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发动的一百多个团的六路围攻，其主力在川西北的万源一线被我们顶住了。敌人豁出老本，用人海战术轮番发起攻势；但除了遭到我们的重大杀伤之外，别无所得。慢慢的，敌人的锐气丧失了，有生力量消耗很大。红军战士们都等待这么一天：突然，跳出工事，给敌人一个猛烈的致命的回击!
这一天真的来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红九军的阵地前沿，观察敌人的动静，忽然看见南边山上山下出现无数朵火光，同时，发觉枪声比前几晚上稀疏得多，情况很可疑。不久，二十五师发现敌人果然撤走了。
我带军直属队随二十五师后面出发，二十七师在最后，一起向罗文坝方向追击。 军直属队虽有五六百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个通信队。其他的，除号兵连外，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行动起来，骡马担子一大溜。
我们沿着直通宣汉、达县的公路向南疾进。涉过一条河，走不多远，通信员忽然奔来报告说：“前边有一条岔道，路口躺着不少敌人的伤兵。”
我们赶到前边，果然有七八个敌人的伤兵躺在公路边上。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同志等挨次地询问着他们，回答都是一致的：敌人由这里拐弯向东去了。可是，伤兵毕竟是敌人的，不能轻易相信。
我们沿着向东的小路，用手电筒仔细勘察了一番：路上不时发现敌人丢下的空烟盒、烂草鞋、破军衣和一些散落的银元，路两旁的草给踩倒了，几个被遗弃的伤兵，倒在草窝边呻吟；由岔道口向南去的公路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这一切征象都说明，伤兵没有说谎。
于是，二十五师便改由这条朝东的小路追击敌人。军直属队按着原来的路线继续沿公路南进，预定集合地点是罗文坝。
我们向南走了五六里路，突然，砰!一声枪响，山鸣谷应，声音很近。
我们估计，这一线敌人也许会布置埋伏，便跳下马，带领通信队、号兵连赶到队伍最前边。这时，天色更黑了，我极力辨认着眼前的一切，发觉在右前方山坡上，隐约有个发白的东西。
我们正怀疑莫解，又是一声枪响。趁着打枪发射的火光，这才看清了那是一座小庙。显然，这是敌人利用两侧的高山来阻击我们。情况不大妙，二十五师走了，二十七师还没有赶上，而我们这五六百人只有通信队有战斗力，怎么办呢？
我和通信队长谢家庆研究了一下，决定用一个排去袭击小庙，两个排在公路两旁埋伏。为了迷惑敌人，便让号兵连散开，每隔十米，站一个号兵，只等小庙方向手榴弹一响，就一齐吹冲锋号。
布置停当，我就带着一排人，悄悄向小庙接近。对通信队的战斗力，我是放心的：论战斗经验，都很丰富；论武器，都是双的——手里提的是手提式冲锋枪，腰上插的是驳壳枪。
我们绕到小庙的侧后，向一座笔陡的崖壁上攀登。幸好崖壁不高，崖壁上还布满了网形的葛藤，我们静悄悄地握着葛藤爬上去以后，就是倾斜的山坡。
我们占领了小山头，居高临下，向小庙掼了一排手榴弹。在这样沉寂的黑夜里，排子手榴弹的爆炸声比小炮还要惊人，小庙的敌人顿时慌乱起来，也摸不清我们在哪里，噼噼啪啪胡乱放枪。
这时候，忽然一百多支军号一齐吹响了，雄壮的号声，好像要把山头都哄抬起来。我们趁着这股声势，呐喊着，一齐冲向小庙，突然出现在敌人后边。
敌人吓蒙了，呆呆地看着我们，忘记了打枪，也忘记了逃跑。直等战士们的枪逼到他们前胸，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他们这才惊醒，恐怖地嚎叫起来：“啊呀，红军来了!”有的拔腿就逃，有的丢下枪，扑通跪下来。
我们问了俘虏，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排哨，向南，公路上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一个团！情况相当严重。可是，决不能被敌人吓回去，黑夜里，敌人在溃败，我们的号兵连就是一个师!怕什么?
雄壮的冲锋号声，震撼着山谷，我带着通信队飞一般地向南冲去，那股声势，真似山崩地裂一般。不一会，就听到前边响起杂乱的枪声，并夹杂着人喊马嘶。
我们一边冲，一边组织短促的冲锋枪射击。用手榴弹消灭了几个机枪点，敌人抵抗的劲头就不大了，加上我们又吹号，又咋呼，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红军，便乱了套，漫坡遍野乱奔乱突。
这时，走在后边的军直机关人员，也一齐拥到前边来了，挥舞着扁担、菜刀，漫野地里抓俘虏。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汇成了一股巨响。
没有半个钟头，战斗结束了。战士们和参谋、译电员、伙夫一个个都背着许多枪，押着一串串俘虏，集合到公路上来。
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了，五六百名俘虏，就交给他们看押。缴来的迫击炮和剩下的枪械，仍由俘虏背。川军有个特点，打起仗来很猾，可是缴枪以后却老实，说不准动，就不敢动。于是，我们的队伍立刻伸长了一倍。我和通信队仍旧走在前面，领着这支队伍，急速地向罗文坝行进。
月亮渐渐从云雾中露出头来，公路上比刚才明亮了些。四野一点声息也没有。
两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罗文坝是个不大的市镇，约有百十户人家，北距万源城约六十里，本来是敌人的后方补给站。进镇一看，乱七八糟的军用品遗弃遍地，一囤一囤的大米，都泼上了煤油，但没来得及点火。可以想见敌人撤退时的仓皇狼狈的情形。
我们在村南——敌人可能向我袭击的方向，布上一个班哨。为了防备万一，还在村北安了一个哨兵。俘虏聚在一个大院子里，由一个班看管，其他的人都在街道两旁睡觉，谁也不准走出村外。
刚布置完毕，就听见村北的哨兵在高声喊叫：“什么人?口令!”
