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战士、彭雪枫将军墓园的设计者——钱正英

钱正英

新四军女战士、彭雪枫将军墓园的设计者——钱正英

童来喜 张鹤军 赵连军（主编）

（一）

钱正英，1923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嘉兴县，在当地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钱正英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管教，聪慧过人，刚满10岁就上中学，梦想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工程师。

钱正英的父亲是上海南洋大学 (今交通大学)土木工程毕业，留学美国学习水利工程，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 位，1922年毕业回国。

钱正英懂事后，父亲就教育她好好学习考上清华大学，然后出国 留学。父亲说，美国己经有女工程师了，中国还没有，希望她当上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

钱正英后来回忆说：1936年的夏季，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看望父亲，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只知道天天陪父亲去武昌的长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我们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的后院，每天看他办公回来，总是唉声叹气，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生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母亲带着我们返回南京。临别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父亲，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当年冬天，父亲在江苏常州附近的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坚决不可搞水利。

1937年，钱正英在无锡读高中时留影。

钱正英在父亲的熏陶下，怀着做“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理想，于1939年考进了上海大同大学（后并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参加上海地下党工作。1941年9月大学，大学三年级的钱正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钱正英肄业于大同大学。1942年10月，时年19岁的钱正英根据党组织决定，为躲避因叛徒告密被敌人追捕，遂与一批地下党员撤离上海北上淮北抗日根据地。从上海到淮北，一路上为应付敌人的盘查，她和一名男同学扮成表兄妹，而这位男同学就是他们相恋八年、相依白首,后来成为终生伴侣的曾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黄辛白。

钱正英到了淮北抗日根据地，首先是进行整风学习，然后分配到中共淮北区委机关和新四军第四师做文化教员，一心想当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梦想难能实现了。此后，她又任淮北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县中学浍南分校教员、训导员、教导员、党支部书记。

2000年，钱正英和丈夫黄辛白在黄山。

钱正英后来回忆说：在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到了1942年冬，快要毕业的时候，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我向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时说“想搞工程设计”。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不幸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了，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二）

钱正英在新四军里，和水利打交道，真的实现了当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梦想。

1943年，淮河洪水泛滥,河水漫滩，大堤偎水，堤防漏洞、管涌、渗水等险情迭出，险工堤坝接连坍塌，险情十分严重。当时钱正英在泗五灵凤县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迫切要求堵口复堤。淮北行政公署决定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复淮堤。组织上发现钱正英是学工程的，就要钱正英当技术负责人。当时修复的那段堤防紧邻日军的占领区，钱正英白天在堤上闸口的一个棚子里办公，晚上由军队保护，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防止敌人偷袭。钱正英感触最深的是：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告诉她，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钱正英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她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钱正英这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沿淮党政军民总动员，调集防汛大军巡堤查水，抢险堵漏，运送料物，顽强奋战，力挽狂澜。这位学土木工程的优等生，在“蜀中无大将”的关键时刻，充任“廖化作先锋”的大将，担任堵口复堤的技术负责人。革命的需要终于让她实现了美好的梦想。

由于在参加治理淮河水患中，崭露了治水能力和专业特长，钱正英不久就受命担任了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从此，她的人生中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大学土木工程系也讲一些水利知识，但都是最基本的。钱正英当了水利科长以后，拿了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钱正英也在当地的一些士绅家里找到一些参考书籍，边干边学。所以钱正英学水利，第一个老师就是大自然和人民群众。

1944年春，淮河北堤进行修复工程，钱正英负责技术领导工作。淮河自1938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以后，黄河夺淮入海，灾害频繁。1943年淮河又闹水患，泗五灵凤根据地受灾严重。为了减灾避灾，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决定修复这段百余华里的淮堤，由泗五灵凤县组织实施，县委书记张彤、县长徐宗田组织成立了复堤指挥部和党的工委，泗五灵凤县委领导、敌工部长郑淮舟任工委书记兼指挥；由毗邻淮堤的淮北区区委书记李士聘、浍南区委书记赵元等为工委委员；工程技术由钱正英、顾均正、陆家骥等负责。顾均正是当地人，曾参加过导淮工程，为人正直，热心家乡公益事业。陆家骥当时任泗五灵凤县副参议长。他们负责设计、施工、验工，没有测量仪器就自制坡度器，没有水文资料就在墙上、树上寻找洪水痕迹，作为修筑淮堤依据。他们拂晓上堤，黑夜入村，风里来雨里去，全身心投入工作，从不懈怠，为大家所称道不己。

在抗战期间，新四军第四师为建立和巩固发展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深得民众拥护和爱戴。1944年8月，彭雪枫师长率部西征，恢复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遗体于1945年2月安葬在半城西郊。为永远纪念彭雪枫等抗日阵亡将士，同年5月，淮北区委、行政公署在墓葬处修建陵园，占地157亩，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亲任建委主任，钱正英任工务科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及芳草亭记载了烈士英名4000多位，堆积假山一座，形成一方月牙池，墓园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纪念性园林。如今墓园庄严肃穆，建筑古朴典雅，树木郁葱，芳草依依。纪念建筑及文物资料，有着较高的革命历史价值，纪念、教育意义深远。

