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2
“此次出国，纯系游历性质，兼考察抗日救国之道。通过观察，我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今后救国责任，固望民众一致，更望青年努力。本人归国，非奉中央召，无非思乡念切，将卜居泸上。”
一九三四年月六日，张学良一行到达香港。登岸后，张学良即向新闻界发表游欧来之感想原来，在张学良旅欧期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深重。先是日侵入华北，导演了“华北特殊化”丑剧，全国反侵略反内战的呼声目益高涨；而蒋介石则倾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围剿红军
不料，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转瞬之间又发生了危机。
在此情形下，东北军不仅不愿听从蒋介石的“平乱”调度，将领们还纷纷要求张学良回国，他们在电告了闽变后的国内形势后，恳嘱张学良“务请立即返回”，张学良也期盼着早日回国，以求有所作为。
蒋介石一直不愿意张学良早早返国。但“福建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张学良仍具较大的利用价值，亦以私人名义致电张学良，盼其尽快返回。
当时，张学良征求夫人于凤至的意见，问是否一同回去。于凤至考虑到眼下孩子们正在学习备考，需要她在身边照顾，遂表示愿暂留英国，等孩子们学业告一段落后，再考虑回国。而赵四亦愿意暂时陪伴一下她的于凤至大姐。
一九三三年于二月十五日，张学良一行由意大利威尼斯乘昆特帕尔特号轮船启程，南下返国。
张学良回国的，曾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十二月二十三日，胡汉民派刘显丞持函前往迎接。胡汉民在信中说：“闻兄东归，至为欣慰。显丞兄前来相迎，并将国内政情有所陈述，藉备参证，因嘱奉候兴居。弟意种种，兄可并询之，能得其详也。”
当时，胡汉民正在广州从事反蒋活动，便与陈济棠亲赴香港与张学良会面，两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加入他们的反蒋阵营。
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经过香港。胡汉民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他女儿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见他。见面后，胡汉民就劝我，不让我回南京，我没有答应。他又建议我好好去玩玩儿，到广东、广西去玩玩儿，我说我已经跟蒋先生约好了，一定要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去看一看再说吧。
胡汉民还跟我讲了这么一段，你记下，也许你写文章有用。他实际上是在骂汪精卫，可是，他骂汪精卫比咱骂得好，这老头说的话很有意思。
他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他说，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这些事，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我呢，他说我是办内务的，我得说实话，我在总理面前什么话都说，我不在乎，好听的不好听的，我都不管，结果得罪了总理。胡汉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他骂汪精卫骂得挺有技巧。
同时，胡汉民还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我当时认为，胡汉民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环顾当前领袖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张学良决定继续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而后，张学良乘轮船去上海。这时，他的部下和老相知纷纷前来欢迎。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下午四时，张学良所乘轮船驶进上海水域。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蒋介石的代表蒋伯城、宋子文的代表黄纯道、上海保安处长杨虎以及魏益三、朱光沐、杜月笙等人乘专轮到江心迎接。这时，宋子文乘坐的防弹汽车也到了天文台码头，欢迎张学良归来。
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有的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全无东北国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但也有很多人在搞抗日救国，支持义勇军。我看那些到新加坡、到香港去接我的那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
抵达上海后，张学良在莫利哀路二号的私宅住下后，东北军旧部闻讯纷纷前来看望。有人向他告状，诉说蒋介石对东北军在待遇方面的歧视；有人劝他回国后，对蒋介石要提防；原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已退职闲居家中，听说张学良回到上海，立即前往拜访，劝告他快回北平，不要去南京见蒋介石；原北宁路局长高纪毅是张学良的心腹密友，也来劝他自立门户，不要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但张学良此时已有自己的主意。
抵沪第二天，张学良在寓所与王化一等人畅谈欧游感想，十分赞赏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并表示愿意拥护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
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这种资格，因此，我们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一月十一日，张学良向报界发表书面讲话，内容如下：
出国游踪所及，达意、瑞、德、法、英、丹、瑞典，于各国物质文明，利用厚生之建设，感受印象最深。进一层追求，则有不少感觉：（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有磨穿铁砚精神。而我国则名不副实，太学甚多，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于国家所贡献者，亦仅摇旗呐喊。（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
至于本人回国原因，第一，我是倦鸟归林。在外国居住久了，天天受到刺激，心总像火一般地燃烧着，恨不能化作精禽，立刻飞来，劝国人真正做到“精诚团结”四个字，把这个多难多灾的国家，明天就治好；第二，我是匆匆去国，家庭个人私事多未得安置，不能不清理；第三，东北难民及失业的人太多，他们不断地给我写信，我得知他们的困苦情形实在难过，也急于回来同政府商量个根本救济东北难民及失业者之办法，至于是否做事，则本人系军人，惟有服从命令：国家如有用我的地方，自度力能胜任，决不敢偷闲；不能胜任，则不敢一误再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乃始终不变之志愿。如志不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张学良刚抵沪，蒋介石即致电欢迎，召他在杭州会面，张学良立即应邀前往。在杭州车站，军统头子戴笠等专往迎接，蒋介石对张学良“热情款待”。