我带着通信队长谢家庆连忙赶去，心想：可能是二十七师赶到了!这时北面公路上有两个黑影在向前移动。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回答“不要误会”，还说了自己团的番号。
我一听，这是敌军的番号呀!立刻警惕起来，命令哨兵把那两个家伙带来。
他们一边走，一边还不住气地问哨兵：“红……红军来了没有?红军……”
哨兵回答说：“我们就是红军!”
那两个家伙一听，马上像筛糠一样，浑身颤抖起来。
见到他们那副惊慌样，我把声调放软和些说：“不要害怕，红军不杀俘虏。快说，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从俘虏嘴里，知道他们这个团是埋伏在公路东侧山头上，掩护撤退的。半夜，他们听见枪炮声响了一阵，后来又没有一点声息了，以为追击的红军已经被打退；又因为害怕自己天亮以后撤不下来，就匆匆忙忙下了山，沿公路向南，追赶前面的部队。这两个就是尖兵。
我又追问了一句：“一个团?”
“一个团。”
“还有队伍吗?”
“不知道。”
这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又是一个团!今晚上怎么尽遇到这些好事?一个军部，手下又没有战斗部队，而对手却是一个团又一个团!
很快同通信队长研究后迅速作了部署：一、二排布置在公路两侧，把村南那个班撤回来，放在村北头。同时又把号兵连分散布置到通信队后边。
刚部署好，敌人的先头部队就过来了。一阵冲锋枪声之后，接上去就是几十个手榴弹。敌人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哇啦哇啦叫喊着向后退，我叫道:“司号长,吹冲锋号！”
号长的号音一响，顿时引起漫山遍野的号声。“冲呀——！”谢队长一声吼，埋伏在两侧的战士们，像浪潮一样，向公路上一齐拥去。
前边的敌人站不住，猛然向后缩，却把后边的队伍冲溃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公路并不宽，两侧就是稻田，许多敌人扑嗤扑嗤跳到稻田里，更多的在公路上你挤我轧，纠结成一疙瘩。他们自己一乱，倒大大助长了我们的威势。
接着，我们的机关人员一出动，号兵们都顾不得吹号了，也一齐拥到敌人群里去，见人就抓。川军都是戴的小顶军帽，背着竹片做的背囊箧。黑暗中，也没法分辨是敌是我，只要摸到小帽子或者背囊箧，就卸下他的枪，命令他：“向南去集合!”
街上的俘虏越聚越多了，吵吵嚷嚷，像个热闹的市集。
天上微微有点泛白，秧田的水也渐渐明亮起来。我看看手表，四点半钟了，这时，追击的部队回来了，谢队长老远就兴冲冲地喊我：“作战科长！真运气呀，我们追了有三里路，把敌人统统抓来了。一个也没剩!”
仗是打胜了，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可是还不见二十七师的人来。军指挥机关手头没有作战部队我心里怎不着急?我马上派出半个班向北和二十七师联络。
不一会，这半个班跑步回来了，气喘喘地报告说：“镇北六七里处发现有敌人四处乱跑。”
我们从俘虏中找到一个军官问道：“你们还有人在后边吗?”
他说:“我们这个团就是这些。另外有一个团，守公路西山头的，不知道撤走了没有。” 糟糕 ，又是一个团!天又快亮了，怎么对付呢?
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刚才追击的情形。辛苦了一夜，大家却一点也不感觉疲劳。尤其那些屁股后边甩打着军号的小鬼们，又是叫又是笑，蹦蹦跳跳，搬弄着新缴来的武器，比过春节还要高兴。
我和参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天还没有亮透，再来一次猛袭。于是，我们又带上通信队和号兵们，迅捷地朝敌人扑去。
近前一看，原来敌人被这一夜的枪声吓坏了，早已溃不成军，成群地在田野间乱跑。一见我们来了，更加惊慌，四处乱窜乱躲。
我们一边向敌人扫射， 一边吆喝：“缴枪不杀！”敌人有的胡乱地放着枪，有的顾不上还击，跌跌撞撞，连爬带跑，有的干脆回到公路上，坐下不走了。
这一团人，没费大劲，就被我们收拾干净了。
罗文坝街上，几乎被俘虏站满了，查点了一下，大约有一千八九百人。敌人留下的这支二千多人的掩护部队——当然，按照敌人的说法，是三个团——就在这一夜之间，被我们红九军军部全部歼灭了。真想不到，刘湘、田颂尧一百多个团的六路围攻，结局竟是如此狼狈!
俘虏们惊奇地看看小号兵，看看老伙夫，悄悄问：“你们是机关吗？”他们似乎有点后悔呢。其实，还后悔什么呢，当俘虏只是迟早问题，对他们来说，早当倒比晚当好。
这时，追错方向的二十五师，赶到了罗文坝。敌人的骗术，使他们白白绕了一大圈路。可是，狡猾的敌人，却终于没有逃出我们的手掌。
周希汉（1913—1988），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周家坳村人，1913年8月27日出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曾任红军作战科长、八路军旅参谋长、解放军军长、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顾问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领导和发展了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挺进豫西和陇海西段战役、平汉破击战役、洛阳攻击战役、宛东宛西战役和徐州外围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他是中国海军创建初期的领导人之一，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倾注了全部心血。参与领导和组织建造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11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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