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1
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军搜索我的住宅时，看见一个大铁柜内只放着两件小东西，他们感到很奇怪。这两件东西，一是一块银元，二是一张收据。
这张“收据”奥妙何在？
“九一八”日军进占沈阳后，一名日本军官率领数名日本兵如狼似虎地冲入大帅府二楼，抢先闯进张学良的卧室，目光突然集中在室内一角的一只保险柜上，他们付度着，里面除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外，肯定还有许多金银财宝。
可是，当日本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险柜打开后，诺大的柜内却仅有一块袁大头和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具名是“赤冢、鹤见”，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
日兵睹此景况，大失所望，只得将这两件小东西作为战利品上缴。
以上情况曾见于一九三二年日本各大报纸，当时国内许多报纸也曾转载过。原来，那块银元是张学良占卜是否处决杨宇霆、常荫槐时使用的。而那张收据竟在日本政坛上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
张学良东北执政一年多来，对日主要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东北吉会铁路草约交涉、撤换日本顾问等等，大抵已告一段落，这时，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比较正常平静。
“咱们年轻人干得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张学良经常这样爽朗地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床次事件”发生了。
日本政友本党是由政友会分化出来的、以正统派床次竹二郎为中心组织的一个新党派。床次原来是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政友会总裁原敬内阁的内务大臣，为当时政友会的第二号头目，人极能干，有铁腕之称。原敬被刺死后，国内外形势对日本这个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政党很不利。民政党滨口登台后，政友会又失掉了政权。一个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集团，一但离开了政权，最容易闹家务，政友本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产物。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携赤冢浓等人来华访问。床次等人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将介石、阎锡山，最后来到沈阳，受到张学良和杨宇霆的隆重欢迎。当时，床次年逾七句，但仍精神焕发，谈笑风生，颇具政治家风度。
在和张、杨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说：“本人下决心率领政友本党，并联络民政党，共图打倒田中的军阀内阁，以便组织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的联合内阁，并且约定联合内阁成立时，当以本人为总理大臣。而本人此次访华的目的，即是向中国各方求得谅解，以便将来组阁执政时改善中日两国的邦交。”
床次还说：“东北地方重要，国际关系复杂，而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尤为特殊。”并力劝张、杨二人“和衷共济，顾全大局”。
可是，床次走后不久，便发生了“杨常事件”。
据胡俊老人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大帅府老虎厅隔壁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外交处里办公，王家桢走进屋来对我说：'司令长官找你，叫你代表他到东京去联络床次。’我即随着他去见张学良。
“'前番床次来沈阳，曾吐露出他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因欲打倒田中义一的军阀内阁，已经与民政党联络妥当，约定把田中内阁打倒以后，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组织两党的联合内阁，床次出任总理大臣。’
见面以后，张学良对我说：'床次并希望与中国合作，互相支援，当面又劝我与杨宇霆务要和衷共济，顾全大局。赤家浓又是杨的好友。现在杨宇霆等因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图谋不轨，已被制裁。若不把这个事件的内情说给床次，取得他的谅解，不但要影响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内阁的密约，而且必然会发生误会，将来若是床次内阁出现时，我们的对日外交将更加棘手。所以，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
封，派你去日本带给床次。你见着床次，务要把杨、常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制裁他们的苦衷，说给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得他们的谅解。说罢，即将他的亲笔信交给了我。”
胡俊在山下车，搭船到下关，再由下关乘火车前往东京。然后趋车拜访赤家浓，向他说明来意。赤家浓与床次联系后，约定翌日床次和政友本党的于事长在家中接见胡俊。
第二天，见面寒暄之后，胡俊即对床次转达了张学良的一番话，并把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床次把信看完之后，面显不快之色，遗憾地说：“好吧，杨宇霆已死，现在不再说他了。张将军既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甚是欢迎。张将军既有亲笔信来，我也应当写封亲笔信答复、不过我的亲笔信，需要等候两三天才能写好。现有我的相片一张，是送给张将军的，君先拿走。三天后，君同赤家浓再来我家取信，届时我们还要畅谈一番。”
胡俊继续回忆说：“过了一天，宁向南来到我的旅馆，把床次的亲笔信交付与我，并传亦家浓的话说，将来遇有必要时，床次总裁还要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将军接头’云云。我接过床次的亲笔信，真是高兴万分，翌日早晨即搭乘快车回国，于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回到沈阳。我到家卸了行装，即时进城见张学良复命，把此行一切经过详详细细地向张陈说了一遍，并把床次竹二郎的亲笔信和相片交给了他，张学良对我此行甚感满意，慰勉有加。”
一九二九年初秋，两日本众议院代议员拿着介绍信来到沈阳。他们一个是赤家，另一个是律师出身的鹤见，二人皆为政友本党的议员，是床次的心腹之人。