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建军会议闭幕时向彭雪枫师长暨全体阵亡将士致祭，在彭雪枫墓前合影（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设水利局，调钱正英任水利局的工程科长，负责以高邮县为中心的运河南段堤防的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几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1931年江淮大水时决口，苏北一片汪洋，人民受灾惨重。苏皖边区政府在1946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大堤经受住了考验。

这期间，钱正英差点到美国留学。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是钱正英负责接待的。他们深为赏识钱正英的才能，向苏皖边区政府提议保送钱正英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批准了，钱正英也检查完身体，准备出去，但正在此时全国内战爆发，结果中止了钱正英的留学之路。改革开放以后，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到中国访问，他在和苏北的水利工作同志座谈时，拿出钱正英的照片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水利部长啊。后来钱正英和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在北京见了面。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苏北战火已经点燃，但钱正英等少数同志，仍跟着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留守，有时帮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时候就研究水利。她骑一辆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对照着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了解淮河的历史。后来钱正英也随苏皖边区政府越过陇海路撤到山东，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

（三）

1947年，钱正英任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处长，跟随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948年1月，钱正英在保障大军南征北战之时接到命令，让她前往山东省滨州地区担任山东省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她开始走马上任，腰扎武装带，身挎盒子枪，奋战在治理黄河的战斗岗位上。她刚来时，一些工农干部还看不起这位稚嫩的女局长，有的不服气、瞧不起。一天，她在姜楼主持召开治黄工作会议，讲话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原则，灵活的工作方法，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名门望族出身和上海知识女性特有的矜持以及个性光彩，让大家感觉非同一般，立即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随后，在滨州这块广袤大地上，只见她始终奔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指挥黄河防洪斗争。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说：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1950年，时任山东省河务局副局长的钱正英（前左一）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次治理黄河会议上。

那时山东解放区的黄河河务局下边有十个黄河大堤修防处，一个 县一个，沿着黄河两岸一直到入海口，有整个的一套防线。因为国民党政府正加速在当年他们炸掉的花园口堵口，想使黄河回归故道。他们是以水代军，当年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是阻止日军；后来加快堵复花园口，就是为了水淹解放区。钱正英的主要工作是修复黄河大堤，还要保证黄河两岸的交通。河务局下面还有一个较大的造船厂。

钱正英到了黄河河务局以后，第一个考验是凌汛。黄河凌汛最严 重的是在山东，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钱正英记得那是个小年夜，正在包饺子的时候，说是利津下面冰坝堵住了，钱正英就连夜赶去，到那儿时身上结了“雾淞”，头发上眉毛上都是冰。钱正英带了几位当时在野战军当工兵的部下，在冰上凿开一个个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炸药，然后把玻璃瓶塞进冰洞里，连上电线，等着上游的冰冲过来，眼看着冰块来了，赶紧跑上岸引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像野兽一样挤上大堤，河水汹涌而下。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啊！钱正英说这固然是尽了人力，但是也靠大自然的力量。

凌汛之后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护堤的砖、石。当地没有石料， 群众都知道黄河泛滥的厉害，所以自动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出来了。修了两年，到1949年钱正英调走以前，又来了一次大洪水，是几十年一遇的。当时渤海区党委书记打电话问钱正英，说行不行？钱正英说要看水，现在这个量还可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要保证！后来他派了两个代表住在工地，帮助钱正英联络，要什么有什么，反正得守住。最后终于守住了。先是凌汛，后是洪水，经受了两次大考验。

1949年，黄河汛期发生七次洪水，其中第五次最大，洛口水位达到32.33米，流量7410立方米每秒，河水漫滩，堤防漏洞、管涌渗水，险情迭出，灾情十分严重。沿黄党政军民调集35万防汛大军巡堤查水，抢险堵漏，运送料物，顽强奋战，力挽狂澜。钱正英协助局长江衍坤等新中国第一代治黄元勋，成功地组织了迎战洪水的艰苦斗争。

济南解放后，成立军管会，主任曾山指示钱正英接收国民党的山 东黄河河务局。钱正英感觉自己水利专业知识不够，给曾山写了一个 报告申请说，全国要解放了，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结果曾山指示说，工作紧张离不开。

其间，钱正英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见到了父亲。 钱正英和父亲己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钱正英的父亲那时在唐山开 滦煤矿搞建筑。自钱正英到解放区以后就和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这次来北京开会，才知道钱正英的下落，才知道钱正英搞水利了。

解放前，钱正英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通过和淮河、运河、黄河打交道，钱正英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黄河河务局工作的时候，钱正英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潢，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自己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四）

新中国成立后，钱正英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了解钱正英的军队干部却都很支持她。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开始传到全国水利战线。钱正英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他招呼钱正英坐他的车送她回去，途中李先念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的冷遹，是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副部长，是钱正英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钱正英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

