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2
从公的方面来说，老帅是我的长官；从私的方面来说，他又是我的父亲。我这一仗不打，将来闹个不忠不孝。
当谈到与挚友郭松龄不得已进行决战时，张将军如是说。
“张学良对郭松龄始终抱着脊顾深情，一真没有和他绝交。”张学良的秘书处长刘鸣九回忆说，“尽管处境十分窘困，张学良仍称他为茂宸。当时总部下达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和韩淑秀。以郭松龄的首级来献者赏洋十万元，以韩淑秀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五万元。张学良看到通缉后，还幽默地说：“没想到郭大嫂的脑袋还这么值钱啊！”
当郭松龄被黑龙江的骑兵旅长王永清部擒获时，王永清当即电告张学良。高金山也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说他是奉派前来押解郭氏夫妇。张学良马上让刘鸣九给高金山复电，叫他押郭松龄夫妇路过兴隆店，因张学良的司令部设在这里。
“押到这里干什么，去奉天又不顺路。”刘鸣九纳闷地问。
“押到这里来，我要把他放了。”张学良说。
“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刘鸣九闻言大惊失色。
“不要紧，你就写吧！”张学良不容他再辩，毅然命令道。
没等刘鸣九把电报稿写完，张学良又接到高金山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说：“抵达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
刘鸣九回忆说：“张学良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完了！”
张作霖原拟将郭氏夫妇解回奉天，由他亲自枪毙，但杨宇霆怕郭氏回奉天后所言必对自己不利，乃力劝大帅下令在老达房就地将郭松龄枪决。
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
据目睹刑场的民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解的士兵说：“先打我，让军长看见我走了，好放心。”
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郭松龄。韩淑秀时年二十四岁!
郭松龄四十二岁。
郭松龄夫妇虽死，但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当印刷品传到张学良面前时，他不忍见此惨状，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对杨宇霆的做法深为愤慨。
尽管如此，在郭军倒戈事件平息后，张学良为了承担责任，仍通电奉军各机关，责备自己，负荆请罪。
我在遥电中说：“学良在此匝月中，忧心如炽，五内俱楚，比日以来，愈益加剧，长此以往，非但贻误戎机，且将一病不起，现已电禀上将军，请免本兼各职，俾卸仔肩，借资休养，使良后此有生之日，为择乡择国之年。”
此外，我还给父亲发去一份专电，内称：“学良弱冠从戎，备承优渥，原期竭诚图报，少效愚忠，不料识见浅薄，误用匪类，因致萧墙祸起，扰及乡邦，煮豆燃其，煎更太极，每念及此，弥觉椎心。”
郭松龄事件虽然平息了，但它对张学良心理上的刺激至深至痛，他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谴责郭松龄，而是自我责备。
我本不应该批评我父亲。我一生中只有两个长官，我也最了解他们。老帅是有雄才无大略，蒋总统是有大略无雄才，我父亲确实有慑人之威，能御人，但却不会识人，断事也有缺，如杨宇霆江苏被逐仍重用之，下面自难心服。为此我常与父亲争执。
有一次我说：“我管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管不了我的部下。”老帅愤怒地拿个杯子向我丢过来。
对于郭松龄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张学良是同情的，甚至可以说是心心相映。但郭松龄起兵反奉的方式，他不会苟同，取义而背父，似也不易。而且，张学良心中似也明白，郭松龄的起兵，就内因而言，也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个人的得失有一定关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各路人马在胜利后都将部队扩充了。张宗昌出战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他一扩编，差不多有了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后来，他一个师就变成了三个军，但是，我的部队没有扩编，我的部下，特别是郭松龄，他嘴上不说，心里也难过得很。所以，郭松龄倒戈，这个原因也有一点儿。
我曾说过，我父亲他不听我的，他要完全听我的，郭松龄不会倒戈的。
郭松龄和我谈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倒霉，我当了你的部下。由于老帅压住你了，你起不来，人家都有地盘了，山东督军、江苏督军、安徽督军、河北督军，你什么也没有，你被压制了。可我在你手底下，我也被压啊，我毕竟是你的副手，干硬活，打硬使，都是我们的人，可庆功受赏的都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虽有史料记载，说张老帅曾委任郭松龄为江苏督军，郭松龄“赏而不就”，表示愿意继续带兵练兵，但郭松龄“功高不赏”的怨言由张将军之口加以证实，可信度应更高，我就劝郭松龄，你不要急，咱慢慢来，大帅那一套早晚还不就是我们的吗？我当儿子的总不能去抢爹的，他那一套将来还不都是我接吗？我说你慢慢地等，不要着急。后来，我的话还不是真的变成了现实吗？
