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泰山区
1938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郭洪涛同志为书记的由苏鲁豫皖边省委改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以张经武同志为指挥、黎玉同志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第二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这时，我奉命北上泰山区，接替我任二支队政委的是景晓村同志。同时，由刘涌同志接替罗绩伟同志任二支队司令员。早在泊里战斗以前，省委就派刘涌、景晓村同志来准备改组二支队，并由景晓村同志主持召集鲁东南县区委书记和各工作团的联席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南特委。当时战斗比较紧张，他们初来乍到，要有一个了解、熟悉和准备的过程，因此没有立即接替我们的工作，刘涌同志就和我们共同率部打泊里、贡口和诸城东酉关，并肩作战;景晓村同志就在桑园召开会议。
我们留下一个特务连给他，专门担负保卫工作。12月初部队胜利返回时，会议刚刚结束。随着山东敌后抗战局面的展开和变化，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作些调整，干部作些调动都是自然的，也是革命事业兴旺发展的一种表现。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固然值得留恋，有待我们去开创的事业更值得向往。山东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泰山区原直属分局的各县委划归特委领一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宁阳、章丘、淄川、博山等均受其作辖。分局认为我可以由做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而泰山特委缺少可以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故分局就选上了我，那里的军事部长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去担负。有一件事在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
在准备改组二支队之前，曾发生过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就是我们当时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的几个领导于部同省委统战部长刘居英同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九十月间，刘居英同志受省委委托到莒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有许多帮助，不过他认为我们按党的政策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是犯了右倾错误;又认为我们与高树勋部合作，在高部离开以后我们北占桑园，因而支持了高树勋对张里元手下的徐、穆两县长的排斥行动，是犯了“左”倾错误。对这两个意见，我们都是不同意的，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但并未能说服刘居英同志。当刘居英同志返回省委后不久，省委关于改组二支队的指示就下达了。有同志说，这是刘居英同志反映意见的结果。
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刘居英同志批评我们的两件事，都是我们向郭洪涛同志当面请示后才办的，而且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的，因而是正确的，郭洪涛同志决不会同意他的批评。但我当时还是到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大王庄当面向郭洪涛同志反映了我们的意见，申述了我们的理由。郭洪涛同志明确表示:“你们在鲁东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存在什么'左’与右的问题。这些事我了解’，你们都请示过我，你们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因而才干出了成绩。这次调整二支队的干部，准备调你到泰山区，组织上是另有考虑的。”当时因临时有事，话没有谈完。现在要正式接受新任务，必须到大王庄汇报工作情况并领取组织介绍信，我想分局领导同志这次一定会讲明调动原因的。
我走的前几天，鲁东南的老战友、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来热情欢送，依依告别。邵德孚等同志一定要给我配一马、一枪和一位通讯员，他们才放心让我启程。
从桑园镇出发，整整走了三天才赶到大王庄，就先向分局秘书长杨刚毅同志报到。杨刚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王庄的住房已由分局和纵队机关住满了，要我同他住在一起，等候领导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是郭洪涛、张经武同志谈话;第三天，是黎玉同志谈话。
郭洪涛同志接见我，首先称赞了二支队北上开辟桑园，东进智取泊里、炮击贡口、夜袭诸城的胜利，说分局已向党中央、新华社报送了这些胜利的消息，并由此说到原省委和现在的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但泰山区缺一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根据二支队开辟鲁东南的情况，省委和分局认为我改作军事工作是合适的，故决定调我去泰山区。接着，他指出泰山区西贯津浦铁路，北靠胶济铁路，位于泰山山脉的东南麓，其中心区泰(安)东莱(芜)西是泰山山脉环抱中的一个盆地，比较富庶，要坚持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泰山区作为依托和屏障。这里又是分局和纵队联系路西河北八路军主力乃至党中央的交通要道，敌人也将会拼命地与我们争夺。因此，泰山特委肩负的创建、巩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他还具体介绍了泰山特委书记夏辅仁(泰安人)、组织部长刘莱夫(莱芜人)、宣传部长董淡(新泰人)等同志，确定我去任军事部长，并说特委军事部对外暂称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对内为军分区，由我兼大队长，夏辅仁同志任政委，调新泰独立营教导员李枚青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该营营长李耐夫同志任参谋长。该地区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为野战军，我们军分区部队为地方军，两者系平行关系，联合作战时由四支队统一指挥，分开作战时由我们自己独立指挥，组织上归郭洪涛同志兼任军事部长的分局军事部领导。他指示我们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充分运用淄博矿区产业工人多的优势，大发动大发展，抓紧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广泛建立各类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和抗日自卫队武装，准备成立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要求我们在泰山区牢牢地站稳脚根。
