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上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在福建宁德屏南县城集中，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全团一千三百余人，二月十四日出发向皖南岩寺地区开拔。
这时，发生过闽南红三团被国民党一五七师骗进漳浦城，被围缴枪的何鸣事件；继又发生闽中游击队被骗进莆田城缴械，大队长刘突军被杀害事件。这就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仍在千方百计施行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诡计，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我们在北上途中，以战斗姿态行军，以防不测。
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个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县政府借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
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做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赳赳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国民党保安团荷枪实弹，列队在城门前，城墙的女墙城堞人影幢幢，杀气腾腾。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像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
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做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命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城。
那时，全团只有一匹枣红马，是桃花溪战斗缴获的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坐骑。我骑着马进城时，国民党保安团站岗的士兵“啪”地立正，来了一个持枪礼。
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我估计国民党反动军政头目不会甘心，还要耍名堂，很可能趁夜幕掩护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也可能制造借口，进行袭击。我预作布置，要全团上下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并通知部队，不管有什么响动，只要没有打到我们头上，必须沉着应付。还作了严格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外出。
果然，半夜之后，四面山上火光点点，到处响起枪声，呼喊着：捉土匪、救人……我们紧闭大门，加强警戒，不加理睬，更无一人外出。敌人看我们按兵不动，又从山上以机枪向我宿营寺庙扫射，我们仍巍然不动。
原来保安团在四面埋伏，妄图在我军发生慌乱时加以袭击。闹到天明，反动家伙见无隙可乘，只好自动收场。一时间，枪声都停了下来，只留下火药味混杂在黎明清新的空气里。
第二天，我派人进城向县长提出抗议。县长出面，派来专人面邀宴请我团连以上干部，被我拒绝了。县长居然把宴席派人送到广德寺来，我也要来人挑了回去。
县长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来到广德寺，递上名片，声称要“拜谒团座”，也被我毫不客气地拒绝接见。尴尬的县长大人连声称：“误会，误会。”自己找个台阶，灰溜溜地回城里去了。
第三天出发到松溪县。松溪却是另一番景象。离城十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国民党县长带绅士、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士等，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大约数百人列队欢迎。原来这个县长早就派人到政和县打探消息，知道政和弄巧成拙，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好惹的。所以采取了另一套做法。
一夜平安度过，白天，县长派专人送来大红请柬，满口是欢送抗日将士出征，预祝贵部旗开得胜啦，略备小宴，敬请光临啦，等等。我们呢，礼尚往来，连以上干部都去赴宴。宴席上气氛也还不差，对我们讲了不少恭维话，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避免发生麻烦。
翌日，我们继续由松溪县向浦城县开进。到达浦城，浦城县政府也照此办理…．
浦城向北，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气氛就大不相同了。浙赣路上兵慌马乱，国民党溃退下来的部队到处都是，交通为之堵塞。居民也因之惊惶不安。这些部队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夸大日军武力，随同我军出发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科长杨家葆同志以及南昌带来的战地服务团，做了不少工作，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慰问，展开歌咏、街头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扩大我军影响。
在开化县略事休整后，进入安徽省，到达岩寺地区集中。
二，岩寺集中
我团到达岩寺集中，已是三月下旬，一支队已经先我团到达。四月四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移到岩寺。
岩寺是歙县西南十多公里的集镇，地处黄山的东南麓，山清水秀。四月正是仲春时节，满山映山红，绚丽多彩；四方传来的军号声，抗日战歌声，增添了威武气氛。
各支队先后到达岩寺集中，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分别到各支队看望部队；并在岩寺镇西北角的水口塔，召开了全军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誓师动员大会。
水口塔旁，一个房子高的大石台，见方二三米，台上摆着几只木凳和桌子，军首长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在雄壮的抗日歌声中开始，会议由项英同志主持。宣誓后，袁国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八路军一样，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人民军队，现在的任务，是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一切准备工作。