那时，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情绪，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当时出了几个道，但我父亲却骂我，说你小子想当督军？我说不是我要地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父亲上了条陈，我的意思就是给他郭松龄一个地盘，你如果不愿意，你可以以给我的名义，而实际上由他来管，由他来做就是了。
“老帅为什么不同意呢，”唐教授追问道。
这个事情，我不能很有证据。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与杨宇霆有关，在参谋部里面，我父亲是听他的。
郭松龄被抓之后，我曾给他求情。我父亲在电话里骂我，我就说，他当然有罪，他当然应该处死，但应该开个军法会，让他说出来到底为什么。
平时，我是非常佩服郭松龄的，我很看得起他，可他最后到了生死关头，还是没出息，他要跑。跑什么，跑得掉吗？可见郭松龄也不是个英雄。要是我，这事情到了这地步，往哪里跑？就是一死了之！
把他抓住后，他给我写了个条子，说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这个条子给弄丢了。我想开军事审判会，要郭松龄把话讲出来，这是杨宇霆最不愿意的事情，他怕郭松龄讲话，导致他地位不保。再者，若郭松龄一入我手中，也可能就死不了啦，所以他就矫老帅之命，下令就地枪决。
郭松龄起兵倒戈的动因，与他的太太有很大的关系，起兵之前，他们与冯玉祥又联系上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郭松龄起兵反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郭松龄思想新派，矢志革新。他志向不凡，主张“强兵救国”。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看到兵连祸结，国家长期分裂，边防不固，强邻虎视，因而不愿再为军阀当炮灰打内战。
当浙江督办孙传芳利用民众的反奉情绪，组织东南“五省联盟”，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通电反奉时，郭松龄及国民军的代表韩复榘、程希贤等正在日本应邀参观“秋操”演习。
忽闻奉军在江南惨败、杨宇霆仓皇北逃、张作霖差密使赴日本订立密约的消息，郭松龄义愤填膺。
在日本观操期间，郭松龄已着手反奉的准备工作。每天晚上，郭松龄都在饭店召集他选送的留日学生谈话。他想借观操之机，暂在日本思考反省。可是就在这时，他接到张学良的加急密电：“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沪、苏、皖进犯。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急盼我兄克日归来，主持军事。”
“接奉钧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病。”郭回电拒绝。
两日后，张学良派朱继先携带他的亲笔信，邀郭松龄即刻回国。信中说：“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奉，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
郭松龄经过彻夜慎密考虑，决定回国。十月二十四日，张作霖急电郭松龄，命令他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
赴津之前，郭松龄悄悄地对他的参谋长魏益三说：“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这话暗示了他反奉的决心，也表露了他对张作霖、杨宇霆的不满。
一天深夜，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集会上演讲，他悲愤激昂、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决不应该为争夺关内陆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而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
在此期间，郭松龄也加紧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冯玉祥向郭松龄表达了愿意合作的诚意。
东北名将何柱国回忆说：“据我的叔岳父贾德耀告诉我说：'冯玉样对东北是早有野心的，而郭松龄也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两个有野心的人一结合，这个事变就发动了。”
“老郭由日本回来，就表示不愿再打内战，到天津后就装病入了医院。”有关郭松龄住院的真实情况，张学良曾向别人透露道。
郭松龄起兵倒戈后，在滦州曾与张学良互有信件往来。郭松龄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对张说：“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口可鉴。”
郭松龄见张学良做出“义不背父”的决定，又对滦州举兵有诸多误解，便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历述了他倒戈反奉的六项原因，并对“忠孝”做了解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了郭松龄的这封信：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久共，讵忍相逼。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万不得已。”
