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医院是地下党办的，开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上，是专为党的领导看病而设，有时候也作为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往接待的中转处。那里面的医生、护士和勤杂人员全部都是自己的同志，对外有正式营业执照。医院的第一层楼是公开接受一般病人治疗的诊所和病房；二、三层楼则闲人免 进，是专门用来供领导同志治病或临时躲避的地方。
我原先就有胃病，加之哀痛慈父去世，吃不下饭，胃病也发作得更厉害了，正好住在楼上休养治疗，一步都没有走下楼过；而外面的人，包括陈志皋在内，都只知道我是回汉口奔丧去了。
那时正值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对上海（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的侵犯，爆发了著名的 “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上海各界民众万众一心，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许多医学院校的学生和红十字会会员都奔赴前线，参加战场救护工作。正在同德医学院读书的陈志皋的两个弟弟陈寅谷和陈石君，也参加了到前线的救护工作。我藏身在医院里，自然不能跑出去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只有通过阅读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才能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
直到农历壬申年二月初七（1932年3月13日）“满七”之后，我才敢走出医院门。在八仙桥买东西的时候，却不意碰见了陈志皋的妹妹陈宝璋。她一看到我，就喊：“淑仪姐！你走后怎么不给我们写信啊？我们全家人都好想念你啊！爸爸病了，病情很严重，六哥（陈志皋）也生了白喉病，正在治疗。你知道吗？”
我只好说：“哎呀！我是今天刚刚回到上海的，出来买点日用东西，没想到义父和志皋都病重。明天我就去看望。”
第二天，我先到八仙桥一家专门出售湖南土产的商店里，买了一些土特产，就带着上陈家去了。
陈老太爷果然病势沉重，请来给他看病的是有名的西医师庞京周教授和著名中医俞同芳，但两位专家都说己经回天无力了。
那时，老太太因为日夜不息地照看老太爷，也累病了；陈家的大嫂生下次子陈胜年（现名彭清）尚未满月，不能下楼来照顾二老；大妹宝璋正在中法药科大学读书，学习很紧张，无法请假；还有几个尚在读书的女儿都还很小，不能照顾服侍病人。
于是，我就以义女身份，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侍候二老这一重任，直到为老太爷送终、办丧事，尽到了作为义女的责任。我大约是农历二月初八或初九到陈家去看望的，老太爷则是在二月十二日（1932年3月18日）去世的，享年六十六岁。
老太爷去世后，黄金荣念在当年的救命之恩以及他在法租界多年上司的情面上，特意给巡捕房打了招呼，破例允许老太爷的灵柩在家里停放一百天，算是特别的照顾。
按照旧中国的习俗，这期间要请和尚到家里来念经拜忏，叫做“做七”；加上接待不断前来吊唁的客人，全家上上下下日夜繁 忙。陈志皋就叫我别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帮他们家里人一起守灵，操办丧事。我只好悄悄地回到申江医院，向院长说明情 况，请他转向组织上汇报，并有机会时回去看看。
在此，我觉得还有必要为志皋澄清一件因误会而与他的声誉有关的事：前几年公开出版发行的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内容丰富生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但在书中有一处与事实不符。文中提到，1932年，她在上海受冤枉吃官司，孤立无援中，她的女儿慕名去找陈志皋大律师求助，不 想竟遭对方“勒索巨额酬金”，见死不救。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按董在书中所叙的时间，正值志皋因其父介卿公病逝，在家守丧百日，也正是为“周少山启事”避风头之时，他闭门不出，不接任何案件，根本不可能受理董的诉讼委托，更谈不上乘人之危勒索巨金之事。我想，很可能是有人冒充志皋之名敲诈勒索，而董在恼怒中就把这笔账错算到了根本不知此事的志皋头上，并一直耿耿于怀。
但令我不解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我们奉命开展文艺界的联络工作，常在家中举行游园聚餐活动，所设筵席不是由吴湄大姐的梅龙镇酒家，就是由董大姐的锦江饭店供应，彼此间有过十分愉快且颇为频密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何从未听到董对此事流露过丝毫的不满情绪呢？