张经武同志接见时，也是首先肯定了二支队抗日、统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成绩，接着就作r具体交待。他说泰山区，要抓住时机大发展，要有紧迫感，.不可丧失时机。毛主席对山东是寄托了厚望的。现在泰山区有十多个独立营，有大发展的基础，但都没有进行统一整顿，要我去后先集中整编一两个中队作为主力骨干，把机关建立起来(机关宜小不宜大)，然后再去扩大部队，干部下去抓部队建设，组建地方武装，县建独立营或中队，区建小队。他指出，有军队在手，就有条件坚持泰山区，但还必须有个“家”，毛主席说“根据地就是军队的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这一切，都得要有大批干部，但不能靠上面派，应该继续运用鲁东南办干训队的经验，自己培养，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关于与四支队的关系，他强调虽是平行关系，但四支队是主力，在作战上要服从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为此，准备以四支队和特委的主要干部组建军政委员会，我们可先考虑提出特委的人选来。
黎玉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和冀鲁豫边地区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起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山东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说他为人朴实谦和，德高望重，很受拥戴。传说他在山东是以拉人力车或黄包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在党内总是以身作则，对群众总是循循善诱，因此他在群众眼里既是一位师民，又是一位老大哥。1938年8月，他和张经武同志率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于11月才回到省委驻地岸堤。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成立时，他作为分局委员和纵队政委也迁移到了大王庄。
当我北上泰山区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受到这样一位老同志的接见，能够亲耳聆听他的谈话，自然感到特别高兴。这天，我的穿着也特别整洁。一见面，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立即起身走上前来与我紧紧握手，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只见他一面用两个手指从一个小铁盒里夹出一撮茶叶放到杯子里，叫通讯员倒上开水送到我面前;一面看着我，大概是看我年轻，就问我有多大年纪，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并和蔼地说:“请先喝口茶，不要着急，边喝边说。”
黎玉同志对下属如此体贴入微，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顿时全身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不但是在面对一位尊敬的首长需要如实汇报情况，而且是在面对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可以放胆叙说家常。我看他虽只是30多岁的人，但革命的重担已将他的背压得显然有些弯曲了，不过这也更加衬托他的老练、沉着和长者的风度。
我怀着更加深厚的敬意回答说:“我是1915年出生的，四川巴中人，从小就逃出家门讨饭，后被资本家的工头收去做童工，不久加入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参加了罢工运动，又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当红军，同年由团转党。今年三四月间随郭洪涛同志离开延安到山东，根据省委部署在鲁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谦逊而又幽默地说:“你干革命的时间与我差不多，还是位年轻的老同志呢!”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和开展统战工作以及几次战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
他还要我提出对鲁东南今后工作的意见。我想了一下，说了三点看法:
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对愿意抗日的一般资本家、地主等中间力量不要只是单纯向他们要钱要物，而要争取他们团结到我们周围，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抗战;
二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抓紧有利时机着重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就能坚持持久抗战，也不怕国民党反共的军事进攻;
三是在鲁东南现有的两小块根据地的基础上，一面力求向北发展，一面力求向南发展，向北可逐渐打通与胶东和鲁中兄弟部队的联系，向南可开辟苏鲁边，扩大回旋余地。我说明，向南的发展，我们已派干部到郊城、赣榆准备建立两个县委，但不知进展情形如何，因为到我离开桑园镇的时候仍未得到他们的工作报告。
黎玉同志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示意，并说向北、向南都是鲁东一南发展的方向，表示分局和纵队要认真研究这些意见。说着说着已到开饭的时候，黎玉同志吩咐通讯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菜，并对我说:“我们俩一同吃饭，边吃边说。”他接着向我交代了去泰山区的任务:
“泰山区是扼津浦、胶济两铁路的战略要地，是山东分局和纵队同中央交通联络的一条必经之地，我们一定要把这块腹地牢牢掌握在手里。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你了，相信你能很好地担当起来。我这次去延安曾到过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董老还提及到山东敌后的有个四川年轻同志吴尚德，红军长征时曾担任过党的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长，兼大金川省少共书记，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挨过张国焘的整，后因在党校第一个报名.坚决要求到敌后，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原来你这个杨tlJ就是吴尚德!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啊!’’