然后，信中陈述了班师的六项理由：
（一）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
（二）去岁战役，耗款万万，利益安在；
（三）东三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疲敝之内陆扰攘争夺，用意安在；
（四）此次之战，非敌人侵通也，非保全家乡土地也，乃为姜、杨争地盘耳，为上将争总统耳；
（五）年来饷粮折耗，士卒迫于自己之境遇，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六）京榆驻军，新兵强募，不做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
信的第二部分，主要从“私情方面”提示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规劝张学良要“忠于国家人民”，并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别，终当相聚，微天之福，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
郭松龄兵败，原因众多。
首先，据有河北的李景林虽参与冯、郭密约，但关键时刻却又毁约观望。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虽由多伦向热河进兵，攻取承德，以分奉军之势，但郭军得不到其直接的援助。而且，兵出山海关后，还须留魏益三部驻山海关，以防李景林背约抄后路。
其次，郭松龄为了革新，对奉军老人未作安排，又心胸狭窄，枪杀了姜登选，因而奉军上层都反对他。但是，郭松龄求成心切，自恃掌提了奉军精锐十多万人和全部炮兵，而且大都是他一手培养的，认为攻入奉天只是时间问题。
殊料，郭军到达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即向郭松龄发出通牒，明确表示保护张作霖，并调动军队代奉军把守八门八关，阻止郭军入奉天。
我们张家，东北人对我们不错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刮地皮，我家的钱，都是通过做生意、做买卖而得来的。当然，也是靠了点权力。
当时，在巨流河防线，张部兵力虽仅六七万人，但这些都是张作霖的嫡系，同时，部队弹药、给养充足，士兵新发了皮大衣、新棉衣，每人发两个月的恩饷，且一律发银元，还给面包、罐头、香烟等慰劳品、士气旺盛。
不久，左路军张作相、右路军吴俊升亦陆续到达，两部共六万多人，总兵力已超过郭军。决战时，表面上打得乒乒乓乓，但总共只伤亡了一千多人。双方都认为是自家人，不肯相互残杀。
二十二日夜，郭松龄孤注一掷，下达了总攻击令。次日，郭军攻势稍一顿挫，炮兵总指挥邹作华当即下令不打了，从而全线崩溃。随即，邹作华电话报告张学良说：“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了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张学良在反奉战争中维护奉系统治集团利益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在前线也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在扼守巨流河防线时，韩麟春在防御配置上有不同意见。
我对韩麟春说，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儿硬往哪儿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以取得胜利。
开火后，郭军果然动用主力从正面进攻，韩麟春这才佩服我的预见。后来，我在西安曾对刘鼎说：“打胜了郭松龄，我在东北军中才提高了威信”
另外，郭松龄兴兵反奉的理念是“消灭战祸”，可是其本身已是“战祸再起”；至于他鼓吹的“实行民主政治”，在当时也超越了时代的发展，有太过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郭军反奉，天时、地利、人和皆失，难免失败。
由于郭松龄反奉，张学良受到张作霖的责骂，但他终究是奉军的继承者，张作霖仍将主力部队交给他，张学良通电罪己，也不过是官样文章。
郭松龄被杀，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始终思念着郭松龄。郭松龄死后的第二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还以沉痛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掉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
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我每遇困扰，常叹曰：“如郭茂宸在，我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生病的齐世英时，两人皆认为，当年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九一八事变了。
张学良自这次事件之后，从沉痛中接受了教训，一反常态，大权独揽，不稍假人，以致后来，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统驱东北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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