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师右江
我军南渡富禄河后，继续向广西的宜北挺进。
南方的 5 月，已是炎热逼人。大家背着沉重的武器弹药和背包，翻越崇山峻岭，个个汗流泱背，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攻克榕江县城时，虽缴获不少军需物资，但衣服、鞋子却很少。部队的穿衣、穿鞋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人没有鞋子穿，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补充，也没时间去买草鞋。离开富禄后，我只能赤着脚行军，踩在滚烫的石板上，一股的人的热气从脚底直钻到心里，有时跳着走，一不小心，还被石硝刺破了脚，鲜血直流。加上在榕江筹了几万元，分配每个军官带 50 元，身上的背包更沉重，走路更困难。尽管这样，大家都咬紧牙关赶路，情绪很高。
一天，到了宿营地，我向苗胞买了一双竹壳做的竹鞋穿，这东西坚硬而锋利，脚被竹壳刺得钻心的痛，走了一天，竟磨伤了几处，于是，我把它甩掉了，还是赤脚走路。
走了几天，部队到达宜北。这是我军第二次路过这个县城。第一次到这里时，当地群众因受敌人的欺骗宣传，逃避一空。后看到我军的纪律好，态度好，加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群众很快消除顾虑，主动与我军接近。这次，我们重返宜北，群众像接待亲人一样热烈欢迎，还召开了千多人群众大会，不少青年报名参军，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我在这里买到了草鞋。
离开宜北，往思恩的路上，杨腾辉率部来袭击我们。那天早上，军直属队正集合准备出发，突然，驻地的山上响起枪声，敌人向我直属队冲下来，直属队正向集合场地开进，被打散了。李总指挥和张军长都在与敌接触中，觉得情况危急。张军长立即对我说：“莫参谋，你快通知第 1 纵队赶上来！”
这时，第 1 纵队正驻在离军部后面好几里远的地方。我接受任务后，只身向第 1 纵队驻地跑去。周围是白区，我把手枪上膛，边跑边观察周围的动静。
跑了二三里路，看到前边一支队伍跑步而来，一看，正是李谦率领的第 1 纵队，他们是听到枪声后赶来救援直属队的。我把情况向李纵队长报告后，他坚定地说：“快！非狠狠教训姓杨的不可！”我便随第 1 纵队向枪声方向跑去。刚打了胜仗的红军战士，士气正旺，只一个回合，便把敌人击退。1 纵队要乘胜追击，军部首长说：“不追了，赶我们的路！”
5 月中旬，我军经思恩，第二次进入河池县城。前委根据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利用粤桂军阀仍在混战之机，回师右江，恢复右江沿岸各县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力量，然后再向外发展。我们从河池经大山塘、金洞、长老、三旺、安娄，西渡红水河，来到东兰县城驻了约 5 天，后到武篆。这是韦拔群同志的故乡。早在 20 年代初期，韦拔群便在这里领导东兰、凤山一带各族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最早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东兰县成为广西农民运动之先，韦拔群成为广西之彭湃。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韦拔群仍率领农民武装坚持武装斗争。红 7 军成立后，武篆成为第 3 纵队部所在地。
我们来到武篆，像回到了家一样，群众杀猪宰羊，送茶送水，热情慰问和关怀子弟兵。
6 月初，我们从武篆经甲篆、所圩向百色进发。途中，遇驻百色的广西警备第 4 团团长岑建英派往风山县“进剿”的两个连及部分民团武装，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即命令部队歼灭这股敌人，共毙敌百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前哨仗。
接着，我军马不停蹄，分兵 3 路，直抵百色。
百色，这个英雄之城，右江地区革命中心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家该有多高兴啊！收复失地的急切心情鼓舞着每一个指战员！
百色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只有一些短墙、鹿砦、小碉堡，而且有一处通道没有堵塞。此时，驻守该城的有岑建英 1 个团和税警团、民团武装共 700多人。敌人在城的周围和城外的重要高地，都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明碉暗堡，到处设置了火力网。特别在城北险峻的长蛇岭上，修筑了一个牢固的碉堡，以 1 营兵力据守，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山城。拂晓，红 7 军像急风骤雨般分 3 路向百色发起猛烈攻击。
