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一章节应该是莫文骅整本回忆录中最有史料价值的回忆，他和李特是红大实际负责人。很多文章回忆张国焘草地分裂时，李特与毛主席激烈争论北上或南下时，李德担心李特掏枪因此用力抱着李特。包括邱部长回忆也是这种说法。甚至有人回忆李特用枪指向毛主席。但按文中莫文骅回忆他当时就站在旁边，看到的仅是李特与李德急论，后来毛主席才从屋子里走出来制止争吵。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实际，相信读者自有判断。所以看回忆录最好同一事件参考不同的人的回忆对比着看。
不平静的红军大学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县会合后，人们希望两支主力汇成一条巨流， 共同北上抗日，但事情却没有如此简单。
时任四方面军政委的张国焘，由于权欲熏心，反对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主张红军向荒僻的川西地区退却，诬蔑中央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与帮助，但张国焘仍执迷不悟，到了毛儿盖，其斗争日趋白热化。张国焘拉拢其亲信，公开进行了反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种斗争，也反映到在毛儿盖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该大学是由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彭杨军事学校合并而成的。校 长、政治委员分别由红四方面军的倪志亮、何畏担任，均未到职。政治部主任由红一方面军的刘少奇同志担任，也未到职。教育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担任，已到职主持全校工作。我为校党总支书记，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实际工作由李特和我负责。
学校驻扎在毛儿盖西边的卡英村，离毛儿盖 5 公里左右。有一天，我到李特住的小楼上。他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衣服不整，精神不振，思想右倾。”
我听了很吃惊，感到他说话气味不对头，便向他解释说：“一方面军干部团在艰苦环境下转战了七八个月，饱尝人间的艰难困苦，战胜了敌人，征服险恶，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到达此地。因沿途得不到补充，故衣冠不整，破烂不堪，不少人受饥寒折磨，身体瘦弱，但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忠诚革命，战斗力也是强的，怎能以衣着论人、说他们右倾呢？”
李特听到这里立即火冒三丈，发起怒来。这时正好原独立师政治委员张平凯从窗下走过。他左手提着一只羊头壳，右手拿着一土罐子，衣衫褴褛。李特便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
我又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一位病员。他是师级干部，有病还坚持跟着部队行军，其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增加一点营养也是无可非议的，怎么能随便说他缺乏艰苦性，是右倾呢？”谈话无法继续下去。
我回来仔细想，李特诬蔑干部团右倾，其用意是借此来暗指中央右倾罢了。如果自己跟随他承认干部团右倾，那他便可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中央，因干部团是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赞誉的部队。
我把这次争论的事 情向有关同志谈了，他们听后也很气愤，说我反驳得好。李特知道红军大学的底子是干部团，故不敢发动群众同我斗，但他对我仍抱着幻想。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话，我答应了。当我走进他的小楼时，看到桌子上摆有一盆苞米糊糊。我坐下后，他热情地请我吃苞米糊。我不客气，吃了一大碗。当时， 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能吃到苞米糊糊，是很不容易的。
我吃过后，李特笑嘻嘻地说：“我们昨天谈的事，你想得怎么样？干部团确是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承认它好转变！”我认真回答说：“干部团确没有这回事，叫我怎么承认呢？”他转了一个弯，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进中学读了一年半。”这时他严肃地说：“你读过中学，算是知识分子了，难怪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听“知识分子”一词，吓了一跳。因那时张国焘很歧视知识分子，若被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那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曾伪造列宁的话，说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企图对知识分子进行陷害。
幸好，我知道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因此，我毫不示弱，便讥讽地回答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呀！如果中学生算个知识分子，那只能是小小的知识分子，与教育长同志相比，你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啊？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非就是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啰！”他听了我的反驳后，脸一沉，手一捏。
我原以为 他又要发火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却笑眯眯地问我：“你过去是干么工作的？”我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说了一下，他听后不怀好意地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里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知道他是在耍花招，就冷冷地回答说：“像我这样的干部，在红一方面军里多得很，我算不了什么！”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便告辞了。临别时，他狠狠地说了一 句：“这两天谈的问题，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为好，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允许搞机会主义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般闲谈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干部团的声誉，而且关系到党中央的问题。李特对干部团的诬蔑，是与张国焘称中央红军为“叫花子队伍”的说法同出一辙的，是别有用心的，必须继续同他作斗 争，并及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于是，我先去找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同志商量，他已调任特科团政治委员，也住在卡英村。他听我反映的问题后，很赞同我的意见，遂相约第二天一起去毛儿盖向中央反映。