时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务科科长的钱正英撰写的运河治理调查报告

钱正英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她想到了在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时，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该再修下去？争论很大。钱正英调查后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钱正英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她，并带她到周总理那里 汇报。钱正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既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所以工程就做下来了。

1950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兼任。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钱正英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任工程部部长，钱正英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1958年，钱正英（右）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与周恩来总理交谈。

钱正英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钱正英 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匆匆忙忙搞出一个 设计方案。淮委要钱正英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她感觉不踏实，因为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时间仓促，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槽。第二年钱正英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仍不放心。后来中国专家经过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没有跟苏联专家沟通。到了1954年淮河大水时，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钱正英就赶紧赶到淮河。到底是设计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钱正英向周恩来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1952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委领导说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干部批判钱正英。会后那些干部对钱正英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钱正英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到北京进行了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进行调查研究，解决治淮方案。会后，钱正英返回上海生孩子。

1952年底，中央发表公告，调钱正英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此时，钱正英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她正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修产假，听广播才知道这个任命。原来钱正英是准备产假后回安徽去的。产假结束后，到北京报到任职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时年29岁，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同年12月，她任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第一任院长、河海大学兼职院士，后任河海大学合作发展委员会名誉主任。

钱正英29岁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将军，他的 年龄差不多是钱正英的两倍。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泽东请周恩来征 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 周恩来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钱正英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在工作中钱正英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有不同意见，李葆华坚持要增加装机，钱正英认为他是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李葆华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旁边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李葆华非常大度，能够容忍钱正英的不同意见。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水利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受到批判。由于只灌不排，冀、鲁、豫平原遭受严重的涝碱灾害。周恩来总理派钱正英和国家计委分管农业的王光伟去冀、鲁、豫调査，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钱正英到那里看，许多地方一片白茫茫，寸草不生，群众住房的土墙因为受盐碱化都倒塌了，房梁拿出去当柴卖；公路两边的树皮被扒了一圈后就自己死了，当柴烧。钱正英看到这个情况，感到惭愧，虽然理论上、书本上知道盐碱化怎么样，但是真正盐碱化到这个程度，是没有见过。她觉得自己吃苦头事小，群众吃苦头可真是我们的罪过啊！她认为，我的一些知识是以群众的血泪代价换来的。

回京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召集了有关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 的错误。他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从那时开始，李先念开始主管水利。在周恩来和李先念的领导下，水利部门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水利部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周恩来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前面加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1965年的全国水利会议上得到了讨论通过。

1970年至1974年，钱正英先后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革委会副主任、 副部长。1974年至1988年，钱正英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水利部部长。1979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因为对水利事业有不同看法，钱正英便亲自请示陈云，陈云在一份中央文件上加了几句话，说水利是很重要的，最终解决了认识和争论问题。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中央下划到各省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都挪到别的方面去了。1984年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号文件”时，钱正英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讲了水利对农业的必要性。1984年12月10日，钱正英在水利电力系统劳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将超过8亿亩，年发电量达到1.2万亿度，以确保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出路在于改革。她提出七个方面改革：一是改革对水利工程的管理；二是改革对电力工业的管理；三是在基本建设中实行投资包干或投标招标；四是电力工业要面向社会，走多种经营的路子；五是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科学指导，使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和农村电气化提到新的水平；六是努力打开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七是要使水库地区移民安置工作与山区开发结合起来，走开发性移民的路子。

（五）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水法》，第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列入农村的中心工作。

这一年，钱正英从水利部转到全国政协工作。这时，钱正英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她首先约了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钱正英也在思考，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黄河流域的开发历史有两千年以上。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钱正英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1989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视察沭阳新沂河防汛。

在三峡大坝一期与二期工程建设期间，钱正英被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任命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组组长。她坦言“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确实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但“我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弄清楚。”她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各业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最终评估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于是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最后赞成票占多数，议案被通过。在担任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査组组长期间，钱正英每年都要到工地跟踪检査。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之际，钱正英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重新审视着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审慎地提出“新的矛盾出现了”，“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在于水，人类的生存命脉在于水。”对钱正英来说，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20世纪80年代后，钱正英先后当选为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她说：“我当政协副主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耕耘自留地’——搞水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当政协副主席。”1997年，因为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杰出贡献，钱正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钱正英和张光斗受国工程院委托，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期间，先后完成了“西北水资源”项目、“东北水资源”项目、“新疆水资源”项目和“浙江沿海”水资源项目。这一系列战略研充持续了十多年，涉及大半个中国。以钱正英为首的中国工程院水资源项目咨询组，向国务院作了七次汇报，提交了若干报告和建议。所有咨询顼目的结论和建议，被纳入政府的工作规划中。

（六）

钱正英从成为新四军女战士不久，就与水利事业命运与共。在钱正英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她的人生写照。她认为，水利工程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关系到人和自然密切相关的大事，一定要容百家之言，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要慎重决策，尽量避免出现失误。一定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