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发动的一百多个团的六路围攻,其主力在川西北的万源一线被我们顶住了。敌人豁出老本,用人海战术轮番发起攻势;但除了遭到我们的重大杀伤之外,别无所得。慢慢的,敌人的锐气丧失了,有生力量消耗很大。红军战士们都等待这么一天:突然,跳出工事,给敌人一个猛烈的致命的回击!
这一天真的来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红九军的阵地前沿,观察敌人的动静,忽然看见南边山上山下出现无数朵火光,同时,发觉枪声比前几晚上稀疏得多,情况很可疑。不久,二十五师发现敌人果然撤走了。
我带军直属队随二十五师后面出发,二十七师在最后,一起向罗文坝方向追击。 军直属队虽有五六百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个通信队。其他的,除号兵连外,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行动起来,骡马担子一大溜。
我们沿着直通宣汉、达县的公路向南疾进。涉过一条河,走不多远,通信员忽然奔来报告说:“前边有一条岔道,路口躺着不少敌人的伤兵。”
我们赶到前边,果然有七八个敌人的伤兵躺在公路边上。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同志等挨次地询问着他们,回答都是一致的:敌人由这里拐弯向东去了。可是,伤兵毕竟是敌人的,不能轻易相信。
我们沿着向东的小路,用手电筒仔细勘察了一番:路上不时发现敌人丢下的空烟盒、烂草鞋、破军衣和一些散落的银元,路两旁的草给踩倒了,几个被遗弃的伤兵,倒在草窝边呻吟;由岔道口向南去的公路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这一切征象都说明,伤兵没有说谎。
于是,二十五师便改由这条朝东的小路追击敌人。军直属队按着原来的路线继续沿公路南进,预定集合地点是罗文坝。
我们向南走了五六里路,突然,砰!一声枪响,山鸣谷应,声音很近。
我们估计,这一线敌人也许会布置埋伏,便跳下马,带领通信队、号兵连赶到队伍最前边。这时,天色更黑了,我极力辨认着眼前的一切,发觉在右前方山坡上,隐约有个发白的东西。
我们正怀疑莫解,又是一声枪响。趁着打枪发射的火光,这才看清了那是一座小庙。显然,这是敌人利用两侧的高山来阻击我们。情况不大妙,二十五师走了,二十七师还没有赶上,而我们这五六百人只有通信队有战斗力,怎么办呢?
我和通信队长谢家庆研究了一下,决定用一个排去袭击小庙,两个排在公路两旁埋伏。为了迷惑敌人,便让号兵连散开,每隔十米,站一个号兵,只等小庙方向手榴弹一响,就一齐吹冲锋号。
布置停当,我就带着一排人,悄悄向小庙接近。对通信队的战斗力,我是放心的:论战斗经验,都很丰富;论武器,都是双的——手里提的是手提式冲锋枪,腰上插的是驳壳枪。
我们绕到小庙的侧后,向一座笔陡的崖壁上攀登。幸好崖壁不高,崖壁上还布满了网形的葛藤,我们静悄悄地握着葛藤爬上去以后,就是倾斜的山坡。
我们占领了小山头,居高临下,向小庙掼了一排手榴弹。在这样沉寂的黑夜里,排子手榴弹的爆炸声比小炮还要惊人,小庙的敌人顿时慌乱起来,也摸不清我们在哪里,噼噼啪啪胡乱放枪。
这时候,忽然一百多支军号一齐吹响了,雄壮的号声,好像要把山头都哄抬起来。我们趁着这股声势,呐喊着,一齐冲向小庙,突然出现在敌人后边。
敌人吓蒙了,呆呆地看着我们,忘记了打枪,也忘记了逃跑。直等战士们的枪逼到他们前胸,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他们这才惊醒,恐怖地嚎叫起来:“啊呀,红军来了!”有的拔腿就逃,有的丢下枪,扑通跪下来。
我们问了俘虏,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排哨,向南,公路上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一个团!情况相当严重。可是,决不能被敌人吓回去,黑夜里,敌人在溃败,我们的号兵连就是一个师!怕什么?
雄壮的冲锋号声,震撼着山谷,我带着通信队飞一般地向南冲去,那股声势,真似山崩地裂一般。不一会,就听到前边响起杂乱的枪声,并夹杂着人喊马嘶。
我们一边冲,一边组织短促的冲锋枪射击。用手榴弹消灭了几个机枪点,敌人抵抗的劲头就不大了,加上我们又吹号,又咋呼,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便乱了套,漫坡遍野乱奔乱突。
这时,走在后边的军直机关人员,也一齐拥到前边来了,挥舞着扁担、菜刀,漫野地里抓俘虏。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汇成了一股巨响。
没有半个钟头,战斗结束了。战士们和参谋、译电员、伙夫一个个都背着许多枪,押着一串串俘虏,集合到公路上来。
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了,五六百名俘虏,就交给他们看押。缴来的迫击炮和剩下的枪械,仍由俘虏背。川军有个特点,打起仗来很猾,可是缴枪以后却老实,说不准动,就不敢动。于是,我们的队伍立刻伸长了一倍。我和通信队仍旧走在前面,领着这支队伍,急速地向罗文坝行进。
月亮渐渐从云雾中露出头来,公路上比刚才明亮了些。四野一点声息也没有。
两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罗文坝是个不大的市镇,约有百十户人家,北距万源城约六十里,本来是敌人的后方补给站。进镇一看,乱七八糟的军用品遗弃遍地,一囤一囤的大米,都泼上了煤油,但没来得及点火。可以想见敌人撤退时的仓皇狼狈的情形。
我们在村南——敌人可能向我袭击的方向,布上一个班哨。为了防备万一,还在村北安了一个哨兵。俘虏聚在一个大院子里,由一个班看管,其他的人都在街道两旁睡觉,谁也不准走出村外。
刚布置完毕,就听见村北的哨兵在高声喊叫:“什么人?口令!”