瞬间，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撼整个山城。城外各山头阵地变成了烟山火海。担负从东南面进攻的第 1 纵队，从羌园坡刚冲入南阁亭，守卫在附近浮桥一带的税警和民团武装，乱放了一阵枪后，便弃阵逃窜，该纵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观音堂、大码头、二码头一带阵地。从东北面攻城的第2 纵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穿插迂回，攻占了一个个山头，扫除了敌人一个个火力点，逼近城区。这时，许多小的碉堡已被我军攻破，唯长蛇岭的主碉堡未攻下。这是岑建英的“核心碉堡”，用钢筋水泥筑成，两层炮楼有守敌 40 多名，机枪数挺，火力点 10 多个，形成双层火网，使第 2纵队的前进受阻。
时近黄昏。如果不能在天黑前攻下主碉堡，敌人趁夜加强工事，我军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军首长冒着敌人的弹雨，来到阵地前观察，认为攻下大碉堡，非用山炮不可，可眼下山炮弹仅剩 3 发。李总指挥和张军长、龚参谋长决定将 1 门山炮移到离敌人碉堡约 500 米的正面山头，改曲射为平射，直接瞄准，以增强射击精度和威力。同时，传令一个排的攻城部队埋伏在距离大碉堡 200 米的死角处，以便开炮后发起攻击。军首长亲自到前面指挥，我也随他们在阵地跑来跑去传达命令。
第 2 纵队营长冯达飞带领战士们把一门山炮隐蔽地拖上了山顶。冯达飞是广东连县人， 1924 年冬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留学，曾在莫斯科高级航空学校和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被派到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 1927 年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 1929 年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到广西，先在张云逸领导的广西教导总队任教官、连长。他军事知识丰富，炮科更是内行。山炮按指定位置架好后，李总指挥亲自走到山炮跟前，测定距离，校对瞄准，然后，他朝大碉堡投去轻蔑一瞥，挥手下令：“开炮！”
“轰”的一声，炮弹呼啸着向大碉堡飞去。只见火光一闪，一股烟尘腾空而起，碉堡被豁开了个大口子。
刹那间，漫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接着，又射出第二、第三发炮弹，都击中目标，碉堡被穿了两个大窟窿，敌人一阵惨叫，纷纷溃逃。埋伏在死角处的攻击部队，一跃而上，攻占了大碉堡。我军一鼓作气，分几路突入城内，与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巷战。这时，夜色渐浓，城里的电灯已放亮。1 纵队 3营 11 连，从阁亭入城后，直捣大码头敌据点，活捉了敌营长岑世良，后沿二码头冲入横街，至兴隆桥头时，遭敌桥头堡火力牵制。他们巧妙地爬近敌堡，投去一束手榴弹，趁滚滚浓烟，消灭敌堡内敌人，打通了往较场圩的道路。
第 2 纵队机枪连，从北胜街冲入城内街口时，被敌人的街头堡火力挡住。纵队长胡斌亲自带领两名机枪手，架起机枪向敌开火，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机枪连 3 排长奉命带 1 个班，绕道爬近敌街头堡，向敌堡投去十几枚手榴弹，随后冲上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很快消灭了北胜街守敌。勇敢的红军战士向城内据点突进。敌人无险可守，乱了阵脚，无力抵抗，争相向那毕渡口逃命。
除了一部分当俘虏外，大部分逃过河，向田州方向败退。晚 10 时左右，我军各路攻城部队在较场圩汇合，胜利收复百色城。战斗中，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罗少彦同志不幸负伤。
他在战斗紧张时，亲临火线进行宣传鼓动。大炮一响，他站起来，举手高呼：“同志们，冲啊！”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他的前额，满脸鲜血。
这次战斗，共歼敌 300 人，缴枪 300 多支，子弹 3 万多发，还有大批军用物资，而我军伤亡约百人。
翌日清晨，百色城头，又高高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全城锣鼓喧天，祝贺百色大捷。百色光复后，释放了一批被敌人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地方的革命者。
如红 8 军干部潘思文、钟夫翔在凌云县彩架村战斗中被敌俘虏，关押在百色已一个多月。他们被救出狱后，怀着激动心情，立即投入红 7 军行列。
我军在百色稍作休整后，便以高昂的战斗激情，挥戈东进，在各地赤卫军的配合下，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城，并与东兰、凤山、凌云等根据地联成一片。右江革命根据地又完整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入百色不几天，我的工作有所变动。因第 1 纵队要成立辎重队，军部同意李谦的推荐，要我去任少校辎重队长。我即离开军部，到 1 纵队报到，负责纵队的后勤保障。