第二天早上，宋任穷同志忽然生病肚子痛，不能同我前往，我便带身边的两位同志去毛儿盖。我先到上级干部队去访问肖劲光和冯雪峰等同志，他们都表示支持。冯雪峰同志还向我分析了张国焘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从理论上、路线政策上提高了我的认识，并提醒我说，和李特他们斗争，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他们反中央、搞宗派主义、搞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同他纠缠小事，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是非，这给我的启发很大。
接着，我又去访问博古同志和李富春同志。这时博古同志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都拥护中央的北上抗日主张。我把与李特争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并请他们转报中央和毛主席。他们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对李特这种错误观点和气焰，必须继续与他斗争，决不能让步！”当天，他 便把我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我返回时，因天色已晚，回卡英要经过一段密林，他们担心我路上出事，便留我在毛儿盖住了一夜。次日晨，李富春同志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要注意策略。目前，因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还不宜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我听后深感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宽大胸怀，表示回去照毛主席的 指示办。
离毛儿盖回卡英时，在村边，陈赓同志在路口等我，我简单地向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他也表示支持我按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与李特斗争。这时， 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中央汇报了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了。我也不理他，见面时，大家只讲一些具体业务工作。我利用工作空隙时间，向政治部的同志讲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主张，并组织力量，以备不测。
后来我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几个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工人，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 7 军的连长，后任营长，和我认识。他到江西时，离开部队去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他没吭声，又说，过去的事（指他在红 7 军脱队去上海的事）不再谈了，怕我揭他的底。
在卡英驻了一个月，队伍准备向北面的草地开进，拟经松潘向甘南发展，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大家根据上级指示，每人准备 5 天的干粮和木柴，也准备了草鞋、包脚布和木棍，但过了两天，又传说不过草地了，大家思想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有一天，李春富同志经过原干部团驻地去 3 军团找彭德怀同志。我们知道他会很快回来，我和陈赓、宋任穷等几位同志便在路口等他。
等了一阵，李富春同志回来了，我们问他是否过草地，他没有明确答复。我们激动地对他说：“若队伍南下向西走，我们只好开小差，途中可能被敌人杀死，那么请你证明一下，我们并不是叛变革命！” 他安慰、鼓励我们几句，并要我们继续做好北上准备，便走了。
8 月下旬， 中央红军终于向纵横数百里的草地挺进。草地，是一片绿草如茵、茫茫无边的神秘地带。有人称它是用鲜花编织而成的“魔毯”。因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茂草，有色彩绚丽多姿的野花，但是，草底下却是一片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淤水呈黑色或赭红色，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 散发着腐臭气味。我们踩着软绵绵的草丛，摇摇晃晃，就像航行在水天相连的大海一样。一不小心陷入深潭，几分钟便可以把你吞没。
草地天气变幻无常，时晴时雨，时雪时雹，狂风轮番袭来，如同妖魔变法似的。红旗在茫茫的草地中猎猎飘扬。开始，大家看到这些五彩缤纷的水草、野花，觉得新奇，边走边哼着山歌，行军速度较快。
但过了几天，一路上不见人烟房舍，不见牛羊动物，连天空的飞鸟也绝迹，根本找不到块栖息之地。有些同志带来的干粮已吃完，而周围根本找不到吃的东西，能吃的一些野草，前面走过的部队已采摘完，留下的大都是有毒的草，吃后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危及生命。 草下的积水也不能随便吃，人和马饮后要胀肚子，或患痢疾病。加上天寒雨淋，身边的同志不断饿倒、病倒、牺牲，队伍不像先前那样整齐，掉队的人愈来愈多，大家感到要征服这块神秘地带，并不比爬雪山轻松。
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上级干部队学员雷经天同志，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不小心跌下一水沟，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但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坐在一旁，无法继续前进。恰好我经过此地，问其究竟，见他这个样子，危险至极，好在我身上还带几片干姜，我立即拿两片给他口含和擦身，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
1956 年，他到北京来我家里作客，一进门便对大儿子安来说：“过草地时，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救我一条命！”原红 7 军干部、干部休养连队员李爱民同志， 1927 年曾与我一起在南宁坐过牢。他在干部团当过政治教员，在金沙江时曾和部队一起打冲锋。过草地前的一天上午，他拄着拐棍，来政治处找我，说他几个月来疾病缠身，缺医缺药，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过草地无法自己背行李和柴米，请求我帮他找匹马。我听后，看他形容枯槁，既感同情，也感到为难，便安慰他几句说：“你先回去，我尽量想办法，请你下午再来看看。”他走后，我立即找有关人员商量，总算设法调剂了一匹马给他。