我带着通信队长谢家庆连忙赶去,心想:可能是二十七师赶到了!这时北面公路上有两个黑影在向前移动。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回答“不要误会”,还说了自己团的番号。
我一听,这是敌军的番号呀!立刻警惕起来,命令哨兵把那两个家伙带来。
他们一边走,一边还不住气地问哨兵:“红……红军来了没有?红军……”
哨兵回答说:“我们就是红军!”
那两个家伙一听,马上像筛糠一样,浑身颤抖起来。
见到他们那副惊慌样,我把声调放软和些说:“不要害怕,红军不杀俘虏。快说,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从俘虏嘴里,知道他们这个团是埋伏在公路东侧山头上,掩护撤退的。半夜,他们听见枪炮声响了一阵,后来又没有一点声息了,以为追击的红军已经被打退;又因为害怕自己天亮以后撤不下来,就匆匆忙忙下了山,沿公路向南,追赶前面的部队。这两个就是尖兵。
我又追问了一句:“一个团?”
“一个团。”
“还有队伍吗?”
“不知道。”
这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又是一个团!今晚上怎么尽遇到这些好事?一个军部,手下又没有战斗部队,而对手却是一个团又一个团!
很快同通信队长研究后迅速作了部署:一、二排布置在公路两侧,把村南那个班撤回来,放在村北头。同时又把号兵连分散布置到通信队后边。
刚部署好,敌人的先头部队就过来了。一阵冲锋枪声之后,接上去就是几十个手榴弹。敌人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哇啦哇啦叫喊着向后退,我叫道:“司号长,吹冲锋号!”
号长的号音一响,顿时引起漫山遍野的号声。“冲呀——!”谢队长一声吼,埋伏在两侧的战士们,像浪潮一样,向公路上一齐拥去。
前边的敌人站不住,猛然向后缩,却把后边的队伍冲溃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公路并不宽,两侧就是稻田,许多敌人扑嗤扑嗤跳到稻田里,更多的在公路上你挤我轧,纠结成一疙瘩。他们自己一乱,倒大大助长了我们的威势。
接着,我们的机关人员一出动,号兵们都顾不得吹号了,也一齐拥到敌人群里去,见人就抓。川军都是戴的小顶军帽,背着竹片做的背囊箧。黑暗中,也没法分辨是敌是我,只要摸到小帽子或者背囊箧,就卸下他的枪,命令他:“向南去集合!”
街上的俘虏越聚越多了,吵吵嚷嚷,像个热闹的市集。
天上微微有点泛白,秧田的水也渐渐明亮起来。我看看手表,四点半钟了,这时,追击的部队回来了,谢队长老远就兴冲冲地喊我:“作战科长!真运气呀,我们追了有三里路,把敌人统统抓来了。一个也没剩!”
仗是打胜了,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可是还不见二十七师的人来。军指挥机关手头没有作战部队我心里怎不着急?我马上派出半个班向北和二十七师联络。
不一会,这半个班跑步回来了,气喘喘地报告说:“镇北六七里处发现有敌人四处乱跑。”
我们从俘虏中找到一个军官问道:“你们还有人在后边吗?”
他说:“我们这个团就是这些。另外有一个团,守公路西山头的,不知道撤走了没有。” 糟糕 ,又是一个团!天又快亮了,怎么对付呢?
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刚才追击的情形。辛苦了一夜,大家却一点也不感觉疲劳。尤其那些屁股后边甩打着军号的小鬼们,又是叫又是笑,蹦蹦跳跳,搬弄着新缴来的武器,比过春节还要高兴。
我和参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天还没有亮透,再来一次猛袭。于是,我们又带上通信队和号兵们,迅捷地朝敌人扑去。
近前一看,原来敌人被这一夜的枪声吓坏了,早已溃不成军,成群地在田野间乱跑。一见我们来了,更加惊慌,四处乱窜乱躲。
我们一边向敌人扫射, 一边吆喝:“缴枪不杀!”敌人有的胡乱地放着枪,有的顾不上还击,跌跌撞撞,连爬带跑,有的干脆回到公路上,坐下不走了。
这一团人,没费大劲,就被我们收拾干净了。
罗文坝街上,几乎被俘虏站满了,查点了一下,大约有一千八九百人。敌人留下的这支二千多人的掩护部队——当然,按照敌人的说法,是三个团——就在这一夜之间,被我们红九军军部全部歼灭了。真想不到,刘湘、田颂尧一百多个团的六路围攻,结局竟是如此狼狈!
俘虏们惊奇地看看小号兵,看看老伙夫,悄悄问:“你们是机关吗?”他们似乎有点后悔呢。其实,还后悔什么呢,当俘虏只是迟早问题,对他们来说,早当倒比晚当好。
这时,追错方向的二十五师,赶到了罗文坝。敌人的骗术,使他们白白绕了一大圈路。可是,狡猾的敌人,却终于没有逃出我们的手掌。
周希汉(1913—1988),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周家坳村人,1913年8月27日出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曾任红军作战科长、八路军旅参谋长、解放军军长、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顾问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领导和发展了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挺进豫西和陇海西段战役、平汉破击战役、洛阳攻击战役、宛东宛西战役和徐州外围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他是中国海军创建初期的领导人之一,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倾注了全部心血。参与领导和组织建造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11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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