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因为我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中央苏区，盼望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我对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我立即将此事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刘伯垂和赵畹华对我的心情表示理解。这样拖延了一段时间，我迟迟没给陈志皋以明确的答复。
1934年，陈的母亲出面托赵畹华到我母亲那里去求婚。 我母亲原也觉得这门亲事不大般配，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太高，我家恐怕攀不上，而且我比陈志皋大三岁，结婚后关系不知能否融洽巩固，于是就表示，还是让我自己去考虑决定吧，这桩婚事成不成完全由我自己做主，她没意见。
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思考商量后，认为我是遵照恩来同志指示通过陈志皋去开展营救工作的。陈似乎已经觉察到我跟共产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这几年来，只要我委托他去做的 事，他都会不避风险地全力以赴去做，并且巧妙地把公开的一般营救与秘密的特殊营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党在最困难的时候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获释出狱，对我们党的事业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我跟他的家庭又相处得很 好，这样重要的工作阵地，是决不能轻易放弃的。
于是，刘伯垂和赵畹华同志就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刘伯垂对我说：“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这件事我一定会向中央证明，不是你私自的无组织行为，完全是服从于工作的需要。听说土豹子（贺昌）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表现很好，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至今没有派人来接你去中央苏区，你就应该明白，你如今在上海白区这个特殊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和党对你的信任、期望。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刘伯垂同志的这番话，当然决不仅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党组织作出的保证和决定。话说到了这个分上，虽然我仍抛不下对贺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
对于这门亲事的看法，自然是众说纷纭：敌人诬蔑说这 是“共产党的美人计”，有些人说我是贪图生活享受“去做阔太太了”。但我至今仍是心怀坦然，无怨无悔，并不认为当时是完全违心地作出的抉择。我虽然时时在怀念贺昌同志，忘不了我们的夫妻情意，但刘伯垂同志那番语重心长的劝说，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必须慎重考虑。更何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这几年来我和陈志泉一起在严重白色恐怖的险风恶浪中共甘苦，同患难，肝胆相照，并肩战斗，自然也产生了相当的感情。他正直热情，追求进步，富有正义感，为人正派，很尊重女性，毫无世家子弟大少爷的纨绔作风，我心中也对他日益产生好感。因此，我终于应允了他的求婚，并且在1938年得到了刘少文代表周恩来同志的批准和认可。
在最后确定这门亲事之前，赵畹华对陈志皋提出了约法 三章：“一要继续尽力支持我们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这也符合你当律师要代表'正义之光’的责任！ 二是婚后彼此互不干涉个人的行动。就是说，慕兰嫁给你后，不能只是做陈家的媳妇，还要出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工作。三要允许她将来同前夫留下的遗孤相认团聚。”陈志皋无条件地接受了赵畹华大姐代表我所提出的约法三章，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确是全部遵守、履行了这约法三章的。
关于贺昌的情况，我是后来才听到传达的。中央红军开 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同志一起，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七天七夜，粮尽弹绝，腿部负了伤，最后壮烈牺姓。陈毅同志曾写有悼念贺昌、阮啸仙烈士牺牲的诗《哭阮啸 仙、贺昌同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陈丕显同志在《红旗飘飘》丛书上发表过回忆悼念贺昌 同志的文章，还有许多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对贺昌的景仰和怀念。在贺的家乡山西柳林，已为他建立了纪念馆。中央也对他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称他是永垂不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对与陈志皋的结合至今亦仍不后悔，我深知贺昌同志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我当时的处境和苦衷。他在临别时特别叮咛：“你多营救几个同志，我去苏区多打几个胜仗，我等着你的捷报频传啊！”我的决定正是为了让他和党更多地见到我的捷报。
1935年5月，我和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申报》等都作了报道，特别介绍陈志皋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执行委员、《律师法》的起草者和冤狱赔偿运动的主将。主婚人是我们双方的母亲；证婚人请了蔡元培和沈钧儒先生；介绍人实际上应是孙晓村和赵畹华，但那时孙在南京，没到上海来，赵畹华则不便公开露面，所以男方请了柳亚子先生，女方由我妈妈出面请了我父亲的学生欧阳子倩的妹夫唐有壬先生。在一起拍结婚照的除了两家亲人外，还有吴羹梅夫妇、李南香、陈高佣、杨志豪律师等诸亲好友。
婚礼前，我陪从家乡来上海的母亲和五弟到杭州西湖灵 寺去进香拜佛。母亲在菩萨像前默默许愿，说：“我的女儿生来命苦，希望菩萨保佑她从此以后生活能安定一点，更希望将来她能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有骨肉团圆的一天。如果真能有这一天的话，我一定会来给佛像塑金身还愿的。”
我母亲当时已知道赵畹华代表我跟陈志皋所订的约法三章，也知道我还在为党工作着，但为了保护党组织和我自身的安全，不能对陈志皋 及其家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如今能有陈家这样一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家作掩护，今后的处境将会好一些。她老人家对这些都很理解，所以也比较放心。
我陪母亲到上海城隍庙去时，她 坐上小汽车就晕车呕吐，幸而那时上海还有马车，我就陪她乘坐马车到上海各处去玩。因为大弟那时在郑州陇海铁路上工作，我们婚后第三天，母亲就到郑州去了，我和志皋侍母亲潘太夫人同去浙江的西天目度蜜月。在西天目山的一处瀑布旁边，出钱种了五百株梅树。以后再也没去过那里，不知如今那里是否还有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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