排以上干部动员誓师大会后，又在岩寺鲍家祠堂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项英同志主持会议，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首先讲话。他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国共两党合作的进展情况，并对新四军的组建，尤其是对叶挺将军就任军长表示祝贺。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在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
叶挺军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欢迎我，信任我，实在不敢当。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山，大家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停了下来。今天，党中央如此信任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能有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深感荣幸！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下，坚决抗战到底！
叶挺军长坦率的赤诚的讲话，深深地感到了大家。接着，项英同志介绍了新四军组建的经过和各支队的整编情况，明确了部队面临的任务。
会后，我们六团进行了传达贯彻，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政训练中。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岩寺，成了新四军的摇篮，这个小山镇由此而名垂史册。
岩寺一座祠堂的山墙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左角的署名是：新四军服务团宣。对面墙上还有用红土写的大标语：“赶快起来，组织游击队，保卫乡土，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恢复失地”、“中国万岁”、“肃清汉奸”、“庆祝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等。小镇留下了新四军战士的手迹，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五月五日，军部的直属队向太平迸发，于七日到达泾县云岭。五月中旬，三支队支队部率五团、六团先后离开岩寺，进驻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然后转入铜陵、繁昌、南陵边区抗击日军。
三，皖南练兵
我团在岩寺驻扎时间不长，以后移到泾县青弋江畔，在军部附近，进行训练。这在团队的建设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皖南练兵是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的关键。
岩寺集中后，三支队成立，辖第五团、第六团。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副司令员。第五团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约一千人左右。
我们六团的干部也有变动，副团长阮英平、一营营长陈挺等同志调延安学习，由吴琨接任副团长，黄元庆任参谋长（后由乔信明接任），刘松青（后改名刘飞）任政治处主任。营的干部也有缺额，三营教导员戴炳辉同志奉令调回闽东，因特委书记牺牲，由戴炳辉同志接任。皖南一别，再也没有见面，戴炳辉同志在坚持闽东斗争中英勇牺牲。
项英同志在筹建新四军时，多次向中央提出派干部来新四军工作。中央答应了这一要求，从八路军和抗大调集干部，分批南来新四军。吴煜、刘松青同志以及廖政国、张潮富等一批团、营、连干部，就是从延安来六团工作的。各营、连都分配到一人，或任营长、连长，或任营教导员、连指导员。
吴煜、刘松青等延安来的各级干部，对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同生同志生前写过一篇《猛将吴琨》的纪念文章，引用了我的话：“吴琨同志对我们部队保持优良传统，创立新的战斗作风，有很大贡献。”
这话，是说吴琨，又不仅是吴琨，也是说的延安来的干部。这批干部来自红一、二、四方面军，在正规红军中生活、工作、战斗过多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些是比较负责的干部，如吴琨同志原是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以后调来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任政委的刘先胜同志，就是这个师的政委。其余同志也相似，调来担任营职的，大多担任过团的领导职务；担任连职的，大多是过去的营职干部。他们又在红军大学或者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带兵、练兵、用兵，都是有经验的。
我没有学过军事，没有上过黄埔、抗大，闽东的革命斗争形势逼得我领导军事斗争。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下，我学会了游击战。
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时，我觉得军事工作非我所长，提议由阮英平、范式人两同志率领部队上前线，我留在福建做地方工作。但是，东南分局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离开部队不好，决定仍由我和阮英平同志带队伍上前线，范式人同志留守闽东。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从此以后，我就带部队，过戎马生涯了。
闽东部队是一支游击部队，善于打游击战争，但部队游击习气很浓厚，军事技术、战术的基础较差。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还指出，六团“还保持游击时代的残余”。那时尚有“残余”，一个年头之前就更不用说了。
我团在皖南练兵开始，首先抓部队正规化、正规作风养成，克服游击习气，学习内务条令，建立起一整套部队的正规制度。这一下，可把闽东来的干部和战士整苦了！过去哪有作息时间，也不可能有，随时要准备作战嘛，愿睡就睡半天，不愿睡就扯山海经。如今倒好，天还没有大亮，睡得迷迷糊糊，起床号响了，拖拖拉拉起了床，找不到鞋的，来不及打绑腿的，什么洋相都有。
过去难得出操，现在天天出操，还要全营会操，全团会操，起床拖拉了，早操迟到了，还得挨批评。过去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什么穿什么，有军装也穿得随便；现在有着装要求，延安来的干部抓得很紧，军帽戴不正要批评，风纪扣不扣要批评，掉了钮扣要批评，绑腿打不好要批评，出操时还要班对班面对面地检查，街上还有臂上带红箍箍的纠察队检查军风纪。过
去看见上级叫老张老李，现在要行举手礼，叫做军人礼节。过去吃饭随便，端个碗到处转，说笑也行，打闹也行；现在得以连为单位集合，全班围成一个圈蹲着，还要听值星排长的哨音才能动筷子。吃饭规定了时间，睡觉规定了时间，想轻松点也不行，一声熄灯号，再也不准讲话，只能闭上眼睛。总之，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什么都不习惯，什么都受约束。
