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要进行正规化建设，我军参考苏联，对全军将士进行授衔。1951年2月，根据《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确保全军干部均评定个人级别，为日后实行军衔制奠定基础。
1952年3月，《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确指出，军队干部级别为9等21级。其中，将兵团级干部列为第三等，分别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三个级别。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全军授衔的相关工作延后举行，一直到1955年9月，新中国才举行了首次授衔仪式。
根据文件《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的规则可知，正兵团级干部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干部多数可评为中将。
让人意外的是，兵团级干部中，一共仅有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要低于绝大多数兵团级干部所授的军衔。这四人分别是贺晋年、解方、段苏权、陈沂，四人中，属贺晋年的名气较大，他是副兵团级干部，其他三人是准兵团级干部，两者差了一个级别。
那么，这么多兵团级干部中，为何只有贺晋年、解方、段苏权、陈沂四个人授了少将？每个人都有哪些具体原因？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贺晋年是副兵团级将领中，唯一被授予少将的人。1910年10月，贺晋年出生于陕西子长，他是陕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军长征后，陕北红军为中央提供了很多帮助。
土地革命时期，贺晋年担任过红军军长等职务，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为开辟巩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贺晋年的职务也不低，担任过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负责边防和剿匪工作，除此之外，贺晋年还是西北局的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晋年前往东北，历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东北野 战军第11纵队司令员、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8军军长等职。解放战争前期，贺晋年主要负责剿匪工作，成绩突出，赢得上级表扬。
除了剿匪外，贺晋年还参与指挥了东北夏季攻势，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解放江南等战役战斗，战功赫赫。
新中国成立后，贺晋年的职务达到了巅峰，担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当时全国也就六大军区，东北军区整体实力最强，贺晋年是东北军区的二号人物，在军区的职务与粟裕平齐。
1952年，在军队评级中，贺晋年被评为副兵团级。按照这个评级，再结合贺晋年所担任的职务来看，如果正常授衔的话，可以是上将也可以是中将，结合他的资历，上将的可能性较高。
那么，什么事情最终影响了贺晋年将军的授衔？主要还是受到东北军区姓高领导的影响。姓高领导与贺晋年关系不错，两人又同是陕北红军代表，贺晋年能成为东北军区的二号人物，与姓高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5年9月，贺晋年已经被免去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军事学院学习。最终，贺晋年的军衔被定格在少将，他也是唯一一位副兵团级授少将的高级将领。
贺晋年心态好，没有因为军衔低而不满，服从组织的安排。1972年恢复工作后，贺晋年为我国的装甲兵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方是吉林人，早年出国留学深造，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解方回到东北，参加了东北军，坚决抵制日本的入侵行为，曾在日军炮击制造天津事件时，率领保安总队反击，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张学良器重解方，任命他为副官，1936年，解方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积极宣传抗日反蒋思想，劝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解方长期在东北军任职，1939年还被任命为第114师少将参谋长，长期在东北从事统战工作。1940年6月，解方正式回到延安，回到了组织身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延安，毛主席亲自迎接解方的到来，挽着他的手说：你回家了，解放了，就叫解放好了。
抗日战争，解方的职务是第120师358旅参谋长。解放战争，解方历任东北民 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 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 第12兵团参谋长等职。从职务来看，解方在军队中长期担任参谋长一职。
解方军事生涯最高光的时刻莫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一职，成为彭德怀身边的得力助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方表现出色，在决策筹划时深思熟虑，制定作战方案时周密详细，彭德怀非常器重他。每当有军事行动要商议时，彭德怀总会叫上解方，在指挥部对通讯员喊：“叫诸葛亮来。”彭德怀所说的诸葛亮就是解方。
1952年，解方被评为准兵团级，按照规定，可授中将，但最终的结果是授少将。解方之所以军衔偏低，主要是他入党时间稍晚，且缺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
从职务来看，解方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职务较低，尽管他能力出众，深受彭德怀的赏识，但资历方面略显不足。
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他的革命资历很深，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段苏权参加过红军反“围剿”战斗，年仅18岁就担任独立师政治委员一职，妥妥的师级干部。
在一次战斗中，独立师负责断后掩护主力，段苏权的腿被敌人打伤，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回乡养伤，这对他后来授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段苏权得知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抗日。段苏权兴奋异常，不顾亲友劝阻，连夜赶到山西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老首长任弼时，请求归队。
任弼时看到段苏权大吃一惊，原来任弼时以为段苏权已经牺牲了，还给他开了追悼会。
归队后的段苏权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务，在发展、巩固平北抗日根据地上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调到东北野战军工作，担任过纵队司令员、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务。
段苏权参加革命时间早，18岁就已经是红军师级干部了，在抗日、解放战争中也担任过相当的职务。1952年，段苏权被评为准兵团级干部，结合他的履历，符合授中将军衔。
1953年，组织要求对全国各级干部进行一次普遍审查，段苏权重点被审查从1934年在担任独立师政委期间开始，到1937年9月归队的那段历史。组织上一查就是3年，到1955年授衔的时候还没查完。
因为存在“有历史遗留问题”，段苏权在授衔中吃了亏，被“暂授少将”。由于从1955年开始，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这段时间内少将及以上军衔的将领都没有继续晋升军衔，所以，段苏权的最高军衔是少将。
段苏权的军衔虽然比较低，但他后期发展很不错，成为为数不多走上大军区正职岗位的开国少将。
熟悉近代史的人或许知道，在我军中，一度有“大小陈毅”之称，“大”陈毅就是开国元帅之一的陈毅，“小”陈毅则是陈沂。
陈沂别名陈沂，后来为了避免与陈毅重名，改名为陈沂。陈沂与贺晋年、段苏权、解方三人相比，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职务，都要稍低一些，他虽是准兵团级干部，但授少将还是比较合理的。
土地革命战争中，陈沂没有在红军中担任职务，这是他授衔的一大劣势。抗日战争时期，陈沂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担任任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等职，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沂前往东北工作，主管宣传和政治，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后勤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沂踏实肯干，获得东北野战军首长特别器重，一度担任过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当时的后勤部部长是周纯全，第二部长是李聚奎，两人都是革命资历出众的上将，陈沂一度与他们平起平坐，职务相当。
1952年军队评级，陈沂被评为准兵团级，由于他缺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并且不是军事主官，1955年评定军衔的时候，授少将没有什么争议，比较恰当。
1955年全军大授衔，兵团级干部授少将很少，一共也就4位，他们分别是陈沂、贺晋年、解方、段苏权。
四位兵团级干部中，贺晋年是副兵团级，解方等三人的准兵团级，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或许他们有人会是中将及以上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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