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5
“此次战争，开衅在彼，公论未混，责有所归。学良去岁曾贡危言，同是国民，敢忘外患？顷将泸电面陈帅府意旨，释憾罢兵，一致救国。”五月十一日，张学良就奉军同蒋、冯、阎大战及息战罢兵之事，复电曹汝霖。
两天后，张学良就近日时局的演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对济南惨案有何感想？”
张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言之至为痛心。年来国内各方因政见不同，致生争执，兵乱连年，民生穷蹙，国际地位日益低落。余等虽属军人，参加战役，但兄弟阋墙之斗，实非本心，深需各方一致，早息内争，以互助之精神，谋全面之建设，以求真正之国利民福，国内日趋健全，外患无可入之机。此次若非我国发生内战，日军何由入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其理至明也。”
记者问：“南北双方可否停战？”
张答：“余等平日主张，无论何党何派，不分畛域，倘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与余等宗旨不悖，均可合作。南北两方，原无不解之仇，倘能互成见，自有合作之可能。但须有相当办法，非空言所能成事也。自统军以来，未尝有丝毫权位野心。平日所拳拳服膺者惟在道德二字，年来政教废驰，礼仪沦丧，人心世道几于无所维系。余等之志愿竭个人之力，以扶持中国原有之道德，使其不至终于废坠。此余等之宗旨，亦余等所负之使命也。”
五月十六目，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若是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前来，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其武装。
同时，日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少将抵保定，面晤张学良及杨宇霆，声称若战争波及满洲，则日本为维护特权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至此，奉张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
六月十八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当上了大总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但张作霖的心情并不愉快，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控制他，先后多次派驻华大使对他软硬兼施，要求解决“满蒙悬案”。而随着自己势力的壮大，张作霖觉得一举一动都受日本人的约束，实在难以忍受。
在这种形势下，他的情绪非常烦躁。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他返奉前的一个月里，他的脾气更坏，心绪更糟。
“我今年，他妈拉个巴子的，魔鬼总是缠身，这些该死的小日本鬼儿，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给他们点儿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明白，我张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时候，我也不能吃里扒外，和他们小日本儿一条心。”
面对不利的军事局面和日本人的可恶嘴脸，张作霖焦躁不安，牢骚不断，叫骂不止。
说到这儿，张作霖又狠狼地抽了两口烟，接着又说：“南方蒋介石这个东西也来挤兑我。唉，闹不好，回东三省去，在那儿我有独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过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吗？”
原来，就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后的十天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首相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会上，田中义一疯狂叫嚷“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东方会议”是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我国东北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田中上奏日本天皇裕仁，报告了会议决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为了贯彻“东方会议”的决议，日本侵略者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森洛、吉田茂、芳泽等人参加的“大连会议”。
会议决定，旨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将在北京由芳泽负责同张作霖、杨宇霆进行谈判。
此时此刻，前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几个集团军发起的凌厉攻势，后有日本人在东北乘机渔翁取利，内外夹攻，面对危难局势，张作霖如坐针毯，动辙暴跳如雷。
“大元帅，您还是放宽心为好，从远处打算，回东北也对。不过，要想独立，就得找后援。”杨宇霆说的后援，当然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
“找后援？他小日本儿尽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当。我们张家父子下决心，绝不找日本人当靠山。”张作霖一听，火气就更大了，他吼道，“我他妈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头来。”
张作霖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他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观念日渐增强。在这种形势下，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人打场仗，他们都要干涉，他管得也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一想到日本人的傲慢无礼和狼子野心，张大帅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五月十七日晚，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前来拜会。张作霖料到一场正面冲突已难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土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
麻将刚过两圈，承启官赵锡福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
梁土诒等人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大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
张作霖挽留道：“我和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里等得很不耐烦。半响，张作霖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不卑不亢地点点头说：“对不起。”接着，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针锋对麦芒。
“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芳泽首先发难道。
“贵国政府发表那些言论，也让人很不痛快。”张作霖白了他一眼说。
“帝国政府的警告是完全必要的。”芳泽盛气凌人地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张作霖冷冷地回应道。
“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我们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芳泽龇牙一笑。
“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算什么朋友，未免管得太宽了吧？”张作霖气愤地道。
“请不要误会，”芳泽说，“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
“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张作霖故作不服气地说。
“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芳泽冷笑道。
“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张作霖脖筋突然一蹦，“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到那时候，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芳泽威胁道。
“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的老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还敢拦路不放吗？”张作霖脸涨得通红，拍着桌子大声喊道。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沉着脸，向张作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大帅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如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接着，芳泽又诱惑地补充道。
“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张作霖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
“你这种态度不行！”芳泽见他又要推脱，顿时脸色发青，提高声调再次威胁说。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样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张作霖已是怒不可遏。
“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芳泽也不示弱，他继续纠缠道。
“又是什么事件？”大帅把眼一翻，问道。
“张宗昌的部队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名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芳泽声嘶力竭地喊道。
明明是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人如麻，如今反倒咬一口。张作霖闻听此言，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早烟袋猛往地上一摔，顿时碎为两半。
“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的负个屁责！”张作霖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的鼻子吼道。
接着，他一抬身丢下芳泽，怒气冲冲地走出客厅。
“张君，你可不要后悔啊！”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道。
张作霖这么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早就想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军中的少壮派，更是难以容忍。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不仅已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完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张作霖事前不是没有想到，但他作为“安国军政府”的首脑，毕竞是权倾一时，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如今要让他拱手让出，确实很难。
但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比什么都重要，他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主张行动愈快愈好。
“对待日方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军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张学良和他的谋士们经反复会商，都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实难以继续支撑，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还是比较明智的。
当然，这纯粹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方面发表了《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遗憾的是，张大帅过于自信，总认为他手头拥有近四十万军队，什么也不怕；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
在离京之前，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非同寻常的谈话。
“难道说他们奸，我们傻，我们肚里的肠子比他们的弯弯少？”张作霖捋捋胡子说，“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知己，还要知彼。爸爸，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什么，咱爷们这棵大树还在，猴孙就要散吗？”
“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子，咱们爷们儿有不得不退兵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的解决都无从说起，对头吧？”张学良连连点头。
“这走要有个走法。”张作霖又叹了口气说。
“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张学良说道。
“这里离总站很远，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胸有成竹。
“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目本人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
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
“日本人惯于诡诈，但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张作霖撸起袖子来，自信地断言道。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方式和路线。
原来，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
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字和“火”字，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讨个吉利！”
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然后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条往桌上一拍。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
张作霖非常迷信，每逢大事必卜卦决疑。此次，他又找来他信任的张半仙摇卦，以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半仙说次日凌晨二时动身为吉时。这样，张作霖毫不犹豫地决定，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晨二时离京返奉。
毕竟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不想给人造成是被人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
“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为考究。一间火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我父亲烧烟泡。”张怀英回忆说。
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意设置了压道车，以防有人在路轨上做手脚。另外，行期保密，车次变更，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日本关东军早已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了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策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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