一天拂晓，我 2 纵队抓到了似兵似匪的 4 个家伙。他们头戴北伐军式的大沿帽，帽底镶围着一条红布带，身穿深绿色的军服，口口声声嚷着，要见李师长（即李明瑞总指挥）。他们把这 4 个家伙押送到军部。李总指挥一看，认出是滇军，当中还有一个是军官，便叫战士将其松绑，经他和张军长审问，才弄清是滇军张冲师长派来谈判的代表。蒋桂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后，桂系军阀除留少数部队看守广西老巢外，大部分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亲自带领出师湖南，协同广东军阀张发奎、湖南军阀唐生智部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探悉桂系后方空虚，命令广东的余汉谋从东路进攻梧州；云南军阀龙云从西线进攻南宁。
6 月中旬，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由师长张冲率领 1 万多人，经贵州之兴仁入广西，拟取道百色，占领南宁，抄桂军的后方，牵制桂军北进。龙云派来的信使，想邀我军和他们一道攻打桂军，我军拒绝参加狗咬狗的军阀混战。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红军，军前委研究决定：暂让开右江通道，放敌过境，当其大部渡过右江河谷后，斩其尾部，拦截其辎重，以装备我军。
我们在百色休整了 7 天，补充了军费后，便主动撤离百色。滇军进入百色后，又尾随我军向果化方向移动。时值伏夏时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大地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
部队行军在滚烫的山路上。
为了赶到滇军到来之前到达指定伏击地点，指战员们克服酷热的困难，马不停蹄地走着。第一天到了田州，第二天到达平马镇，第三天到达思林县城。思林，是右江沿岸的小县城，有一条土路沿右江向果化而去，是百色通往南宁的必经之路。
这里，县苏维埃政府已恢复，群众热情地欢迎我军。我们休息了两天。
在此期间；军部一方面做好战斗动员，一方面组织连以上干部观察地形，研究伏击方案。我则忙于物资供应的准备和组织群众支前工作。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纷纷参加送饭、抬担架、送粮草、带路和侦察敌情等工作。第三天，侦悉滇军已到平马镇，我军连夜行军，1 纵队隐蔽在离思林 15 公里的平马镇背后山地；2 纵队则埋伏在思林东面往果化的山坳上。这里只有一条山路通往果化，东靠大山，南临右江，大山与长河之间，有一道地势险要的山梁，名叫鹧鸪坳，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军到达鹧鸪坳的第二天下午，气焰嚣张的滇军，迎着烈日终于大摇大摆地向鹧鸪坳走来了。
滇军和黔军一样，每人背有两支枪，长的是打仗用的枪，短的是大烟枪。鸦片烟成了他们不离身的必需品。他们的训练是法国式的，军事技术和纪律性较好，装备正规，一律法国式步枪，他们的长处是防御。这次遇到了善于进攻的红 7 军，算是棋逢对手了。滇军也鬼得很，他们走近鹧鸪坳时，发现地形不利，怕被人伏击，立即散开队形，两行并排走，缩短前后距离，并向山坳上发炮，火力侦察。
我军沉住气，不予回击。滇军见无异常，便拖着疲惫步伐，慢慢向山坳挪动。
夜幕降临了，在通往山坳口的蜿蜒曲折小道上，亮起了无数点点的小火光，犹如若明若暗的萤火虫一样。
晚风吹来。送来了阵阵奇特刺鼻香味。这是滇军在点烟灯抽大烟。他们个个都是大烟鬼，没有过足大烟瘾，打仗也没有劲。“啪！啪！啪！”东边的山腰上，3 发红色信号弹在夜空中升起！第 2 纵队响起了冲锋号，红军战士跃出阵地，向滇军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漫山遍野的号声、喊杀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
正在吞云吐雾的滇军，遭我突袭，被打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其长长的队伍，被我军拦腰斩断，首尾分离。我军首次出击，旗开得胜，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骡马、轻重物资。那些骨瘦如柴的滇兵，被打死的还紧紧抱着烟枪；没有被打死的，宁可扔掉枪支，也要抱住烟枪逃窜。
第二天，天还未亮，敌人已过浮桥的前头部队突然掉转回头，过河向我军阵地猛烈反击。敌人用山炮、迫击炮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轰击后，便一队队、一排排发起轮番攻击。这帮家伙很骄横，凭其人多装备强，打仗不利用地形，而是像欧洲古战场上的队形一样，端着法国步枪，直挺挺地，迈着大步向我阵地压来。我军埋伏在阵地的工事里，等待敌人上来送命。
