悟高，都是好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党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是一视同仁的，祝你们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做出丰功伟绩来。”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们东进的手续才办齐全，领到了新军衣，经西安“八办”交涉，西安铁路局拨给了我们两节“闷子车”，总算能向山东进发了。提起火车，我们不少同志还从未见过，有的过去偶尔见过次把回，却没坐过，曾惊奇地说是“洋房子跑了”。这“闷子车”，我们都管它叫“闷罐子车”，原是国民党运士兵或牲畜的专用车，这次拨出两节运送我们八路军的百余名中高级干部，不知是被尊称为“蒋委员长”的蒋介石“另眼相看”，还是西安铁路局的“特别关照”，我们一概不作计较，只要能尽快到达山东就好，本来我们这批人就像《水浒》里的戴宗式人物，几乎都曾经靠自己的两个脚板走过了千山万水，至今还保留有厚厚的老茧。若是凭脚板，从西安经河南入山东，约六七百公里的路程，我们延误在西安的月余时间足够我们轻轻松松地走去了。
但事已至此，既然有了这“闷罐子车”可以挂在“洋房子”屁股上跑，总比我们的铁脚板快得多，又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接到通知赶到车站时，“闷罐子车”里的牛马刚刚从车上赶下来，车里遍是牛屎马尿，腥躁气味熏天。见到此种情景，郭洪涛同志号召大家一齐动手。不多一会，我们便把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百多号人，每人都带有行李包，加上郭洪涛同志备用的物件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西安买的大锅饼、大烧饼等，把两节车厢挤得满满的，人挨着人，勉强地坐了下来。火车穿过渭南的山山水水，越渔关，经洛阳、郑州、开封进入山东曹县的柳河车站(现属河南省)，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按正常速度一天时间即可到达，而我们乘上的这趟车一路停停站站，竟然坐了两天两夜。实在困倦了，同志们就互相照顾，有的站立一阵子，让别的同志躺下稍微歇息歇息。如此轮换，减轻疲劳。然而，大家的情绪却十分饱满，意气也特别高昂，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大刀进行曲》、《抗大校歌》、《工农兵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颂》、《黄河谣》等等流行的革命歌曲，都被我们唱遍了。列车上的许多乘客，沿站的众多群众，听到我们的歌声，看到我们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的许多官兵那样骄横放纵，都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有的还在那里议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军！“不，过去是红军，现在是八路军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反响，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是多么欢迎我们啊！我们这批到敌后的人每人每日有5角钱的伙食费。
车一到站，只要停的时间长，我和钱钧、周赤萍、何光宇等几个单身同志就下车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了解点站内情况，并用仅有的几角钱买点热面食吃，大有收获。车到渔关，要停两三个小时。下车后，发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挂着一个“军人接待站”的牌子，我们几个人就进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据接待人员说，这是专门为接待过路军人而设立的，吃饭住宿不要钱，只凭证件签字具结，接待站即可报销。当时正好遇上吃中饭，我们也感到饿了，就凭证吃了一顿蒸包，喝了一碗豆芽汤。
经接待人员允许，我们还留下几个包子带回给车上的病号吃。潼关这个险关要隘的古战场，出产著名的酱菜、酱蒜，我们也顺便买了一些带给车上的同志们。郭洪涛同志一尝，说味道好，便要我们又去买了两篓。洛阳也设有这样的接待站，我们又和另外几位同志也凭证去吃了一顿。郑州位于平汉、陇海两铁路的交叉点，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这里车多人杂，秩序混乱，虽然停车五六个小时，我们都只在站内守侯。列车在开封站没有停多久，我们盼望的目的地—曹县柳河就要到了。
4月下旬，当我们到达柳河车站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领导鲁西北和鲁西工作的张霖之同志早已派来三辆大卡车在站内等候接我们。郭洪涛及其夫人史秀云同志，白备伍及其夫人曼云同志，以及霍士廉、王海山同志，分别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带领我们向曹县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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