当他接到马时，激动得流下眼泪。我说，没有马夫，他说：“得了，不要了。” 说完他便拉着马走了。开始过草地时，他有时骑着马走，有时牵马而行，因草地既软又有泥潭，马走得吃力，时常跌下沟里要人用力拉上来。后因天空经常下毛毛细雨，马整天吃湿草，拉稀了，他既要照顾自己，又要照顾马，弄得更加疲惫不堪。最后，马卧下走不动了，他只得舍弃了马，拄着拐棍， 一步步挪动，以坚强的毅力，终于走出了草地。但由于体弱有病，劳累过度，过草地第二天，便病逝于巴西。
我得知后，便去悼念并协同休养连同志把他安葬了。草地上的艰难困苦，夺走了不少战友的宝贵生命。我们生存下来的同志个个蓬发垢面，衣衫褴褛。
过了草地后，在巴西一带，红一、四方面军关于北上抗日还是向西发展的问题仍在继续争论，并已传遍了所有部队，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包括我们红军大学的干部团的人，都认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表示要跟毛主席北上抗日。但当时张国焘的力量暂占优势，还控制着红军总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四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故大家心情异常紧张，担心回头 再过草地到西康去。
一天早上天未亮，洋顾问李德突然来到我的床前，把我从熟睡中叫醒。他着急地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的动作，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防备他整你。”
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 时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决策人，但他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拥护的，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同李特争论的事，他是知道的。他来通知我，当然是军委示意的，因为以前我和他没有来往。
我急忙起床， 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动员、布置。我又派青年干部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同志处，告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队伍很快集合起来。大家精神振奋 地向北出发了。路上，我和俱乐部干事严长庆等几位同志跟在李特身边，防止他把队伍调向西。他这时情绪很低沉，一声不吭地随着队伍走。而刚到职几天的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的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带着自己身边的卫队，向西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
中午时分，队伍已走了几十里路，我们和中央直属队到了一个山脚的村边休息。村子有几间破房子。村边有一座 200 多米高的山和一条可以徒涉的小河。我们正在休息，突然，红军大学的队伍乱起来了，原来，红四方面军的 300 多名学员，在李特的煽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准备回头向西走。
这时，后面的骑兵也来传话，说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过一会，又传说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发生战斗。
对此，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很愤怒，痛恨李特跟随张国焘搞分裂。我们立即开展思想工作，劝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留下来，共同北上抗日，在我们的劝说下，也有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表示愿意随中央北上，但李特一面拿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同志，一面高喊着：“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这时，李德和李特争吵了起来。
我就在他们身旁，只见双方的情绪非常激动，吵得耳红面赤。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李德骂李特说的是俄语，我听不懂，据懂俄语的同志翻译说，李德骂李特是“分裂主义者”、“流氓”。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正争得不可开交时，毛主席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走出来，他指着附近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
只见彭德怀从小河边走来，那时，红 3 军团改为第 3 军，他任该军军长，率一个团在后面掩护北上。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见毛主席和彭德怀来到，马上溜开。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要求回去是可以的，我同意你们回去，也欢迎你们回来。”
毛主席又向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我们要相信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回来的！”并叫我带一方面军的干部继续北上。这里，充分 表现了毛主席与张国焘斗争的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
过一会，李特便带着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折回去了，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依依不舍离去。后来，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碰了钉子，在广大指战员的醒悟和中央的催促下，终于与二方面军一起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走后，我便集合红一方面军的学员随中央继续北上。至此，红军大学也宣告解散。红军大学解散后，红一方面军的学员被分配到战斗部队中去了。我被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该纵队除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外，还有许多资历深、职位高或年龄较大的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成仿吾、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克农等。我觉得自己任务艰巨，工作千万不能马虎，决心照顾好这些党的宝贵财富。