再者，过去丢根步枪通条，少个步枪托底板的螺丝，不当回事，反正也没有登记，现在可成了大事，“步枪是战士的生命”，严重些的还要受处分。
队列训练也叫人受不了，尽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尽是齐步走正步走，一转一上午，一走一下午。拔慢步，来个慢动作，更是吃不消。部队指战员都是农民出身，田地里的苦受得了，种庄稼可干一整天，队列训练就是吃不消，腰酸背痛。习惯的改变真是十分艰难。闽东人长期处于贫苦山区，
是最能吃得苦的，陈毅同志夸奖我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最突出的”。他说：“回想在去年（一九三八年）冬天，大家不发用费，用树叶当烟抽，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这是我良团（六团代号）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
但却受不了正规部队生活的约束，思想上弄不通，有开小差的。大多数人对严格管理意见很大，认为这都是那些“两个声”带来的。闽东同志把不会说闽东话的人叫“两个声”，就是说不懂方言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说那些“两个声”为了摆官架子，尽搞军阀部队的一套。
不少人到我面前告外来干部的状，甚至有人对我说：“可要当心再来一个“南阳事件”。大家对“南阳事件”印象很深，对外来干部抱有疑虑。
外来干部也有意见。有些人想回老部队，要求调动；有些人觉得言语不通，工作难做，也想调动；有些人本来很积极，严格管理，严格训练，部队却有意见，感到委屈，也到我面前来诉苦、告状。
这就形成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战士与干部的矛盾，加上言语不通，隔阂就更大了。我在这中间，有个很好的条件，双方对我都很信任。
我虽然不是闽东本地干部，但在闽东地区领导斗争，学会了讲闽东方言，闽东干部和战士听我的话。我虽然是闽东出来的，但也是外来干部，会讲普通话，我不懂军事训练向他们学习，因此外来干部也信任我，也能听我的话。所以，双方的意见和情绪，我都了解，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
我逐个找来谈话。来找我告状的，进行解释，打通思想，消除隔阂。这期间，吴琨、乔信明、刘松青同志向外来干部做思想工作，注意同闽东干部战士接近，起了很好的作用；戴炳辉、二营营长沈冠国同志去向闽东干部战士进行工作，经常对部队讲话，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外来干部最大的优点是以身作则，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特别是吴琨同志带头做模范，这对闽东干部和战士是最有说服力的。经过做工作，外来干部安心了，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成见也逐渐消失了，正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
项英同志对正规作风养成要求严格，练兵也抓得很紧。他以身作则，生活俭朴，剃光头，打绑腿，注意军容风纪，并且带头出早操，学军事。他主张兵要精，部队重在质量。虽然他当时提倡“精兵主义”不放手发展抗日武装是不对的，但提高干部和部队的军事素质是对建军有贡献的。
叶挺军长是以治军严格著称的，经常检阅部队，部队竞争性强，总想弄得比别人好，正规养成和队列动作也就抓得紧了。有人说叶军长喜欢搞检阅这一套。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而是把各个山上下来的分散游击队改造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正规部队，首先要抓的重要一环。
再有，附近就驻有国民党三战区的部队，能不如他们吗？干部战士总想自己要比他们整齐一些，精神一些，威武一些。
队列训练后，接着是军事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刺杀、投弹、射击，单个教练到班、排、连教练，吴琨同志和外来干部都有一套，都自己作示范，带领训练。
吴琨同志整天和部队在一起，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吴琨同志告诉大家，他是四川省万县人，生于雇农家庭，父母受尽地主折磨，过早亡故。两个哥哥缺衣少穿，先后夭折。吴琨十来岁就在嘉陵江上当纤夫，学撑船，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那时候的青年常有一点幻想，认为吃粮当兵就可翻身复仇，一枝枪杆到手，就可横行天下。吴煜同志跑出投军，希望将来能当上军官，有个出头之日，为屈死的爹娘报仇。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到处招兵买马，就是不要这个又矮又瘦的吴琨。总算有个小军官，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要花钱雇用的勤务兵，把吴煜收留下来。那个小军官当了连长，认为吴琨聪明，在连里补上一名号兵。
这支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积极投入“剿共”。吴琨看到了红军战士作战勇敢、临死不屈，大受感动；苏区内打士豪、分田地等革命措施，更是大大打开了他的心窍。号兵是敌人军中最自由的人，何况吴琨年纪最小，又活泼又惹人喜爱，谁也不为难他。打到苏区后，他可以和当地居民接近；如果有俘获人员，他可以听他们讲述许多革命道理。吴煜同志说：“这时，我心里才开了一点窍，才明白我投错了营盘，走错了路！”
有一次，连上押了一个被俘的红军，不知是做什么工作的。吴琨听到连长交代值星排长说：关在禁闭室里，明天解到上面去请赏。”而且他看到连长用手挥了一下，暗示要将那人砍头。他下决心要救出这个同志，给这个同志穿了一套国民党士兵的军装，一起混出了警戒，投向了红军。到了红军后，吴琨同志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战士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两个声”和大家一样，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一根蔓上结的苦瓜。他们对战士问寒问暖，关心体贴。于是，不但隔阂消除了，心也贴近了。
吴琨同志还亲自抓干部战术训练，班教练时亲自当班长，排教练时亲自当排长，连教练时亲自当连长，逐项示范。整天摸爬滚打，一身泥水。干部进步了，部队也进步了，军事素质提高了。就我个人来说，向吴琨同志在军事上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
皖南练兵是六团由一支游击部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的重要一章，揭开了挺进敌后的胜利序幕。
叶飞同志（1914年5月7日-1999年4月18日）：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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