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是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50年冬季起，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福建新解放区迅速展开。
福建省地处祖国东南沿海。当时全省大陆刚刚解放不久，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盘踞的台、澎、金、马只一水之隔。不但国民党军队经常从空中和海上对福建新解放区进行窜犯、袭扰和破坏。而且境内匪患也特别严重。这些匪特是国民党逃台时的残部、散兵游勇、潜特、地方自卫团队、豪绅恶霸掌握的土匪武装和以抢劫为生的惯匪的混合体。
国民党蒋介石对他们委任以司令、师长、团长和县长，整编为“人民反共救国军”、“突击军”、“福建游击军区”等番号，妄图建立。敌后第二战场”，伺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这些匪特破坏交通、抢劫老百姓，烧毁村庄，奸淫妇女，袭击解放军小分队和区乡政府·杀害干部、战士和积极分子，无恶不作。
1950年初，匪纵队司令黄直云、黄炳午率匪徒两三百人，将古田县大东区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农会主席抓住后活埋了一个，烧死一个，枪毙两个，可谓穷凶极恶．残无人道。虽然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儿月．经过全面清匪和划区重点清匪．已歼灭土匪50456人．但尚有土匪22904人，特别是大队长以上的匪首还有1285人在逃，占匪首总数1670的76．9％，而且主要匪首唐宗、严正、廖其祥和朱树堂4个中将司令，以及吴金荣、谢建国两个少将师长尚未抓到。
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还继续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基地．不断训练匪特，潜入大陆．妄图使福建境内匪势再起。这时，美帝已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我志愿军刚到达朝鲜抗美援朝前线。如不尽决把福建境内股匪彻底消灭，不仅土改无法进行．人民不得安宁，而且将严重影响福建海防的巩固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1950年11月，毛主席电令福建军区：攻金(门)推迟，全力以赴．限于6个月内，消灭福建全省股匪，普遍实行土地改革。为贯彻毛主席指示，福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确定：集中5个师的兵力．限期肃清全省股匪；并从部队中抽调了9280名干部和老战士，组成强大的工作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和八十三师二四八团参加剿匪的同时，抽调2263人组成武装土改工作队，赴建瓯、水吉、政和、松溪、古田、屏南、宁德、霞浦、福鼎、仙游等10个县参加土改。
根据上级的命令，我带八十二师师直的48个同志，与二四六团合编为一个大队。团政委于重远同志任大队长，谭成一、马道宏同志和我分别任一、二、三中队长。小队长均由连干部担任，副小队长由排长或文化教员担任，队员一般都是正副班长，个个全副武装．非常精干。
我所在的三中队．是全大队人数最多的一个中队．连后来大队抽调加强的一个小队，共有7个小队，八九十人．分配到古田县最北边的平湖区和屏南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要讲这次土改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与清匪紧密结合，就是其显著特点之一。清剿股匪、实行土改．这是每一个武装土改工作队同志肩上的两副重担。
12月下旬，到达土改地区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部署和使用工作队力量。
当时，剿匪部队正在各自的区域内寻歼股匪，“中将总司令唐宗”已被我活捉，担负尤溪、古田、屏南三县剿匪任务的二四六团，正在清剿尤溪县仅剩的两股土匪，全歼后即到古田和屏南县寻歼“闽东北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三、四纵队司令黄直云、黄炳午部。各地土匪正化整为零，纷纷向大山中藏匿。
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保证第一批土改村庄工作的顺利展开，经与屏南县委、平湖区委研究决定：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以小队为单位，重点部署在以前土匪活动较多的县与县、区与区交界处和高山上的乡村，以达到限制土匪活动的范围．配合剿匪部队围歼的目的。
我们把人数最多的师直两个小队。即王长顺小队、李汉贵小队(每队23人)分别派往与古田县平湖区交界的屏南县三保乡和长桥镇的一个村。在古田县平湖区的5个小队，傅炳刚小队在平湖镇东南十五六里与屏南县交界大山上的富达村(畲族群众居住地);赵(凡查不出名字的均说姓)小队在平湖镇南三四华里的横洋村;曲润德小队在平湖镇西南约15华里与三区交界的凤埔村；我率任小队在平湖镇北与屏南县接壤的饯坂村。这样，既便于我与各小分队联系，又便于必要时集中使用，还便于同平湖区委商讨工作。
