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保将军
跟随保卫周总理去处理西安事变
杨家保
在举国上下欢庆全国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胜利召开的日子里，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这更激起了我们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崇敬。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九三六年底随同周总理去处理西安事变，在总理身边度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我在红军大学学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感召下，在西安抓住了蒋介石，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接着党中央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邀请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毛主席立即召开了中央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为了抗日救国，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党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当时的军委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当全权代表率代表团赴西安。事隔一日，上级突然通知我和龙飞虎、邱南章、龙家贵赶快到校部，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什么任务呢？一时我们也猜想不到，当我们跑到校部后便知道了，周副主席去西安，派我们去给他当卫士。一听是保卫周副主席，我们真打心里高兴。接受了任务，听取了校领导的指示后，我们连蹦带跳地跑回了驻地，作好出发的准备。这天晚上，我们怎么也睡不着，躺在炕上望窑顶，恨不得马土就到周副主席身边。第二天一早，出门一看，一夜间黄土高原已变成了白茫茫一片，大雪还在下，西北风还在一个劲地呼呼刮。天气虽然冷得滴水成冰，我们来到周副主席身边都感到心里暖和和的。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就领着同行的二十九个人骑着马，冒着风雪严寒，由保安向延安进发，赶到延安转乘飞机去西安。当时，周副主席只穿一身灰色的棉军装，留着又长又黑的大胡子，两只眼睛炯炯发光。天这么冷，我们都担心他吃不住。可是他在马上却不时地和靠近他的同志谈话，当他知道我们是由红军大学调来的，就回我们学校里的情况，一路上有说有笑，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开始那种拘谨一下都消失了。晚上宿营，周副主席和我们一起挤在窑洞里。他一直忙着招呼别人睡觉，我们对他说：“你骑了一天马先休息休息吧！”他不肯，非要别人睡了他再睡。
那会儿，我们听说捉住了蒋介石，都感到非常高兴，心想：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过去时刻都想抓这个蒋该死，这回抓住了，不能饶了他。针对我们这些想法，在出发前和行进途中，周副主席引导我们议论怎么处理蒋介石，向大家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那时，我们这些“红小鬼”对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也不很理解，周副主席，就耐心地给我们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说明如果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日的，反而会起局势混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寇也会乘机吞并中国。这使我们受到了生动深刻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教育，为到西安后开展工作武装了思想。
我们跟着周副主席骑马走了两天才到延安，当时国民党“县太爷”听说我们来了，命令保安队不准我们进城，于是我们从城北绕到城西，又绕到城南，然后绕到城东南才进入飞机场，张学良派来接我们的专机已停在那儿。因为专机坐不下二十多人，有的同志被留下，我和龙飞虎同志就挤在行李仓里。飞机到了西安，当时西安城里一片混乱，为了不惊动人，我们先在东门一处地方休息。因为马上要同张学良等会见了，有位同志建议周副主席把胡子修一下，周副主席不但接受了建议，还接着说：“干脆剃了吧！”当时红军生活非常艰苦，连刮胡子刀都没有。周副主席对我说：“去弄把剪刀就行了。”我找来剪刀后，站在周副主席身旁，手颤颤的，不敢动手剪，生怕把周副主席胡子剪坏或碰伤了周副主席的皮肤。他见我犹豫不决，从我手中接过剪刀，对着镜子，自己剪起来了。剩下的胡楂子长短不齐，可他却满意地笑着。见了张学良等人后，我们便搬进了张公馆，周副主席和我们住在东楼，后来叶到英同志也到了西安。
一到西安，周副主席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斗争。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紧张，内战一触即发。由于东北军、西北军和蒋介石矛盾尖锐，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多数主张以杀为快。是杀是放，主张不一。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指挥两路大军向西安夹击，并企图派空军轰炸西安，妄想挑起大规模内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则在背后挑按离间，拼命进行破坏。在这种形势下，要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使社会各界人士赞同这个方针，就要揭露亲日派和托派、国民党特务破坏这个方针的阴谋。周副主席的工作是多么艰巨啊！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早晨八点钟左右又起床，稍作活动，吃了早饭又开始工作，直到深夜。他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向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将领，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不但做上层人物工作，还做中层和基层的官兵工作，同时还要接待各界人士的来访，出去演讲。周副主席以各种形式，抓住时机给人们分析当时的严重局势，详细阐述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主张，宣传西安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团结抗日和继续内战两个前途，我们要争取抗日的前途，逼蒋停止内战，走一致抗日的道路。对蒋介石及亲美派分子宋子文、宋美令，周副主席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向他们反复申明民族大义，要他们接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周副主席严肃地警告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杀你，但有一条，你要抗日。否则，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面前，你决无立身之地！经过这样辛勤工作和艰苦斗争，终于逼迫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条件，说服张、杨释放了他。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将陪同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扣押了起来。这样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又混乱起来了，再加上托派和国民党特务的挑拨，他们对我党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产生了怀疑，认为还不如早把蒋介石杀了好。由此，在对待蒋介石军事威胁的问题上，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尖锐对立，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发生了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东北军中主和的王以哲军长的严重事件。顿时，西安城的空气紧张，人心浮动，内战的危机又趋严重。城内到处戒严，街上筑起了路獐，架起了机枪，我代表团也随时有遭到反革命袭击的危险。这种紧张的局势，增加了周副主席工作的艰巨性和斗争的复杂性。我们时时处处担忧着周副主席的安危。可是，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周副主席却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他召开各种会议，及时戳穿托派、特务的阴谋，对各派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加强团结，共同抗目。为了防备内战的爆发和保护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我红军开到离西安几十里的地方，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经过周副主席、叶剑英同志的艰苦工作和斗争，终于制止了内战的危险，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西安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看到周副主席每天那么紧张地亡碌着，都想从生活上关心他，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考虑自己，面对身边的同志却十分关心爱扩。记得有次周副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一个地方和一个从内陆来的女青年取得联系，帮助她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并且具体地父代我要改装去。这天。我就改装去了，结果，那个“小姐”打扮的女青年见到我却默然不理。我又气又恼，晚上，我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后，很耐心地对我说，人家是个“小姐”，看到你一身兵的服装，可能不相信你，不跟你联系。不要灰心，明天再去，还是要改装去。第二天，我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军官打扮，又去了，结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给我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周副主席啊，你工作那么忙，对我们却总是那么的耐心帮助教育，那样的关怀备至。在您的身边工作是多么愉快和幸福啊！
毛主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现在回忆起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确实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决策英明，周总理力挽狂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政策的胜利，也是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敬爱的周总理，您不愧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西安事变解决后，我回到了延安，不久就到新四军军部去工作了。一九三九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跋山涉水到驻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来解决可题时，在百忙中还抽时间找我谈话，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成长和进步。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心情总是那么激动，印象总是那么真切。这些都成了鼓舞我坚持继续革命的动力。（选自《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4册）》，标题为编者所另加，内容稍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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