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6
事发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我还不知道真实情况，部下都瞒着我，我仅知道父亲受了点儿伤。我从北京到滦州，把事情安置好了，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说我父亲死掉了。如果当时他们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刻赶回去的，我一点儿都不怕日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在政治上搞暗杀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大帅被炸时，张学良正和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和平谈判。这时，忽接奉天督署电报，谓大帅在皇姑屯被炸，请立即返奉。
情况突变，张学良当即下令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良乡等地的第二、四方面军火速向滦河撤退，并于当晚同杨宇霆离京东去。九日，张、杨专车抵军粮城。六日被阻于芦台。当日晚，孙传芳赶到芦台唔张、杨，商洽直鲁联军到滦西后之布防问题。此后，张、杨转到滦州，布署奉军撤退事宜。
据张学良的警卫营崔成义营长回忆说：“一天，张学良将我叫到他的列车上，对我说：'你知道老将遇难了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此事早在临名关车站时已有耳闻，但因从未公布，我故装作不知。张又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
我说：'是！’停了一会儿张又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我即遵嘱率领全营官兵做好准备。
“我们这一营人全跟着张学良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了深县车站，火车停在叉道上，黄显声率驻在滦县的第十九师第一旅军官到车站迎接。张学良下了专车，随黄显声上了山，
山上有一个庙，大概有二十来间房子，张学良就住下了。过了几天，张学良派杨宇霆去滦东五县视察，给部队讲话，这是张学良有意把杨宇霆从自己身边调开。
“杨宇霆去视察部队时，我带着五六十个骑兵也去了。几天后，张学良又把我叫回来，叫我去城里把黄显声找了来，两个人就在专车里谈起来。张学良告诉黄显声说自己准备回奉天，他问黄显声回去的路上有没有危险。
“怎么没有危险？他们能炸老帅，就不能炸少帅吗？’张学良没说话，黄显声继续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没危险：化装。’张学良采纳了黄的意见，走的时候穿了一身士兵服装，脸上还贴了一块药膏。”
只见中间的一节车厢上来了一队军人，他们抬着行军锅，背着灶具，拉着捅火棍，穿着油腻腻的旧军装，一看就知道是火头军。
火头军中，但见有一人约二十多岁，剃着光头，一脸愁容罩着略带稚气的脸。与他的年岁相比，此人明显地老了许多。
车厢里，其他弟兄们对他细心照料，要他靠窗坐着，并给他倒了杯开水，他好像是有病，又好像遇到了什么极度伤心的事。
这人是谁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火车缓缓开动，山海关车站到了。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每节车厢，他们名义上是检查禁运品，实则企图搜捕他们意欲加害的要人。
“你们都是伙夫吗？”日本宪兵劈头问道。
“你们用眼睛看什么？”张学良同他的随从们一起，瞪着日本宪兵，语气强硬地向日本宪兵问道。
“你们的司令是谁？”日本宪兵单刀直入地问。
“我们这儿没司令，”一个随从逼向日本宪兵说，“最高军阶是上司班长，我就是这儿的司令。你要怎么着？”
对此，崔成义回忆说：“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三个日本宪兵向我的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我答以回奉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回答说不在。日本宪兵始离去。
“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留半小时后继续向前行驶。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学良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风闻了这个消息，可我皆一一加以否认。
“专车从新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学良嘱附我说：'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专车驶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通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惨淡，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奉天西边门车站，时为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
专车抵站后，张学良的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黄显声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未经车站站台的出口处。来接张学良的也不是大帅府的汽车，而是于凤至开的“魁畲祥”军需庄李殿魁的汽车，以免惹人注意。
当汽车驶抵大帅府时，门岗没认出张学良，拦住不让进。
后来一听说“少帅回来了”，这才喜出望外地放他们一行进去。
一进大帅府，于凤至、五太太等全从里面迎了出来，大家见面时都哭了。至此，张学良才知详情。他来到东屋，那儿搭着棚，放着他父亲的棺材，棺材上开着个玻璃口。张学良看了看父亲的遗容，悲恸万分，但并没有“痛哭失声”。