平湖区是比较大的中心区，干部非常缺乏，只有区委书记刘秋红(现名刘毅)，区长秦海保等十几人。另外。前来配合我们开展土改的还有汤和珍同志率领的军大女生分队(学员均是刚入伍不久的学生)。我们将区政府和军大女生分队的驻地均安排在我5个小队驻地中间。我要求各小分队保持高度警惕．手不离枪．晚上要站岗、放哨，正副小队长带班，我也经常带通讯员查哨、巡逻。这样，不仅使地方工作的同志感到安全．而且给渴望土地改革的农民以很大鼓舞。
我们一进村即受到他们由衷的欢迎。这里的群众生活困难，特别是高山区的群众更困难，租妻、典妻、合妻(兄弟二人，一个妻子)这种事屡见不鲜。当时我们工作队吃的是“派饭”，由村干部分派轮流到各户吃。尽管当地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总是不听工作队的劝阻。千方百计做得饭好一点，有的甚至特意做麻糕、白米饭给工作队吃。工作上，当地群众也能主动与工作队配合，反映情况，出主意，想办法。他们积极张贴标语，出墙报和黑板报，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还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使土地改革的目的、意义和政策家喻户晓。土改工作的开始阶段，进行得很顺利。
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分清阶级阵线，开展对地主、恶霸等封建势力的斗争．这是关系到土改成败的关键阶段。地主、恶霸和残留的反动政权人员也必然要勾结土匪、采取多种形式，对土改运动进行破坏。
我在屏南县开展土改的两个小队进入这个阶段时，二四六团还在古田与闽侯县交界的雪峰山围歼独五十一师少将师长谢建国股匪，未能进入屏南县。所以．工作队一开始发动群众就遇到当地土匪的破坏。
王长顺小队所在的三保乡，在组织群众具体讨论“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地主是怎样剥削压迫穷人的”时，除几个积极分子外，大家都不敢发言。后根据积极分子的建议，不再通知保长卓子国(是解放前的保长。
我们未建政前村的行政工作暂由旧政权人员负责)参加群众会议后，土匪的气焰更加嚣张，白天我们开了会，他们半夜就到处贴反动标语，甚至把封条贴到工作队的办公室。勒令工作队三天之内赶快撤走，否则他们就要动用武力包围工作队。土匪“突击暂编第四师”少将师长郑长吉的上尉军需副官。
因为匪“第四师”的活动地区远在建瓯，我二四六团又已于1951年1月中旬进入古田县剿匪，饯坂村的土改工作、包括对恶霸地主林志田斗争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的都很顺利，大会控诉发言的典型(几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和被国民党军队强奸过的妇女)也已培养成熟，所以没有引起高度警惕。
到开斗争大会那天，突然发现情况异常，除带头的典型发了言，群众跟着喊口号外，其他发言的人却不多，林志田也好像背后有人撑腰，态度极不老实。
会后一查，原来是林子其在会前回来过，通过地霸林志田的家人到处制造谣言，散布“变天思想”，破坏土改运动。说什么“美国要从朝鲜打过来了”、“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了，解放军是待不长的”、“谁分我的地，到时候再和他算帐!”，致使群众产生了颐虑，甚至有的积极分子也耽心地问我：“朱队长，你们会不会从福建撤走?”
这时，古田的股匪即将被消灭．匪“第四师”师长郑长吉也已在建瓯县犁山地区被我剿匪部队活捉，估计林子其很可能回家乡潜伏。为了配合剿匪部队根绝匪患，更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制眼地霸，我决定集中平湖区的4个小队，利用林子其可能回家过正月十五大节的机会，把林子其捉拿归案。
在此之前，我们也曾集中4个小队，围捕过富达村的土匪头目兰耀舜(又名耀俊)。因为从平湖镇到该村有十五六里，要一路爬山至山顶才到富达村，而由富达村向下看，来路上的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尽管我们都换了便衣，黄昏才出发，仍然被兰发觉，扑了空。
但是，兰耀舜从此再也不敢回家立足，到外面又遇上剿匪部队围剿，走投无路，不久便在通往他家的小山路附近自杀了。与他一伙的土匪兰耀伟、兰耀福、兰耀国则被我剿匪部队击毙。
围捕林子其时，我们汲取了围捕兰耀舜扑空的教训，正月十五的前一天，专门召开了有饯坂乡农会主席林长申参加的小队长会议；我还带领他们隐蔽地看了地形(林子其的家在饯坂村西南角约两里路的一座山的东坡上，有两个相连的、外墙一丈多高的独立四合院，他的两个老婆每人住一个院．向东的两个正门前都是大场院，出了两个后门就是山，部署了兵力，规定了任务，明确要力争在其出院门岳捕捉，并限定在明天拂晓前，傅炳刚小队隐蔽地进到饯坂村我住的院内．曲润德小队进到平潮镇南边三四里路的横洋村赵小队住的房内待命，
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当林长申向我报告：秘密监视林子其家的积极分子亲眼看到．林子其在家吃了晚饭，至今未见离家时．我即命令各小队着便衣．肃静地从南北两个方向．按规定时间完成了对林家的包围。我带一个排长邱林长申三人迅速堵住了前门。我穿的是从村干部处借来的毛线衣和帽子，把握手枪的手插入毛衣口袋后．即着林长申开始叫门：
“子其在家吗?我是×××．找他有点事”。
“没有回来。”他南院老婆回答后。我们又到北院叫门，北院老婆回答的与南院老婆完全一样。
林长申又提高了嗓门喊道：“他回来时你告诉他．我找他有点事。”
“好啊!”他老婆答道。
我们三人便走到离前门约七八米的地方，刚要研究怎么办时，南院的大门突然开了，走出的人问：“是谁找我?”林长申回答“是我有点事找你”的同时，偷着用手拉了一下我的衣角，用只有我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他来了!”
