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之后，广大指战员眼看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减，无不痛心疾首。
那时我们的心情，正如刘伯承同志在他《回顾长征》一文中所描写的:“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一渡过湘江，国民党蒋介石就觉察到我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十多万人，配置在湘两城步、绥宁、靖县、合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日袋，等着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在我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构筑碉堡，设置新的封锁线，全力堵击红军北上。
与此同时地处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虽然曾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并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占领了澄州、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领，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了，要实现原来的计划已经成为不可能。
面对这种不利情况，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一方面继续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地区向湘西北发展，一方面强令中央红军北上，硬要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我军处境十分险恶。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说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十二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当时黎平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驻守，但他们在我先头部队未到达之前就弃城而逃，溃兵退到十万坪，驻十万坪之敌也跟着向后逃跑，一直退到五里桥。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狼狈逃窜的情形，同湖南、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情况，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进一步了解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这四个派系名为统一、实则各据一方，时常内讧。王家烈虽名为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主持贵州军政，但实际上能够由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两个师而已。还了解到，贵州的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中饱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悦之外，还公开宣布开禁鸦片烟，种婴粟、吸鸦片烟到处可见。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a片烟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贫富悬殊，矛盾极为尖锐。特别是军队也抽鸦片烟，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升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我们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一天，我们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里通过，听说我们红一师师部在这里，前梯队也停了下来。这时，毛译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儿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淮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那时毛主席也用这个词)没有？
他们谈话后，接着就是吃饭。那时招待领导同志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他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了，见上来了肉，竟喊了起来:“嗬，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不断，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地博占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他们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向我们提起，所以我们也不便于发问。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同志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
“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毛主席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生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我们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但一下也纠正不过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大家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三十多个县，十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还有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军团的师、团长会议上，给我们讲“短促突击”的战术课，从头一天晚饭后，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讨厌的是他完全凭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确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
这些他都全不考虑。所以，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利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一军团在向剑河前进途中，接到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当即由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向我们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随后，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两路挺进，一路上连战皆捷，进军迅速。十二月底，全军部队逼近乌江南岸。当时中央军委授命一军团先渡乌江我红一师在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进抵回龙场渡口。时值新年，但部队指战员没有举行联欢，而是组织讨论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战斗任务。
这时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江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汀南岸。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在尾随我军进入贵州后，也已到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因此迅速强渡乌江，就成为红军的头等紧迫任务。
我师在回龙场组织强渡时，由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的带领下，一方面用火力压制对岸敌人，一方面组织十几名勇士，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三日上午强渡成功了，全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江界方向经过同敌人的激烈战斗之后，于三日渡过乌江，随后又占领了遵义城。
一月十五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就在这里胜利召开了我们党揭露和批评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及长征初期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被确立了，他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就是始于这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战役，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直接反映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之后，蒋介石纠集了湘、川、桂、黔各军阀部队以及嫡系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急进，妄图围歼我方面军于乌江西北的狭牢地区。
中央军委及毛译东同志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从四面八方围攻我一方面军这个严重局面，一方面决定乘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指挥红军由遵义地区向川南前进，北渡长江。一方面要求在川陕边境的红四方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之前，密切协同作战”，西渡嘉陵江南下，牵制川敌，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于长江一线，同时要求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红二、六军团积极向东出击，牵制湘鄂之敌，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中央确定一方面军向四川进军，北渡长江，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宜宾到泸州一线。
一月十九日，一方面军分兵三路指挥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我红一军团从桐梓出发，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占东皇殿(今习水)，驱使黔敌侯之担部向南北逃窜。随后我红一师为全军开路，经猿猴(元厚)场向旺隆场方向疾进，一月二十六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破洞，与由赤水县向土城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遭遇，敌先我占领右侧高地并凭借左边的工事对我师施行火力封锁。我师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此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土城。但由温水而来的四川军阀部队也紧追不舍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的第六团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与我后卫的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祺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二十七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午部团全部，迁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我说，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耿飚同志因指挥部队过河未到)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思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尖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十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样、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饱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暖昧有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而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而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I Fill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沪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户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I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又问:“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三千多人。”我回答说
“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当时我和黄蛙、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写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而在当时也就是这样做的。
当我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八九日到达滇东北扎西时，蒋介石急调滇军三个旅到镇雄地区堵击，又令川敌十多个旅由北向南压来，中央军周浑元向扎酉地区扑来。这时，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各路敌军奔集而至，而黔北敌军薄弱，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再重入贵州。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于二月二十日二渡赤水河。甩开了川敌，使蒋介石妄图合围红军的企图落空。
我师经古蔺以南在太平渡二渡赤水后，先头部队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同志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向东前进，二十四日晚到达桐柞，趁黑夜展开攻城，不到两个小时，守敌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两个连便向娄山关溃逃，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再占桐桦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突然回师黔北，直指遵义，这是蒋介石所未料到的。他为阻拦红军挺进黔北，除急令中央军向遵义靠拢外，贵州军阀王家烈还亲白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企图凭天险顽抗，以待援军。但在红三军团的强大攻势丁和一军团的配合下，经半天的时间反复冲杀，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遂为我红军占领。
夺得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一、三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二十匕日，彭德怀同志指挥三军团占领遵义。我师进抵遵义时，没有进城，而是从城东门外打到南门外，配合三军团作战，先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随后又同三军团一起猛追逃敌，直到乌江边。由于敌人砍断了江上的浮桥，才免于全部覆灭。整个遵义战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结束。
一周之内红一方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士气。
我军取得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胜利后，即移师遵义城西南约三四十里的鸭溪地区休整约一星期，这是从江西出来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并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息，部队情绪很高，指战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毛主席一指挥，就打胜仗。
我军在鸭溪地区休整后，敌人又重整旗鼓，北渡乌江向我袭来。于是我军迅速主动放弃遵义，于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仍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不料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掉头向东，于三月二十一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然后又掉头南下，从而把北线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我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初起，能够改变军事上不利局面，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大地区，迁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调动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使蒋介石一个又一个“围剿”红军的部署失灵使红军安全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继续顺利地长征。这一切，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遵义会议确确实实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彼关的转折点，共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司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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