敌人越来越近了， 30 米， 20 米……“打！狠狠地打！”随着反击命令的下达，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一阵阵排子枪横扫过去。我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且集中。敌人就像被砍倒的树木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又一排排上来，其队伍中间被我军打开了缺口，立即两头又合拢上来，又被我军击退。
敌人虽再次失利，但并不死心。他们从河对岸调来一个旅，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这时，我军虽把敌人压到了河边，但也难以前进了。
原来，我对滇军估计不足，以为只要投入一个纵队，把敌人的尾巴吃掉就算了，没想到，仗一打起来，不能速战速决，被敌人纠缠住了，加上敌众我寡，双方进入对峙局面。
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军部命令第 1 纵队立即增援。我纵队跑了 10多公里山路赶到投入战斗，从北面山头向敌人压过去。我带领辎重队人员，穿梭于火线内外，保证了部队的给养和伤病员的转送。滇军见我援兵赶到，但不知有多少兵力，纷纷向河边浮桥退去。桥窄人多，不少滇军在拥挤和慌乱中掉下河去。
这时，太阳已下了地平线，山谷中的岚风带着浓重的硝烟，向山下游荡。
军部首长见我军伏击目的已达到，便命令部队趁机撤出阵地，滇军也急于向南宁推进，无心恋战，改道渡河沿右江往果化方向开去。这一仗，毙伤滇军五六百人，其中击毙其团长一人，重伤一个特务营长，缴获步枪 400 多支，军马 10 多匹，子弹 2 万多发，烟土几十担。我军也伤亡约 500 人。当初，骄横的滇军看不起红军，把我军看成是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农民队伍。这一仗教训了他们，据说不少滇军士兵寄回云南的家信说，红军作战勇猛，低估他们的战斗力会吃亏的。
当时看来，针对滇军的嚣张气焰打它一下尾巴，给它一个下马威，是可以的，但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当时应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乘机来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如滇军打败桂军，滇军暂时统治广西大城市，我们仍然可以在小城市和乡村活动，扩大苏维埃区域；如果桂军打赢滇军，双方要花出很大代价，我们再趁滇军溃退时截击其辎重或消灭它，就比较容易了，损失也会少。这说明处于初创时期的红 7 军，对于利用敌人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发展革命力量，还缺乏经验。我军撤出战斗后，回师平马镇。本想恢复滇军过境后被岑建英重新占领的百色，但途中遇第 2 纵队第1 营突然叛变。
原来，该营位于距离纵队部 30 公里处，担任向百色的警戒任务。这个营的 1 连长是兵痞，经不起红军艰苦生活的考验，早欲图谋不轨，便趁远离纵队部之机，勾结少数人，将营长和副营长杀害，挟迫队伍向百色方向逃去。
根据这种情况，军前委决定利用滇桂军阀在南宁混战之机，部队集中在平马一带整训。平马，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右江特委的所在地。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地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右江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恩奉特支（亦称田南支部）于 1926 年在平马所在的恩隆县建立，国共合作的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田南道办事处（中共党员陆炳堂任办事处主任）也设在平马镇。故其群众基础较好，党组织力量较强。这时，滇军与桂军正在南宁厮杀，平马远离南宁，周围没有敌人重兵，他们还抽不出兵力对付我们，这对我军集中整训十分有利。按军前委的部署，全军的整训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通过首长作报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有关文件指示，检查过去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军事技术教育，以提高全军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为了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军前委曾对有关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健全组织生活、实行党内民主化、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发出指示，在部队中健全各级党组织系统，纵队设纵队委，营设营委，各连队设支部；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各级设有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纵队设有政治部主任，营和连设政治委员。同时，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员须知》，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军前委还在平马举办了一期教导队和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教导队设 3 个区队，每区队分 3 个班，共有学员百余人。