关于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他指出:(1)要抓好部队的建党工作，要贯彻毛主席“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2)要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使部队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特别能战斗的真正的人民武装;(3)要和四支队亲密团结，协同作战，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4)要去四支队一趟，与四支队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泰山区军政委员会的人选名单，四支队司令员谬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和特委的书记、军事部长均应参加，联合办事处或专署也应有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但因机构尚未建立，名额以后再补。
最后，黎玉同志还特别指示我要注意一件事:泰安县有个独立营，营长是程鹏同志，泰安的一个老区长，拉起民团，积极参加了祖徕山起义。四支队南下天宝山时，他带着独立营回到祖徕山，一直不愿离开祖徕山区，要坚持泰山区敌后的杭战。祖徕山是第四支队的发祥地，又处于泰安、莱芜、新泰三县之交，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程鹏同志主张坚持这块阵地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要给他扣上什么“地方主义”的帽子，更不能把他当作旧政府官员处理。要我去后找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同志和程鹏同志好好谈谈，要他们坚持祖徕山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队伍只能扩大，不能缩小，特委要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祖徕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红旗不倒。该营中要充实适当的党员干部进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泰安县委会讨论独立营工作问题时可以吸收程鹏同志参加，条件成熟时可以吸收他入党;'对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马营长，要树为民族英雄，加以宣传，对其直系亲属要作为烈属加以照顾、安排。
黎玉同志嘱咐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使他们产生什么顾虑。我当即表示“坚决照办”。
与黎玉同志的这次见面充满了亲切温馨的同志情谊，接见结束后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愉悦，久久回味不已。当我回到杨刚毅同志办公处的时候，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委书记史秀云同志和妇委副书记郑琳同志已在那里等着向我交代去泰山区后要继续重视并支持妇女运动的开展，因为她们认为我在鲁东南特委工作时妇女运动有起色，要我搞军事莫忘抓妇运。她们还以开玩笑而又认真的口吻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在鲁东南和刘浩同志的恋爱关系吹了，不要紧，到泰山区去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吧，预祝你成功!”