席间，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向蒋介石讲述了他旅欧的情况，大谈德、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说德、意的办法真好，值得仿效；建议蒋介石也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党。蒋介石听后显得由衷的高兴，但口上却说：“我们有三民主义，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是国父创造的党，不需要再组织法西斯党。”
“汉公，您老从国外回来后，为什么要去打共产党呢？”唐德刚教授问道。
当时，老总统对我是很不错的。我不是在老总统死的时候写过一副挽联吗？说实在的，老总统对我是不错的，回来后，他什么话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儿，回来之后，你不要再玩儿了，这是一；第二，过去，国内对你不谅解，你现在选择一下，愿意做哪样事情？
蒋先生对我说，我给你两个事情，一个是你去打刘黑七。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刘黑七的大土匪，闹得很厉害。老总统又说，另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
汪精卫的意思是让我去当京沪卫戍司令。说良心话，我很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这样可以到上海去玩玩儿。我不想再干别的了，也不想带东北军了。我把这个想法都跟老总统说明白了，可是老总统他不答应。
“那东北军怎么办？不带东北军了？”唐教授纳闷地问道
这个事，大概一般人都弄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我不想带军队，不想带东北军了，不干了！
所以，我如果当上京沪卫戍司令，那我就不可能带东北军了，因为东北军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
东北军有的将士抱怨我时，曾这样说，你跟蒋先生是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我们是跟着你来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归。中央也不愿意要我们，被打死了也领不到抚恤金，因为军政部规定，这种事都要回本乡本土去领，那我们就该回东北去领了，我们回东北去向谁领抚恤金？这不是不讲理的事情吗？
所以，我这个包袱，没法子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除国难家仇之外，我还有这个包袱，东北方面的包袱。
所以，后来戴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年，你说东北军是你的包袱，我们都不理解，现在，我也有包袱了，我也同你一样，现在我的部下该怎么安置？
我回来后不想再带兵，我已把兵权交出去了，我当时很愿意同蒋先生接近，我愿意给他当侍从室主任，可蒋先生不答应我，还让我带兵。他说，你回来了，国人对你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你要做几件事情，以求得到国人的谅解。我问哪件事情最难？他说剿共最难，那我就挑了这个最难的。
但是，东北军却不愿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部下对我心存怨怼，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了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然而，我到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
看看眼下的国民党，也令我大感失望，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而共产党则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当时，东北军许多人士如王树翰等，都认为东北军应该用来抗日，不同意张学良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副司令。但是，张学良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蒋介石的任命。
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失陷后，东北军在经济上依赖蒋介石，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再说，张学良旅欧萌生了只有拥护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彻底消灭共产党，无后顾之忧才好抗日的念头。
虽然张学良返国后意欲振奋精神，有所作为，但对此职务仍不甚感兴趣，这一则是因为多年来他对打内战非常厌恶，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很愿意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张学良对朋友说，“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人父子关系，不可同论。良愿在蒋公左右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义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以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一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
当时，我曾对王卓然等人说过，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我也曾对应德田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显然，张学良幻想蒋介石一旦统一中国，就会抗战。他对反抗日寇侵华的迫切性虽有所了解，但对共产党和红军却认识不足，因而终于追随蒋介石参加了反共内战，这是他谋求抗日救国道路上的大曲折。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张学良（前右四）在武昌就副司令职后与张群（左三）、钱大钧（右三）等人合影。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张学良戎装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剿匪”总部，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职，中央监誓员张群主持了典礼仪式。
在向总理像行礼之后，张学良举右手朗诵暂词曰：“余敬谨宣誓：余格遵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如违背誓言，愿受严厉之处罚。”
