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抬，就直接抬到了曲江的火车站。我睁眼一看，见志皋已在那里默然坐着。我俩四目对视无言，心知事已如此，说也无益了。当晚，就把我们押上一节加挂的特别车厢，开往湖南衡阳。
衡阳与曲江虽然只相隔了一道南岭山脉，气候却要寒冷得多。下车后，漫天大雪纷飞。他们雇了乘轿子，让我和志皋分坐，陆小姐和押解的士兵们均步行相随。也不知是我沾了志皋这位“委员”大人的光，还是他沾我这个病中产妇的光，反正让押解的犯人坐轿子，倒真是罕见的事。路上的行人，还以为是迎接什么达官贵人呢。
一行大概走了四五十里路，把我们送进了军统特务设在 衡阳城外的秘密囚禁所。在门口，他们要我下轿，我大声叫嚷：“坐在轿子里，脚都冻僵了，站也站不起来，叫我怎么走路啊？”他们没法子，只好把我用藤椅子抬进了牢监里。看守所长是一个姓徐的，矮矮的个子，对我们很客气。我一进去就大叫：“冻死我了，快点生火来！”他就真的很快送了个取暖的火盆来。
在狱中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优待呢？说来无巧不成书，因为当时衡阳地区的军警特务归属“忠义救国军”管 辖，而“忠救军”司令周夔龙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论起资格来比戴笠还老（戴是黄埔六期，且中途退学）。他有一只眼睛瞎了，人称他“独眼龙”。
抗战初期，他曾带人潜入上海租界秘密采购军火，被租界巡捕房的人抓去关了起来。他的随从部下听巡捕房的人说，陈志皋大律师对从事抗日工作的人是很肯帮忙的，就来向志皋求助。志皋不但设法将他保释了出来，还送给他可以一路畅通的难民身份证和三百块钱的路费，使他得以安全离开上海回到部队。
从此，周把志皋看做大恩人。当他见到秘密逮捕志皋和我的命令后，就立即给戴笠打电报说，由他负责担保，在衡阳就地监护，不要押到重庆去行不行。戴笠回电说，陈案事关重大，“上峰”不批准周的请求。周没有办法，遂将来往电报都给志皋看了，表示他已尽最大努力，但上面的命令难违，他也无可奈何了；不过在此间的生活方面，他自然有权尽量给予优待照顾。
这样，我们在衡阳狱中，虽然是两个人分开来关押的， 但吃饭的时候，却可以在一起吃，伙食供应也很好，没有吃什么苦头。因为每天三餐吃饭都能见面，我俩也就有了“串供”统一口径的机会。我估计杨惠敏的事闹得满天星斗，轰动一时、很可能是军统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调査我的关系，搞清楚我的真实身份，看看我究竟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中共秘密的地下工作人员。因为我去重庆曾家岩谒见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时，坐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轿车，曾家岩周围日夜都有国民党特务在严密监视着进进 出出的人，我很可能因此就落入了特务监视的“可疑分子”黑名单。
我悄悄地对志皋说：“关于我去过曾家岩的事，我可以 说因思念宛氏遗孤，特意去曾家岩向中共方面询问我和前夫宛希俨所生的大儿子宛昌杰的下落和近况。你只要说不知道我去过曾家岩'八办’，让他们以为这事我连对你也是隐瞒的，就行了。至于在上海和香港进行的抗日救亡工作，我是跟国民党的左派元老何香凝一起干的，爱国无罪嘛，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什么的。”
而在曲江赈委会时的工作，我在对张以璘同志和大弟伯沛等传达恩来指示和中央的嘉奖时，就已特意关照过，对外决不能透露我们和中共方面的任何关系，只能讲志皋派我去重庆是想辞职，去交通银行。中赈委的许世英、屈映光委员长对我们在曲江的工作是大加表扬的，因此都挽留志皋，不同意他辞职。
这样。我们被捕后军统特务们去盘问张以璘（出纳组 长）和我大弟媳张浩然（会计组长），要查志皋的账时，他们的口径统一，都说：赈委会曲江办事处的一切开支账目，都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由特派员亲自批发的，特派员批给谁，他们就发给谁，从来不知道特派员用赈委会的钱去接济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这回事……因为他们守口如瓶，嘴巴很紧，特务们查问了很久，也没能査出什么“通共”的把柄来。
在衡阳备受优待地囚禁了六个星期，狱方毎周派人随同 陆小姐进城一次，采购产妇用的药物和鸡蛋、红糖等营养食品。由于陆小姐精心地照看护理，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已能下床行走，生活自理了。于是又被起解，乘火车去桂林，准备再转乘飞机押赴重庆受审。