赤家、鹤见来到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而是怀有特殊的目的。据他们说，在这次日本第十七次大选中，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非政友本党莫属，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
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感到经费特别困难。
“赤冢先作在东北多年，不但做过总领事，并深得张作霖阁下信任，长期做他的顾问，东北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日本对东北的事只有依靠他了。”鹤见向王家桢吹捧赤家。
“鹤见先生是我们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我们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当然是大臣级的人物呀！”赤家也替鹤见吹嘘了一番。
据外交家王家桢回忆说：“两个人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筹集选举经费。我对当时日本政党的情形还比较熟悉，觉得他们的谈话有些夸张。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自告奋勇来满州找选举经费的呢，还是奉了政友本党干事会下事长的命令而来？或是受了床次本人的委托而来的呢？’”
“我们是受床次本人的委托，并且干事长也同意这样做。”两人态度严肃地说。
“承政友本党和床次先生看得起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肯定彼此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益的事情作出各自的贡献。我愿意先代表张学良将军将这一点肯定下来。”王家桢慎重地说道。
接着，王家桢将此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在得到张的许可后，便和他们两人商谈细节。
赤鹤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能负担三分之一”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
王家桢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
床次的特使说：“我们主要的让步是，日本允许将南满铁路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副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那样。”
双方最后约定：在日本大选以前，由王家桢到日本面见床次，再恳谈一次。
“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二百万，就是再多也可以。”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五十万元，其余的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高。当然，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
王家桢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张学良对此表示同意。
张学良认为事体颇大，乃需同东北军政首脑详尽商讨。在联席会议上，与会者都对日本这个强邻节节进逼，重重压迫，而中国只是穷于应付，深感头痛。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胜选，将来出组内阁，日本政府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的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任何暴力，这事还是值得的。最后，张学良决定给床次的政友本党以经济支持，并强调应秘密进行。
“我在张学良处拿了由他签字的领款条子，便到官银钱号去取款。”王家桢回忆说，“付款全是五元以下的小票，五十万元整整装了两大柳条包。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家、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商定的条件，已由床次批准，床次并约定在日本大选前，在日本某温泉与王家桢会面。
年底，王家桢和张学良作了详细的商讨，带了充足的现款，踏上了去日本的征途。在抵日本港口下关时，王家桢避开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坐火车直达那个指定的温泉休养地，第二天就找到了床次的住址，约定了会见的时间。
王家桢回忆说：“床次由于被汽车撞伤，在这儿养病已经很多日子了。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很热情地欢迎我。这次和他长谈了以后，我才感觉到他已经落后了。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也只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次来日本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的目的，由于和他的这次谈话，失去了不少信心。我在温泉只住了两三天就上东京了。
“我抵达东京时，正是大选竞选开始前夕，报纸上都在谈论着选举的事。我访问了几个熟人，并和我的驻东京办事人研究了一番日本的政局。我的驻东京办事人也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机会很小，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政友本党竞选，搞的是一种秘密外交，虽说是互相勾结利用，但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当时中日关系复杂，在商谈过程中，双方都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
第二年年初，即日本第十七届大选的前夕，张学良又派王家桢到日本再次会晤床次，援助政友本党。不料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后来，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暨政友本党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时，赤家和鹤见两人写给张学良的五十万元收据被日军发现后，冈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日本军人法西斯头子荒木贞夫，即以此大肆攻击政友本党和床次本人，同时以叛国罪嫌疑犯的罪名将赤家和鹤见扣押起来，又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为此事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保守的政友本党从此一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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