三月九日，张学良率沈鸿烈、汤国桢等到南昌晋谒蒋介石，报告了就职后的军政情形。两人商谈良久，共谋了“剿共”之良策。
从南昌返回之后，坐镇武昌的张学良指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调东北军南下，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这样，张学良把散驻北京、天津附近的东北军各部队先后调防到自己的任地，其兵力分配如下：
何柱国率五十七军驻湖北省；
王以哲率六十七军驻河南省；
于学忠率五十一军以及万福麟率五十三军布防武汉周围；
刘多荃率一○三师，由张学良直辖。
这样，张学良重又掌握了旧东北军的基干部队，开始陷入反共内战的深渊。尽管他此时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但东北军诸将领们依然推崇他为领袖。
就在张学良履任新职之际，三月二十四日，张夫人于凤至偕赵四小姐乘轮船经新加坡返国。嗣后，两人一直随夫在军旅中奔波。五月二十六日，在随夫赴赣考察时，于凤至在南昌拜访了蒋夫人宋美龄。
上任之初，张学良认为，既然身为“剿匪”副司令，就要研究研究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伙“匪徒”，于是责成总部机要组组长黎天才，派人搜集有关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历史、人物、事件、词语等材料，并仿照《辞海》按笔划的多少，分部分类编辑成书，定名为《匪情辞通》，印发到各部队，作为了解、分析红军情况的工具书。
驻节武昌时，张学良脚踏实地，勤于军政，较之从前判若两人，众口皆碑。
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张学良偕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去大别山防区视察。路过鄂东麻城时，地方父老列队欢迎，张、刘的车子缓缓驶过，并没有停下来。等车队过后，人家才知道前面那位身穿士兵服装、戴着墨镜、驾驶第一辆汽车的司机就是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一方面喜驾车，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安全措施。
过了麻城，进入山区，此地已靠近中共的苏区。
一九三四年，武昌时期的张学良。
当晚，一行人在张学良的部队防地金家寨住宿。吃过晚饭，正闲聊时，秘书呈送捉住惯匪“张学良”批件一份，请副司令批示。
事出巧合，名姓皆同，在场的人都感到太奇巧了。
一时，众人皆在猜测，静观张学良将如何处置。只见他拿起笔，在“张学良”的“良”字边加上一个“犬”字旁，变成了“张学狼”，然后红笔勾示，依例枪决。
这个惯匪“张学良”，是福建沿海一带人，后流窜到内陆，在安徽六安和湖北麻城之间行抢十多年。他的力量先由官军已消灭得差不多了，刚好在张学良抵达此地的这一天，他在附近村庄落网，也是活该命绝。
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在南昌合影。
六月十七日，张学良在黄安视察了一一一师及四十四师，并在防地对两师特务营训话；十九日，在潢川视察六十七军军部、直属特务营及一○七师的驻地防务；六月二十日，赴商城，并对驻军防地视察，次日，他主持了潢川会议，布署了“剿匪”事宜；六月二十二日，继续检阅豫南驻军，指示“剿匪”方略；六月二十三日，冒雨抵唐家汇，视察一一七师防务，并对该师官兵训话；六月二十四日，在茶棚、丁家埠视察四十七师驻地防务；六月二十五日，赴安徽立煌县视察六十四军防务及了解“剿匪”情况。
“我们为什么要'剿匪’呢？因为赤匪’是中国最大的破坏者。”张学良在潢川向六十七军官兵训话说，“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我们且不管'赤匪’宣传的主义如何好，理想如何高，这是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受不了这种破坏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共匪’这样破坏中国了。无论'共匪’口头上是怎样说的，可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造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剿匪’，”然而，“剿匪”岂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
“和红军打仗没法打，”东北军何柱国军长回忆说，“我们习惯于打正规战争，红军却不是这样，他们完全以游击方式，来去无常，行动飘忽。我们各有战区，各有阵地，既不能随意调动，又无法寻找目标去主动出击，像一块肥肉一样摆在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红军就会来咬我们一口，抢了武器给养即跑，等我们调动部队去追，连影子也没有了。红军以动制静，打了就跑，我们穷于对付，有时一个连一个营地被他们吃掉。”
在鄂东，东北军与红二十五军几番交手，连连吃亏。“剿共”内战军事上的挫折失利，以及国内的抗日呼声的日益高涨，使张学良的思想受到不断的冲击。
一次，张学良到武汉大学视察。在校门前，他刚跨下汽车，还未来得及走上台阶，忽见所有大楼的窗子同时推开，每个窗子探出两二个人头，同时高喊：“不抵抗将军，快打回东北去！”喊罢，头缩进窗子，窗户又关上了。顿时，张学良脸色煞白，只好中止视察，狼狈而返。
回到公馆后，张学良思绪万千，苦闷仿徨，内心始终不平静：自己应何去何从？打内战，还是打日本，收复东北失地？这些问题走马灯似的一直在他脑际萦绕。
视察大别川时，张学良在一处泉水边的茅草中发现了一种矿苗，他拿起矿石感慨地说：“你打来，我打去，让这些矿藏白白睡觉，何时才能开发利用？”
当张学良看到内战如此频仍，民生如此疾苦时，曾黯然痛心地说：“我们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争夺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却一省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将丧失民心，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于尽、”
晋升上将
1935.4
“诸位有的是我的部下，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有的是我的新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无论是旧的关系或新的关系，我都愿以国民的资格，和诸位说几句良心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军赴庐山军官团成员聚合在汉口银行公会，聆听张学良训话。
“国家必须统一，才能抵御外侮。”张学良深有感触地说，“我生长在东北，在座的也有不少东北人。在多少年前，我们所亲眼见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凝结反抗的力，深知道那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能具有国家思想，见仁见智，纵有不同，而欲解除帝国主义之束缚，则非把国家力量集中不可，这确已成为人所共喻的前提。老实说，就是用国家整个的力量去一致对外，是否能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都不能具有绝对的把握。如以支离破碎之局，谋其御侮，谈何容易？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已有事实证明，今后我更要在这一方面尽最大努力。”