同 年 9 月中旬，我们从巴西出发，继续北上。沿途没有什么敌情，政治处的主要精力是协助搞好思想和后勤方面的工作。行军出发前，检查人数，交代注意事项；行军途中，观前顾后，照顾病号和体弱者，组织收容掉队人员；到宿营地，检查人数，安排住宿，设法保证他们吃饱睡好。总之，事无论大小，我都亲自过问，不厌其烦。他们有什么问题或意见，也主动找我谈。
在通往甘南的途中，我们通过一条高悬在危岩峭壁之上仅一尺来宽的险峻古栈道后，来到川甘“天险门户”腊子口。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 见底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用两根圆木搭成的仅一米宽的木桥。要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别无他路。甘肃军阀已先在此桥头筑有碉堡，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天险。
我们先头部队的英雄们，在没有任何登山工具的情况下，靠背包带和绑腿带连接在一起，从最陡峭的悬崖后面悄悄爬上去，给敌人以突然袭击，终于砸开了这道险关。我们后续 部队通过这一山口时，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步来，带着惊讶、敬佩的神情看 其险峻地势和被红军手榴弹炸毁的碉堡，发出一阵阵赞叹声。
我们穿过腊子口后，又翻过岷山——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于 9 月中下旬到达甘肃省氓县哈达铺。这是一个住有几百户人家的村镇，群众多是回民，也有汉人，他们没有逃离，对红军热情。村里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街，街里店铺很多，摆卖很多食物，价钱也很便宜，不用一块大洋便可买到三个大面饼。
大家已经有几个月见不到大米、白面和油盐了。为了填饱肚子，恢复体力，准备继续北上，有的用身上存的钱大吃一顿，胀坏了肚子。各单位还杀猪宰羊，举行会餐，邀请驻地附近的老乡来作客。到处闻到肉香，像过年似的。
总之，从荒凉的雪山、草地跋涉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就像又回到了人间。在哈达铺休息时，中央在该镇西面的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会上宣布：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原红 1、3 军团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 3 个纵队：原红 1 军团编为第 1 纵队； 原红 3 军团编为第 2 纵队；军委纵队编为第 3 纵队。支队还新成立随营学校 （也称干部营）。陈奇涵为校长，宋任穷为政委，我为政治处主任。此外，又成立上级干部队，周士第为队长，罗贵波为政委。
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今后新的艰巨战斗任务， 号召我们继续北上，到抗日的最前线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目前，我们虽只有 7000 多人，但个个都经过了考验，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抗日的目的。大家听后深受鼓舞，报以惊雷般的掌声。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大家理了发，洗了澡，顿觉全身轻松。
9 月 23 日拂晓，这支 7000 多 人的队伍又启程北进了。我们一出岷山，敌机发现了我们，天天来侦察、轰 炸、扫射，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到了渭河平原，虽然地势比较开阔平坦，没有什么悬崖峭壁，但那里是黄土高原地带，有数不清的深沟幽壑，有些地方，只相隔一条大沟，对面看得见，但走下去再上来，这上上下下要大半天 才能走到。
天气干旱，群众吃水很困难。吃的是泥浆水。我们也经常吃这种水，先挑来沉淀一会才煮用。老百姓为了储藏水，有的在公路两边挖一深沟，等下雨时，水流进去，再倒几十斤羊粪下去，这样，水就清了，也不腐臭。 当地能吃到这种水的人并不多，因要挖深沟，又不容易从深沟里把水提上来。
翻过六盘山，临近陕北根据地时，敌人紧跟在我们后面，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缠住我们不放。一天，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派一连骑兵来袭击我们。他们骑着一色的棕色马，挥舞着马刀，凶狠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因只顾急行军， 对敌人的突然袭击，真是措手不及。开始，我们随营学校的队伍被打乱了，毛主席的警卫部队也遭到袭击，处境甚是危险。
后来，我们有了对付敌骑兵的经验。大家见到骑兵，立即就地或卧或立，成立体火网，瞄准着目标，等敌人冲到近处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一颗颗手榴弹飞进敌群里开了花，顷刻之间，这群凶猛的“骑士”，死的死，伤的伤，滚的滚，爬的爬，拼命向后逃跑。
但是，马家的骑兵仍在后面紧跟着我们，直到吴起镇时，毛主席部署 1、2 纵队才把这一尾巴彻底切掉。10 月 19 日，我们随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这是我们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也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边缘。镇上挂有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和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群众热情地接待我们，送茶水，送吃的，送穿的，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吴起镇是长征的终点站，周围遍地黄土，是一个贫瘠的不毛之地，不宜屯兵。因此，我们在该镇呆了两三天，便前往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的驻地，位于延安北部，四面群山环抱，地理位置险要。人口有两三千， 街道整齐，小巧玲珑，商业较繁荣，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在此落脚，至此，举世闻名的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才真正结束，这时只剩下非常精悍的 7000 余人，小小的瓦窑堡，成为推动全国抗日的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和壮举。它宣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表现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异乎寻常的 勇气和毅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人民军队无坚不摧的战 斗力量，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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