当然，1932年时，董大姐尚未参加革命，其社会身份犹是夏都督刚离异的夫人，又是与人合伙办企业的老板，个别律师不 知董大姐的实际困境，而仅凭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索取巨额酬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绝不是志皋，不仅当时处境不符，更 不符合志皋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如今，董竹君和陈志皋都已去世，我决无意在此再挑起新的争论，只是如实说明事实真 相，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陈志皋和孙晓村等人组织的世界与中国社刊物发行所，设在上海江西路永业银行的传达室里。这是因为陈志皋的堂兄陈振九是永业的副经理，还有位二房堂兄在永业当总务。《世界与中国》的审稿是孙晓村，编辑是陈高佣，校对是陈高佣的学生程仲文，他们是经常到发行所去的。就在陈家老太爷去世后没几天，陈高佣和程仲文在江西路发行所里突然被捕了。
出事后，孙晓村和李南香几个人商量，觉得凡是跟世界与中国社有关系的人，都应该设法暂时避风头。于是，立即通知了陈志皋。陈志皋在家守灵，不能出去活动，但因编辑部设在他的书房里，要防备巡捕房的人来搜査。得到这个消息后，陈老太太就带着钱嫂，把陈志皋房里放着的许多马列主义 的书籍，还有他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从法国寄给他的一部法文《资本论》，都装进两只大箱子里，搬到一楼，放在老太太睡的床铺底下。那时老太爷的灵柩还停在楼下客厅里，即使巡捕来搜查，估计也不会去惊动老太太。陈志皋则把他和同学们相互来往的、有可能会引起怀疑的信件也都烧掉了。老太太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知道我跟世界与中国社的人有来往，就叫我到她的一个妹妹王姨妈的家里去暂时躲一躲。
我悄悄地跑回申江医院去向刘院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刘院长叫我以后就 不要到医院去了，因为这医院离陈家、王家都很近，万一有人盯梢，暴露了这家医院，这个祸就闯大了。
回来后，我说我原先的住处和王姨妈家恐怕也不安全。孙晓村、李南香就建议到杭州去暂避一时，因为孙晓村准备到杭州他岳父家，在那里设法营救陈高佣和程仲文。于是又通过刘院长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示，经组织上批准，同意我去杭州暂时避一避风头，等紧张的形势缓和下来后，再回上海。好在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里有电话，有事是可以再联系的。这样，我就在1932年春，转移到杭州隐蔽了一段时间。
到老太爷的百日丧期已满，出殡的那天，我又偷偷地回到上海，坐在老太太的小汽车里，参加了老 太爷的出殡行列，以尽义女的义务。记得那时旅沪的海宁同乡会还给老太爷送上一个私谥号：肃惠先生，赞扬他执法公正严明有惠于民。那天，我又到申江医院去过，刘院长说，上海的局势还是很紧张，让我暂时仍在杭州隐蔽，至于什么时候能回 上海来，组织上到时会通知我。因此，送陈老太爷的灵柩出殡后，我又回到了杭州。
我在杭州先住在由孙晓村介绍的西湖息养社，后来就搬到孤山旁的俞楼居住。俞楼是由曾国藩出钱，为清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号曲园）建造的三层楼房，前后有小花园，地处西湖风景区内，周围环境非常好。隔壁是所和尚庙，再过去就是太湖饭店和著名的楼外楼菜馆。俞楼当时是俞樾的后人俞陛云太史公所居住的别墅。俞陛云就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父亲，字阶青，曾考取进士，中过探花，点过翰林，是晚清很有名的诗人。俞陛云不常住在俞楼内，空余的房屋就对外开放，提供给一些社会知名人土去休养暂住，伙食就包在隔壁的 太湖饭店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很清静的。
我住进俞楼时，俞陛云太史公正好从湖州老家扫墓回来。在俞楼小住一段日子后，由陈志皋引见参谒了他。交谈中，我说起自己的父亲颖初公是谭嗣同的同窗知交，俞太史公很欣赏我是书香门第出身，欣然收我为徒，教我诗词格律。
我从小虽喜欢背诵诗词，也曾替父亲抄过他所著的《词林韵准》一书，但父亲并没有教过我诗词的基础知识，自己也没有去专门研究、琢磨过，这时才正式师从俞太史公学习诗词的平仄、韵律。记得同时拜师的共有四个人，除我外，一位是2001年夏辞世的上海著名国画家申石伽先生（我同时向他学 画）；还有一位杨先生和一位孙小姐，后来失去了联系。
俞师母陪嫁姑娘的女儿，名叫蒋雪英，后来做了俞平伯的干女儿和学生，她称我为“师叔”。虽有这些良师益友的谆谆教诲、循 循善诱，我的诗词绘画却进步很慢，一年后又重新返回地下斗争岗位，更无心思吟诗作画了。
直到抗战胜利，我和陈妹宝琦以及廷骧弟媳潘励英同拜江南名诗人冒鹤亭老先生门下，再习诗词，留稿不多，笔名“双修馆主”。
入内审査时，时有所 感，以诗词抒发，名为“幽兰集”，至今并未发表过。直到80年代，对我的历史审查结案，完全平反以后，我才在耄耋之年重新执笔学着写诗填词，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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