约在12月底，我和通讯员同纵队所派护送我们的6位同志以及军马饲养员一行9人离开大王庄向泰山区进发。行前，张经武和纵队参谋长王彬同志特地向我介绍了去泰山区的路线，并开了一张通行证，画了一张路线图，说所经之地都是我军的防区，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只是泰安特委的驻地不详，可能是随四支队行动，得由我自己去找。我们从大王庄出发，经过水帘坡、小王庄，翻越石门岭，当天下午到达新泰的土门。第二天经过蒙阴大黄庄，第三天就到了莱芜颜庄区的颜庄。
按照王彬同志的介绍，这一带驻有四支队的四团二营，营长李国林，教导员刘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四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土门，我向新泰独立营传达了山东纵队关于建立泰山军分区的指示，以及对该营营长李耐夫、教导员李枚青两同志的新任命，并对该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曹旭同志任营长，曹新甫同志任教导员。他们主动派人去颜庄与四支队四团二营联系，李国林复信表示欢迎四支队一大队和泰山军分区首长路过颜庄。因此，我对李国林的叛变行径没有任何警觉。当我们进入颜庄时，李国林已在村里埋伏下一百余人等待我们，他带着十余人出面笑脸迎接，把我们引至该村的一个关帝庙，突然伏兵四起，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一行9人被缴了械，遭到武装扣押。这时才恍然大悟，我们遇上了叛军。
李国林有恃无恐，公然向我们宣布，他已不再是八路军了，而是秦启荣所部第三十二梯队的司令。我质问他:“你当了秦启荣部的司令官，也还是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嘛，为什么无端扣押我们?!”李国林说:“我要把你们当人质，换回我部在四支队学习的二十多个人!”我说:“我们是从这里路过的，你们在四支队学习的人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里你们扣押我们是毫无道理的，是破坏统一战线、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行为，我们要强烈抗议!我们要到莱芜去，你应该以礼相待，送我们启程，才有利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李国林每天都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每次都是提出严正抗议，这样对峙了12天。
在此期间，我们对看押我们的士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瓦解工作。这个连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淄川、博山的煤矿、铁路工人，一般都是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才参加八路军的，只有李国林过去当过土匪头子，连长和个别排长是地痞流氓，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对他们不满，且因生活较苦，多有思乡之情。其中有位排长叫韩德勤，有位班长叫张志勇，都是中共候补党员。我们被包围缴械时，他们俩曾向我使过眼色，使我意识到这里发生问题了。
后来，韩德勤同志还写了个纸条包在小石块上投给我们，又使我们得知刘春同志到四支队开会去了，李国林就乘机投靠了秦启荣。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在韩、张两位同志的配合下加紧做争取战士的工作，公开宣传国共合作抗战中国才有出路、反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只对日寇有利的道理，同时选择对象个别劝说其脱离李国林，随我们一同跳出虎口归队。正当韩、张两同志从内部策动之际，发现有一班长跑出去告密，我们当机立断，由韩、张带领已表示坚决归队的7名战士和我们一起，连夜从颜庄西门土围墙的缺口处突围，直奔新泰独立营驻地，受到李耐夫、李枚青等同志的热情接待。
我们虽然脱险而归，但这次意外的波折给了我一个极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才能免受损失，立于不败之地。脱险后见到亲人、同志，委屈与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一泻而出。我们决定，由李枚青同志前往大王庄向分局和纵队当面汇报李国林叛变和我们脱险归队的情况。李枚青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分局和纵队的指示:(1)对我们一行9人临危不惧、分化叛军、胜利脱险给予通报表扬;(2)对韩德勤、张志勇等9位归队的战士予以表扬，并每人奖励3块大洋;(3)继续争取李国林部的战士归队。
根据指示，我们决定以他们9个人9条枪为基础组建一大队的第七中队，提升韩德勤同志任副队长，张志勇同志升任排长，该中队受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长元宗禹同志领导，负责对李国林部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由于我们当时没有钱来执行对韩、张等的嘉奖，李耐夫同志就主动回家变卖了半亩地，带回35块大洋，只能给他们9个人各发了3块大洋，剩下的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不久，李国林部又有10余名战士经过争取归了队，加入了第七中队。当地青年参军很踊跃，七中队很快就发展壮大了。驻博山一带的秦启荣得知消息后，便调李国林部进驻距他较近的双龙峪。当李国林率部到莱芜徐家店一带骚扰时，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又有三四十个战士跑来归队。
经过这次波折，组织上决定我改名吴瑞林。我和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带领新泰独立营到莱芜、新泰交界的雁门关，立即与泰山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特委驻在莲花山西部的圣井村。我从大王庄出发的目的地终于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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