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其实军队与地方的矛盾，也与领导层有关，主要是因为高岗想做留守兵团的政委，萧劲光和莫文骅不想让他插手军队，顶住了。这就结上梁子了。当时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留守兵团建立后，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在剿匪御敌、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与边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其军政、军民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边区人民关怀支持子弟兵，出现了许多拥军优抗的感人事迹。
但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长期驻军，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摩擦、停发军饱和进行经济封锁后，给边区的经济造成严重困难。边区主要领导者高岗又不给部队任何补助，军队的生活更加困难。
在此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增多。有不少人不能正确认 识和处理，互相埋怨。在搞生产中，曾发生一些与民争利问题。如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成本低，而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成本高；部队开骡马大车店，吃的是公家的饭，收费低，而老百姓开的骡马店，吃的是自己的饭，收费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队少等等，开荒种地时，有些部队占好的荒地较多，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
有的部队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不体谅政府和群众的困难，袒护部队的缺点，使部队一些不良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制造谣言和阴谋，甚至制造事件，嫁祸于我，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党中央、毛 主席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毛主席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 年冬，我到驻永坪的警备 4 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向我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在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起来。
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边区政府给予帮助。我回延安后不久，一天，毛主席突然叫我去，进门一看， 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等同志在座，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看样子，他们是在开会中间临时叫我去的。
毛主席见我进来就严肃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向中央告状！”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快作检讨，并说明电报是打给个人反映情况的，并没有向中央告状。
我讲完后，边区政府一位负责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主席听后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嘛！”又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大家不再吭声了，我便退出来了。
后经了解，我发给高自立同志的那份电报，是肖劲光同志把它批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朱总司令批评了边区政府，而高岗不服，向毛主席报告此事而引起的。
我从这件事也认识到，在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更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
经毛主席做工作，军政、军民关系得到了改善。1940 年下半年，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留守兵团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 10 多人。
毛主席笑着说：“今天 请各路诸侯来谈军民关系问题。”在座谈中，有的同志反映部队有些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有的说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部队同志去找毛主席评理。
毛主席听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民管军，这多好呀！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同志才不会犯大错误，边区才有希望”。
毛主席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眼，深受教育。大家表示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牢固树立拥政爱民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2 年，留守兵团结合整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提高了对人民军队宗旨和本质的认识，随即掀起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热潮，获得显著效果。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1943 年春节前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安兴起了空前热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
1 月 25 日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边区政府林伯渠和贺龙同志，先后在《解放日报》上 发表了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专题文章。“双拥”运动就在整个边区轰轰烈 烈而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那种热烈的气氛，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奋不 。
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同志参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 尊重不够、爱护不够的缺点。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
在拥军月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领慰问团， 到南泥湾生产中有成绩的 359 旅慰问。延安文化界专门组织了文化劳军团， 著名诗人萧三、艾青、柯仲平和作家丁玲等，亲自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 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民众团体，纷纷响应。爱护军队、爱护抗属的呼声，响遍了边区。
人民要求代交的慰问品堆积如山，留守兵团机关门口的操场上， 高跷队、秧歌队、耍狮子的、玩杂耍的，一队接一队，整日不断，锣鼓声、 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大街上，男女老少，人山人海。整个边区，到 处是拥军的歌声，“正月里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人民群众赶着猪，牵着羊，抬着衬衣、 鞋袜、毛巾、肥皂和铅笔、识字课本等各种各样的礼物，到部队联欢慰问。
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护之情。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敌情紧张时，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子弟兵备战。军队开赴前线时，各县在一两天里，就组织起了担架队、运输队，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在敌情威胁严重的情况下，更看出了人民离不开军队，军队离不开人民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观点，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拥军优属活动，给了边区部队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在拥政爱民月活动中，边区部队普遍开展了军民联欢活动。向政府和群众写贺信、发贺年片、送春联、送年画、送锦旗、送匾牌，请房东和老乡一起会餐。老乡兴高采烈，有的离部队驻地一 二十里路，也喜气洋洋地赶来会餐。
各部队普遍组织了秧歌队，一路扭着秧歌，唱着拥政爱民歌，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去表演，给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拜年。老乡说，从来没有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这还是第一次。
在拥政爱民月活动中，边区部队还普遍开展了清理旧案，即清理过去违犯政府法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和赔偿、送还物件的活动。部队各级都认真地进行了纪律大检查，由干部带队，到政府、到群众中去，逐门逐户访问，征求意见。在军民大会上，把违法乱纪的事情，一件一件讲出来，向群众检讨。
个别问题严重的，带到军民大会上，当众宣布他的错误。参加大会的群众很感动，说八路军真是纪律严明，不护短，真是好军队。纪律检查之后，又普遍开展了送还物件和赔偿的活动。部队借老百姓的东西，基本上都送还了，损坏了的，按价赔偿，做到一物不落，分文不少，更提高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同时也使部队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群众观念和群众纪律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
在群众工作上，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安置难民。不少家在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逃到边区来。军队大力协助政府，进行安置工作，使难民有吃、有住，能生产、能生活。
仅警备第 1 旅 1 团就安置难民 30 多家，让出住房 30 多间，捐款 1 万多元。有的部队还帮助难民打窑洞，开荒，借给耕牛，或者把自己开的荒地让给难民耕种。驻城镇的机关部队，则节约口粮和津贴费，捐献大批粮食和现金，帮助难民安家立业。
各部队还普遍开展了爱民竞赛活动，争着为人民群众做好事，比如打井、挑水、砍柴、开荒、修房子、打窑洞，有的部队还建立了星期日为民服务的制度。一到星期日，干部战士纷纷到老乡家去，拉家常，磨豆腐，扫院子，使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延安兴起的“双拥”运动，使军政、军民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战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军民终于战胜严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共高潮， 胜利地保卫了延安这个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 此，“双拥”运动推广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并延续下来，成为我们党、政府、 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光荣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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