张学良抵奉后，很快将一切布置妥当。奉天当局认为，“军民有主乃发丧”，遂即向各机关、团体正式公布张作霖死亡的讣告，称张大帅于六月二十一日逝世。同时，向各国驻奉领事馆发出通告。
治丧处由张作相任督办，王树翰任总办。
祭礼规模宏大，气氛庄严肃穆。大帅府院内，造起了一座高达数十丈的灵棚，正中央设有察坛，祭坛上安放着张大帅的灵柩。入殓发丧时，大帅穿的寿衣是北京永增军衣庄做的，黑色，金线绣龙，帽子前齐后圆，带穗。
在时间安排上，六月二十七日为首七家奠，七月四日为二七家奠，七月十一日为三七家奠，十八日为四七家奠，二十五日为五七家奠，八月日为祭礼，八月二日开始公祭，八月三日为吊唁奠礼。
张学良身着孝服，面容憔悴，陪着吊丧的来宾向张作霖的灵柩跪拜行礼。在祭坛的右侧，站立着身穿孝服的文武官员，左边是外国领事馆的官员。
日本政府故作镇静，特派林权助为吊唁特使。此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及领馆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代理陆军大臣斋藤恒、代理参谋长秦真次、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以及日本顾问松井、土肥原、仪峨等，纷纷露面，阵容庞大，可谓空前。但他们所谓的吊唁是假，乘机窥探东北政局的虚实是真。
致祭中，有一次，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林权助，请张学良及其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祯出席宴会。
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前后共四个多小时。会上，对日本特使颐指气使、对东北内政横加干预的粗暴行径，张学良心中异常气愤，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回府后，他告诉承启官说，“以后没有经过王秘书批准，不准日本人来见我！”
对于张作霖的横死，张学良从侥幸脱逃的人那里，业已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他也早已知道这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暗杀阴谋。但是，此事如果由张学良亲口说出，会影响到张学良本人与日本直接打交道，所以，他不动声色，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内心深处。
我父亲被炸后回到家中，临死时他要紧的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告诉他知道啊。他是不愿让我心中难过。我父亲对我，那真是没得说了，他起初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死讯。
我真正的生日是阴历四月十七，我父亲的死，也是这一天，所以，从此以后，我便把生日改了。
张学良化装返回奉天为父奔丧，首次在帅府拜谒父亲遗容时，并没有“痛哭失声”，他强忍着悲痛，操办着丧事。可是，在举行葬礼时，国恨家仇，齐涌心头，他终于“恸至昏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本来准备在葬礼中捕杀关东军代表等人，后来为左右力劝而作罢。晚年，他对友人说，二次大战后，土肥原等杀父凶手以战犯问罪，是他心中最快慰的事。
那个林权助来给我父亲吊孝，他跟我说了好多事。那林权助可真是头等的外交官，那个人，我真是佩服他万分，他还是日本皇太子的老师呢。他是个外交天才，他念了很多中国书，对中国古典书籍，那真是如数家珍。哎呀，这个人可会讲话了，他劝了我好多话，都是让我搞东北独立的话，我总是模棱两可，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在他要走的时候，我为他饯行。在酒宴上，他再三地逼我。他说，我呀，这么大岁数了，我是田中首相的特使，我这个老头子到你这儿来，没有得到你一句落实的话，你尽说些隔靴搔痒的打哈哈的话，回去以后，让我怎么交代呢？
那时，我也喝了点儿酒，我本来是不喝酒的。我让他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你老人家替我想的，比我自个儿想得还要周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听了之后很高兴，他说，那很好啊，你到底要想怎么办？我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没有替我想到。他很纳闷，连问什么事，说很愿意知道。
我说，你老先生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听了以后，便不讲话了，不仅不讲话了，我去为他送行时，他都表示拒绝。所以，我自个儿感觉到我失言了，为这事我后悔得不得了，我没有我父亲那样圆滑老练。他回到日本后就公开地讲，说日本不要再做什么幻想了，不要再做天真的打算了。
这样一来，我就预感到了，日本以后要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了。
关于皇姑屯事件，我认为日本军人这事干得很不理智，这是少壮派干的！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件事，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只能得到坏处。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老帅？”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评论说，“因为张老帅是爱国的，日本人让他在密约上签字，他仅是在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迟迟不签字，日本人说他没信义，就把他干掉了。作为封疆大吏，张老帅是民国以来为国而死的第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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