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刚刚闭幕几天，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找我谈
话说，为了推动今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抽调留守兵团 718 团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第 3 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命文年生为支队司令，雷经天为政委，卢绍武为副司令， 我为副政委。
在抗日战争迅速发展的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次南下是去开创新局面，故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新的战斗任务。在这之前，王震、王首道的南下第 1 支队已去大别山，与我支队同时南下的，还有张启龙、刘转连率领的第 2 支队。
回到家里，我把工作调动之事告诉杨枫说：“这次南下，不知何日能见面，也不知这辈子能否见面，你要有思想准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革命，抚养好孩子。”她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要我放心。
我考虑她年轻，一人抚养未满 5 岁的孩子，困难不小。为安排她母子俩的生活，我拿着家里的旧皮箱，托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替我变卖了 27 块大洋，交给了妻子。
临行前的一天晚会上，我遇到刘少奇同志，向他汇报了自己将南下执行新的任务。他十分诚恳地说，你们这次南下的任务是艰巨的，千里迢迢，有黄河、洛河、长江等大江河阻隔，并要通过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线，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你们不要因形势大好而冲昏头脑，要充分做好战胜各种困难、险境的思想准备。
到了南方，要穿便衣，要紧密依靠当地广大群众，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坚持到大军南下。单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是很困难的，等大军南下才能发展。少奇同志的话很实际，想得很周到，使我们的脑子更加清醒，有了长期艰苦奋战的思想准备。
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队伍终于在 1945 年 7 月初出发了。告别延安时，难免产生一种依依不舍之情，自己在陕北战斗、学习、生活了整整 10 年，对边区的军民，乃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都感到格外亲切和留恋。
回想 1929 年离开南宁上百色参加武装斗争时，自己连父母兄弟也不能说一声，那时不说倒痛快，而现在，能向妻儿告别和叮嘱，心头却有几分牵挂。因此，当我走出家住的窑洞时，便把门反关起来，不让他们母子送出来。我骑上马，一甩鞭，马便“嘚！ 嘚！嘚！”向东北方向奔去。回首眺望，巍巍屹立的宝塔山渐渐地隐没在白云里，我离别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我们经过几天行军，到了绥德，休息两天，又往葭县，在那里东渡波涛滚滚的黄河。大家坐在民船上，随着滔天巨浪，有的唱起了《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大家的抗日激情同黄河一样激荡。过了河，便是日伪军占领区。
我们走了几天，便与日军遭遇。敌人有五六百人，我们有 1000 多人，且多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兵和干部。卢绍武首先率一个连攻击敌人。开始，敌人以为我们是游击队。战斗打响后，看我军的布阵、队形、火力，知道不妙，遂撤退。我们的任务不在歼灭，故杀伤其后撤部队数十人后便继续前进。这是过河后的第一仗，旗开得胜！敌人很怪，凡是被我军打死的，尸体抬走，抬不走的，割下脑袋或耳朵带走。
到了山西平遥附近时，我们支队与一起南下的张启龙同志率领的第 2 支队，组成一个总指挥部，由文年生同志兼任总指挥，张启龙同志兼任总政委。两个支队到达汾河时，在一个镇上吃午饭，准备过河。
一会儿，天上出现了日军飞机，我们立即就地疏散隐蔽。据我们的侦察员报告，离此不远有日军的据点，说不定我们会遭受据点敌人的袭击。
那时，文年生同志已随总指挥部在上游过河，而我们支队由副司令员卢绍武同志和我率领，渡河点尚未选好，情况很紧急。听说有徒涉河段，但不知其具体方位。如派侦察员去找，时间已来不及了，我和卢绍武同志便骑着马涉河寻找徒涉点。
在一位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渡河点，立即跃马返回驻地，命令部队迅速过河。结果，不到一小时，全支队安全渡过了河，我的胞弟文骝也随广西支队在此渡过河，向平遥方向前进。
在离平遥县城约 10 公里的地方，我们侦察到平遥县城有日军的碉堡。总指挥部的部署是：张启龙、文年生率第 2 支队 从离平遥 5 公里远的地方通过：我们支队作掩护，在离平遥不远的地方通过， 且白天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因此，我立即动员部队，每人保持一定距离，快步前进，不管情况如何，队伍不能散。
接近平遥外围时，日军的山炮从碉堡里打过来了，伤了我们一些人。其机关枪也狂叫起来，我们冒着炮火，继续跑步前进。突然，我们左侧枪声大作，估计是总指挥部和第 2 支队与敌人接触了。我们没有接到新的情报和指示，只得按原路线继续往前跑，以尽快脱离平遥地区。
这时，右侧又发现一支队伍向我们这里开来。我当机立断，立即调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右侧山地迎击。同时，紧急集合其余队伍，以便接应。从右侧来的那支队伍走近了，我们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地抗日游击队，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
他们带我们离开平遥向南而行。不久，第 2 支队的部队也集合起来，听说他们被日军追得很紧，牺牲了一位团参谋长。原来，日军得知我们要通过平遥的情报，估计我们不会在离县城很近的地方通过，故先到离县城 5 公里外设伏。这样，正与文年生、张启龙率领的支队遭遇，而我们支队却较“安全”地通过了。
7 月下旬，我们到达晋南时，恰遇欧致富同志率领的原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南下开辟游击根据地，按总司令部的指示，该团隶属于我支队，这样，我们支队便增至二个团了。
接着，我们便一起向河南漯河方向前进。 这是一个较偏僻地区。凡是国民党占领的地方，只有少数保安队；若是日军占领的城镇，也只有几十个日伪军守卫着。对那些国民党保安队，我们以正规军身份，强行“借路”，要求他们安排吃、住；对那些日伪军据点，我们有时绕道通过。有的不便绕道的，便给予强袭，缴了他们的枪，然后开拔而走。
一路上，打了一些仗，缴获了敌人一些武器， 而我们尚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8 月，苏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 月 15 日，传来了震撼人心的特大喜讯：日本天皇被迫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8 年的艰苦抗战，终于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了！
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洗雪了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支队广大指战员，也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在胜利喜讯鼓舞下，我们日夜兼程，向南开进。到了河南漯河附近，遭到伪军和地主武装的阻击，过不了河。而日军虽宣布投降，又不愿放下武器，故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作战仍在继续进行。
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我们支队暂在豫西一带活动，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先后收复了济宁、新乡等地，控制了北宁线，阻止了国民党 军利用铁路四处抢摘抗战胜利果实。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变化，电令我支队停止南下，迅速挺进冀热辽，以接收日军投降， 开辟东北根据地，部队遂出发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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