张学良继续说：“我已决心来改善东北军，诸位在东北军任政训工作将及一年，对于东北军必已具有相当认识，军队的弱点，诚然不少，这也勿庸隐讳。东北军一般的知识、精神、军容、器械也未必后人，惟其一般的行为趋于散漫，染有嗜好，确已造成过去的严重错误。然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负百分之九十五，因为多由于我个人过去的不检点，过于溺爱了他们，而致领导错误。虽不能说我个人的一切言行足以支配整个东北军，但至少是可以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在今天，我已经觉悟了过去的错误，决心走向新的途径，一面要切切实实地
管好我自已，一面要领导我的部下重新做人，要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我常想：我们不也是圆头方趾吗？我们能永久忍辱含垢吗？我深信果能痛下最大决心，拼命领导我的部下，总可以使得他们彻底改变，相信终会健全起来。同时，我更信迟早必有雪耻的那一天！”
会后，设宴款待受训军官。张学良身穿米黄色军装，精神抖擞，走进宴会大厅。全体军官起立，向少帅致敬，张学良挥手让大家坐下。
这时，只见宴会桌上摆满了整瓶的酒，但酒瓶盖都未打开，全然不似酒宴惯例那样按宾主席位依次斟满、准备干杯的迹象。
突然，张学良从自已的位子上站起来，态度严肃，声音低沉，即席演讲道：“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是'不抵抗将军’，我蒙受了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随后接到加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抵抗，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还恐怕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苦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汉卿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希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略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备有名酒，但你们不能喝，我们今天要效仿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为保存，等待时机，我暂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雪强加于我头上的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以谢国人！”
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大部来自东北，张学良发自肺腑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满座群情激奋，个个泪流满面，誓言披甲执戈，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杀敌报国。
此时，蒋介石已取得了对江西中央苏区“围剿”的基本胜利。十月上旬，他偕宋美龄、杨永泰、晏道刚等去华北、西北视察。他在北平接见了东北方面的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人。蒋介石对他们说：“我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红军不可。”他竭力争取各地方实力派同情他反共，缓和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开始长征，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宣告流产。蒋介石哀叹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竞全功。”于是，他亲入黔、滇、川，组织追击红军，并乘机吞并川、黔等地方军阀势力，从而拉开了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的战幕。
张学良的部属幕僚多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在豫鄂皖作战的下级官兵更普遍表示：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在茂陵前合形。右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右五为张学良。
马占山，既是抗日名将，又是张氏两世“老臣”，他一向敢对张学良直言。在武昌时，马占山批评张学良犯了三大错误：即一九二八年不该易帜；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的骂名；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不该拥蒋并参加剿共。马占山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已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面对这一现实，张学良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游欧时，张学良发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深切感到共产主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回国后，虽然他主张拥护蒋介石用法西斯方式武力统一中国，追随蒋“剿共”，可自己又陷入想抗日而不能抗、不想打内战而又不能不打的煌遽状态。为谋求出路，他开始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
在汉口的时候，张学良经常与满铁调查部的职员熊谷康往来。熊谷康回忆说，这时，他看到的张学良是一个“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优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张学良攻读《资本论》，是为了探索真理，准备和共产党打交道。
当时，武昌“剿匪”总部设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张学良住在武胜门外徐家棚粤汉铁路宿舍。张学良利用这段往返时间，特邀参谋、秘书数人，每日随车研讨与军事、政治、经济有关的问题，午间仅在办公室吃三明治、饮红茶，聊充午餐。
有一天，张学良问他的秘书张慎修：“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闻言不禁大吃一惊：“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