学习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内容有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及目前形势等问题。党政训练班每期学员 50 多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通过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一批各族骨干，如韦国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军事训练上，组织指战员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术训练，当时，要求军队各级干部做到三会：一会带兵，二会打仗，三会拼刺刀。各部队抓紧时间，苦练杀敌本领。每当清晨，平马郊外练刺杀、投弹、射击、爆破，练攻防战术，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景象。整训期间，红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从榕江带来的款项已用完了。除粮食有保证外，每天每人连 2 两肉、2 分钱菜的菜金也难以维持。
这对我这个理财新手，真是感到有些难办。一天，纵队长李谦把我找去，他很关心部队的伙食困难，拿出一张从香港带来的 50 元的香港纸币说：“请你把这张港币换成现洋，作部队的伙食费。”我接过一看，纸币上浸有血渍，这是他在隆安战斗中负伤时染上的。我心里一阵感动，黄埔军校出身的李纵队长，16 岁入党，参加过北伐，屡立战功，被擢升为团长。1929 年，被党中央派到广西从事革命武装斗争。他担任红 7 军第 1 纵队长后，身先士卒，勇猛过人。他负伤后，从不要求任何照顾，现在，又把自己染着血渍的钱拿出来，补贴部队的伙食费，让我这个辎重队长实在过意不去。
李纵队长看我犹豫的样子，性急地说：“怎么？还考虑什么？快点拿去吧！”
“李纵队长，你还是留着这个钱，伙食钱我另想办法。”
为了说服他，我又摆出理由说，“港币在这里难以兑换，何况，港币上还有血渍，别人不会要的。”
他睁大了眼睛，像要发脾气的样子，不大高兴地说：
“拿去吧，你想点办法就是了！”
他看了我一眼，口气又稍为缓和下来说：“我留着这张纸币也没有用处，你拿去试一试，若作不了 50 元，就作 40 元也可以，战士生活要紧呀！”
我知道这位耿直得被称为“张飞”的纵队长，真的要发起脾气来也是不好办的，只好把港币接过来。
离开李纵队长，我望着手里这张染有血渍的港币，越发感到为难起来。
想来想去，只好到军部经理处找叶季壮处长商量，叶处长考虑了半天，最后他下决心，把经理处仅有的 100 元大洋拿了出来，给我纵队作伙食费。
问题解决了，我高兴地把港币还给李纵队长，并恳切地说：“军经理处已帮助解决了伙食费，你的港币不用再换了，你留下吧！”
他反复问我伙食费是否真正解决，军经理处拨款的数量。我一一回答后，他才勉强收下。
伙食费的问题虽暂解决，但我心里并没有丝毫轻松，若按最低标准，这100 元也只够全纵队 5 天的菜金。为解决纵队的伙食问题，我们辎重队的十几位同志，想办法，主动下到农村去，发动群众筹粮、筹菜，总算完成了整训期间的部队供给任务。在部队整训期间，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在红 7 军帮助下，东兰、凤山和右江沿岸群众基础较好的乡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各族翻身农民情绪高涨，更加热爱红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样，就使红 7 军队伍由 3 个纵队扩大为 4 个纵队。全军发展到 8000 人。第 4 纵队于同年 8 月在田州镇成立，以恩隆、奉议、恩阳 3个县赤卫军为主体组成，黄治峰任纵队长，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下设 3 个营和 1 个特务连。全纵队共 700 多人。经过 3 个月的整训，部队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红7 军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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