在火车上巧遇当初跟我父亲在株萍铁路当服务员的青年 张福生，现已升任列车长了。乍见之下，彼此就已认出，但我对他以目示意，佯作互不相识，以免引起押送的士兵注意。
晚上，他送茶水进来，我乘士兵不在身旁时，以手势示意，向他索取纸笔。他随即送来一张白纸、一支铅笔。我像拟电报稿似的写了几句短语：“我和六哥因急病不日抵渝，盼你们及九弟和蔡老板会同延医诊治。”下面署名是“六嫂淑仪”。又在纸 上写明，请张福生帮助，加上信封，用航空信邮寄给四川重庆青木关教育部李焕之先生（志皋的七妹夫）收。
于是，终于突破了军统特务秘密逮捕我们的信息封锁。不久。田汉同志也在桂林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质问国民党当局：爱国人士陈志 皋、黄定慧忽然失踪，究竟到哪里去了？戴笠是最恼怒被人揭穿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社会知名人士的卑劣行径的。他得知我俩被捕之事已被公开捅破，成为社会上许多人关注的一起政治风波，自然十分恼怒，但纸已包不住火，再也无法隐瞒掩盖了。
陆小姐陪我们同行到桂林，直到在机场送我们上飞机，才依依道别返回曲江。我热泪盈眶地紧握着她的双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见义勇为的高尚医德，终于从死神手中救回我的生命，这种非常人所能做到的大仁大勇大恩大德，岂是个“谢”字所能表达得了的。我还写了一张纸条，请她面交张以璘同志和我大弟夫妇，要他们支付给陆小姐四十二天的双新 酬金，并对她说：“你的恩德，不是这点薄酬可以报答得了的。你的正义感情和高尚友谊，我将永远感念在心。但愿今后还有再见重逢之日。”只可惜别后至今，与她一直未能有重新相见的机缘了。
我们被押解到重庆后，秘密关在军统特务的望龙门看守 所。在望龙门看守所囚禁期间，志皋有幸和叶挺将军同做囚友。叶挺将军过去在战场上曾背着受伤的蒋介石下山，蒋令人示意希望叶挺归顺。叶对来人说，如蒙不杀而开释，一出狱门即奔回曾家岩“八办”报到。叶挺将军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使志皋深受教育。
蔡叔厚神通广大，与军统骨干王新衡友善。王曾受蔡叔 厚之托，来望龙门看守所看望过我一次，并送我一本《金刚经》和十本黄纸簿，以及毛笔、朱墨、小砚池等文具，嘱我静心抄经，切勿急躁，说外面的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中。
他又关照了看守所中有个叫王玉坤的山东人，特意安排他为我们送饭、传送小说（犯人阅读非政治性的小说是许的）和对外通信。信由他送到骆剑冰家，再转给有关人士。志皋就在《秦汉演义》等小说书上，对某些字句用铅笔划上圈圈或叉叉，传给我后，再把有关字句串联起来组合成文，这就是我们狱中的秘密通信方法。
我和志皋在狱中暗中的串供内容，除了在衡阳时已商量 好去重庆曾家岩“八办”的理由之外，还设想到敌人可能会追问我在上海时同“风雨书屋”、《每日译报》的关系等问题。《毎日译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我以通易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资助《毎日译报》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无法否认，只能以支持抗日救亡宣传、爱国无罪来答辩。但“风雨书屋”对外并未公开过，如若问起，只能坚决回答“不知道”了。至于胡蝶夫妇“行李”丢失一事，乃是我们被捕的导火线，少不得应予抗辩，从不宜过多树敌的策略考虑，不妨回答说：我们认为胡蝶本人确是此事件中的受害者，但这是谁也负不了责的意外损失。我们是赈委会的工作人员，接受任务接运护送各界人士从香港向大后方撤退，又不是收费营业的保险公司，哪来赔偿损失的责任呢？
至于我的真实身份，早在最初受命从事白区工作时，党 组织即有指示：如万一被捕，就坚持说在北伐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参加过中共，但后来已脱党，失去任何联系。这就可以杜绝敌人追问上下左右的领导隶属和组织关系。而陈家弟妹亲友，也确实不知我是地下的共产党员。志皋认为我的这些分析和答辩合情合理。他是沈钩儒大律师的高足，应付敌人的审讯自然比我更有把握，故此我亦深信他定能经受得住敌人审讯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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