张学良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此时，王以哲将军的侄儿王育才，因被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张学良把他找到家里进行谈话，了解一些有关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过了两个月，他便把王育才释放了。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北上。有鉴于此，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撒消了“鄂豫皖剿共司令部”，于三月一日在武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任张学良为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行营下设十一处，除运输处等几位处长为中将外，其他各处长均为少将，行营主任定为上将军衔。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张学良就任武昌行营主任后合影。四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图中1.蒋介石，2.张学良，3.钱大钩，4.杨永泰，5.何成浮，6.张群，7.陈诚)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四百五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会议并通过决议追任“特派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
虽然高官厚禄在身，但张学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心想“抗日还乡”。对东北家乡的沦丧，他悲愤异常，每每思之，有时竞痛哭流涕。
当时，武汉有不少流亡的东北同乡，张学良时常鼓励他们从事抗日活动，表示将来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东北同乡会开会时，他要求赴会者在入场时，都要先喝一杯黄连苦水，散会后再喝一杯，要大家卧薪尝胆，誓灭日寇，光复故乡。
有一天，张学良因有事，没能出席同乡会，周达夫受他委托主持会议。在会上，周达夫激动地说：“张副司令今天没来，若来，他要喝十杯苦水，因为他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其苦比谁都大。”
张学良则在另外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说：“以前同胞们遣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蒋公变更我的任务，不要让我再去打共产党，而让我去打日本人吧！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为抗日而死更有价值。”
但这时的张学良，仍然在“剿共”与“抗日”之间彷徨苦闷，摇摆不定、他无法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军事上，他仍然必须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指令，调集南下的东北军、中央军和杂牌军对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实行“围剿”，自已也常去前线视察督战。
这一时期，张学良拥蒋武力统一中国，不仅参加了剿共军事，而且极力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进一步合作。
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期间，决心以“东复会”核心同黄埔系骨干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是张学良向蒋介石合股入伙思想的继续。张学良认为，二十多万东北军是他拥蒋的一个大股份，如果在干部方面融合双方核心力量，壮大拥蒋力量，这又是一大股份。张学良选择黄埔系，是因为它是蒋介石的嫡系，东北军与黄埔系都是军人，连成一气，共谋救国，一旦成功，双方均有好处。同时，他认为蒋介石是全国领袖，而他自己则是最大的以实力拥蒋的人物，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由此可以左右政局，实现抗日的愿望。
为此，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张学良电邀王卓然、王化一由北平来武汉，然后再去南昌，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提出成立新团体的事。十八日，二王抵汉口，二十八日由戴笠陪同去南昌，四月一日谒蒋。
商讨结果，蒋介石同意成立新组织，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商量具体办法。五人将其定名“四维学会”，为一秘密组织。“四维”的说法，源自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五月三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去汉口，同张学良作了长谈。张学良对他们说：“此次是请你们来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经验的结果。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须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咱们应该诚心地同他合作，继续东北的工作，以实现抗日的大目标。”
五月十二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共十五人。蒋介石方面的人有：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人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五人。嗣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
至此，表面上以“拥护惟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怀用心的怪胎“四维学会”，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在此期间，为了和蒋介石合作，张学良还让东北军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分期分批地到庐山军官团受训，并在师以上的部队中设立政调处，由复兴社派人担任。张学良采取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与中央军、黄埔系的团结。
张学良自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正式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后，其军衔一直保留至赴台。被解赴台湾时，张学良鉴于复出无望，遂办理了上将退役手续，领到了一笔钱，但这笔钱却被保密局扣了下来。待到发给他时，因时局不稳，市值大跌，已不值多少钱了，只买得起商务图书馆出版的全套书。后来，由于他的视力越来越差，阅读起来十分吃力，于是，他将这套书捐赠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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