林子其正要辩认我是谁的瞬间，我立即从口袋里拔出手枪，指着他严令“不准动!”紧接着周围一片子弹上膛的枪饥声和“不准动”的口令声。没想到这个五大三粗的黑汉．顿时吓得尿了裤．事先埋伏在附近的两个队员立即上来把他绑了起来。
这时，正巧赶上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2月26日致福建军区叶飞等领导人的电报：“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切切勿误为要!”生杀大权已下达到县。我们把捕林子其的情况和口供上报后，县很快就指示尽快在饯坂村审判处决林子其，并指定我担任法庭庭长，主持审判。
大会是在饯坂村搭有戏台的大庙里进行的。不仅饯坂村的男女老少争相参加，外村也来了很多人，大庙里站不下，窗上墙上挤得满满的，会场外“听会”的人群也排出去很远。为了使群众能听清我的话，使大会开得隆重而威严，增强效果。事先还与给我担任“翻译”(因我的山东话当地大多数群众很难听懂)的平湖中心小学校长黄友良研究了哪几个地方的话要说的特别有力。
那时也不懂得什么审判程序，大会开始后，首先历数了林子其充当土匪师长郑长吉的上尉副官时做的坏事，积极为郑长吉送盐、送烟，并勾结地霸林志田散布谣言，破坏土改，梦想变天的罪行；用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无敌于天下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离开福建的；严正警告地主恶霸只有老实服罪．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的出路；号召土匪赶快猛省，走投案自首、弃暗投明、争取宽大处理的道路。然后。下令把林子其带进会场，又扼要重述了他的罪行，本人供认不讳后，即宣布了县政府判处其死刑的命令，一拍桌子．就拉出去了。
这次审判大会，对当地土匪和地主恶霸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对人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是个极大的鼓舞。地主恶霸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更加向贫下中农靠拢了。民兵组织更加扩大，保卫土改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这不仅促进了土改任务的胜利完成，而且军民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不久，我带通讯员小彭去看望屏南县的两个小队．给他们送粮票、菜金、津贴和夏服．要路过古田县与屏南县交界处、土匪经常活动的一处高山峡谷，去时谢绝了民兵的护送，但第二天回来时，刚到山垭口，就看到林长申带着武装民兵向着我们跑来。个个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放牛的小孩报告，他亲眼看到这里有土匪活动，我们怕你们吃亏，就赶来接你们!”我们非常感动，一股热流涌向心头，我紧紧地握了他们每个人的手，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使受封建势力剥削压迫几千年的农民斗倒了地主恶霸，根除了匪患．破天荒第一次翻身作了主人．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他们深情地对工作队说：“过去我们靠天靠地，不如现在靠共产党、靠毛主席，你们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古田县平湖区庆祝第一批农村土改胜利时，人民群众从来没有那样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拥向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平湖镇，有高跷队、有秧歌队、有闽剧也有歌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土改的伟大胜利!”、“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平湖镇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男女老少倾寨出动，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也拄着拐杖加入了游行队伍。当地的风俗是未出嫁的姑娘不能出门，平湖镇有个姑娘长到十七八岁，连邻居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她也破天荒第一次到街上参加庆祝活动。
朱瑞珉同志简介：1929年10月出生，山东潍坊滨海人，1942年10月至1944年6月在山东垦利县八大组抗日实验小学（曾叫八大组小学）等学校学习。1944年6月至1946年8月在垦利县任四区青救会干事、县委宣传部干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在解放战争时期，朱瑞珉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协助部队工作，并加入解放部队。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他任垦利县大队书记、一连代指导员，还协助县委组织部长、武委会主任率领垦利县轮残营（担架营）配和华野十纵队２８师８２团担任火线抢救伤员任务。
1947年10月至1950年12月任十纵队28师（后为28军82师）政治部民联干事、医疗队正副指导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瑞珉以高度的责任心投身各项工作任务，为人民政权巩固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82师武装土改大队任中队长、副政治教导员，在福建莆田县土改、剿匪。1951年10月至1952年6月在82师后勤部负责政治工作（营级干部待遇）。1952年６月至1963年６月在28军政治部组织处任４级助理员、副处长。
1963年６月至1969年８月在福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任正副科长，并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一年毕业。1969年8月至1980年11月在陆军85师政治部任正副主任、师副政委，并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一年毕业。
1980年11月至1983年12月在陆军第29军政治部任副主任。1983年12月为干部年轻化自愿申请，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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