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2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论是非，不计成败。凡能吃苦，肯牺牲的，都跟我来；凡贪安逸，惜生命的，都请出去。”
张学良自欧洲回国之初，常以此豪言自勉，也以此昭示他的部下和友人。
那时，张学良是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这个是非标准发生了变化。及至国民党五全大会，他已清楚地看透了他的蒋介石仁兄对“剿共”心急如火，但对抗日却冷若冰霜的真实面孔。
十月下旬，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之报告》，他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性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牡。”在蒋介石看来，华北事件还不是“最后关头”。其对日屈辱退让之嘴脸，至此已彰显无遗。
此刻，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杨虎城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便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宽慰他说，出路总是会有的。
就在这时，张学良又获悉东北军一0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惊闻恶耗，张学良恼怒万分，迅速偕同何柱国等人乘飞机赶回西安，因大雪不得已迫降洛阳.后改乘火车回到了西安。他撤掉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并对参谋长晏道刚大加斥责。随后，又返回南京继续开会。
南京开会时刺杀汪精卫是这样的。有人问我一句话，说张先生你为什么要救汪精卫，你救他干吗？我就说，问我这话的人，证明这人没有脑子。人皆说我多宽容，不计与汪精卫的隙怨，实际上，救汪只是刹那间的事情，是一秒钟的事情，是瞬间反应，哪还想那么多？
那天是十一月一日，是开幕式集体照相，事先去谒陵时，气氛就有点紧张。照相时，张居正老先生在前台，他当时穿着一件花条呢中山服，在后头几排上的我们几个人就开他玩笑，说张先生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原来是要等着照相呢。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有出来，大家都在等他，等委员长出来一齐照相。他为什么没有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生气了，因为他气中央委员们在阎锡山入场时都鼓掌，但汪精卫入场时却很冷清，所以，他找来秘书长叶楚怆，在里面骂，他火了，不出来拍照了。就因为他没有出来，后来为此引起了好多闲话。
这样，大家就不等了，就合影照相了。当大家照完了正要离开时，刚转身，就响枪了。你知道吗，当年哪，南斯拉夫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我看过一部讲塞尔维亚王子遇刺的影片，枪一响，警察就拿着刀向刺客冲来，大家都往响枪的地方跑去。但中国人相反，咱们倒好、“聋子放炮——散了”。这一枪打出来，大家“哗”地一下子散了，跑了，这笑话多着呢，就别提了。
良心话，我是坐山观景，我在高处，在第三排上，我回神一看，这些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这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当然，这是刹那间的事儿。只见张居正老先生跑过去抱着一个人，抱着这凶手，幸而那凶手也不是太厉害。他这枪里，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左轮枪，他装了三颗子弹，不，四颗子弹，装的是白朗宁子弹。
打得出是打得出来，但没有力量。他也许误会了，认为这白朗宁的钢弹与那铅弹一样，你白朗宁子弹没有来复线，你不能转呀，它松，小嘛。
我看得很清楚，张居正就抱着那个人，那个人拿着手枪，就这么拿着。这张溥泉，我都喊他张溥泉，他危险呀，我就下去帮他个忙。我冲下去，我从前学过武，会一点儿，但不是太好，我上去就给那凶手一个绊脚，“叭”的一声，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样，就这么个经过。
最难得的就是那个拍电影的，还在那儿拍呢，可人都吓跑了。那什么警察、警卫呀，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了。所以，那时上海，我记得是《申报》，将此事称作是“北方之强”。因我们两个人都是北方人嘛，张溥泉是河北人。
张学良能在千钩一发之际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奋勇救汪精卫，彰显了张学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个性。
帮他拿凶犯，那完全是基于公谊，假如一个人因小愤而忘大义，那还算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吗？
后来，是汪精卫的卫士，给了一枪，把他打伤了，不但打了一枪，还踢了他一脚，踩了他一脚。所以，他这就不行了。
我气极了，骂他说，人都抓住了，你打他做什么？
在医院里，卫生署长、名医刘瑞恒告诉凶手说，我是通知医生给你治伤的，你不要误会，我问你，你死了以后怎么办？
他说我死了你随便扔给狗吃了算了，我家里没人。刘说，我不是骗你，问你家中有人没人，是为了好收殓你呀。他说，没有，死了你就把我扔给狗吃了算了。
我佩服他，是有这几样事。这个人真够一位凶手、够一个刺客的资格。他打了三枪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好研究事情，我太太骂我，说你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好研究。
他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打在背上，一枪也打在后头，一枪打在脸上。你听我讲，情形是这样的，汪一转身，他就给汪一枪，凶手是冲着
背来的，“叭”就是一枪，这个人枪打得好准呢，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呀，你要晓得，你要明白这个情况。一个人在那个情况下，还能够镇定住，不容易。你研究他这枪法，头一枪就往背部往心上打，他正冲着他的心打去，大概这汪精卫一扭身，打背上了。第二枪他还是冲他这个地方来的。这第三枪，汪一回头，他就给他脸上一枪，给他往脑袋上一枪。你看这个人打的，弹着点都不是离得很远。
你就研究他这个人是多么沉着、稳健，他没有乱放枪。所以，这个人够一个刺客资格。他是王亚樵的弟子，这王亚樵厉害。
孙凤鸣头一天当刺客的时候，那天晚上，王亚樵把太太给他睡了一宿觉。王亚樵的女人还在这儿，王亚樵就是死在这个女人身上。后来就是这个女人把戴笠的人带进去，把王亚樵刺杀了。
问他，你是来打谁的？他说我是来打汪精卫的，与蒋先生没有关系。听说王亚樵是受广东胡汉民派的指使，王亚樵拿了钱，他们对与蒋合作的广东人，如宋子文、杨永泰、汪精卫皆欲杀害。他们广东人很奇怪，王的目标是专门打广东的。
汪精卫这个人，以前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当然，他后来当了汉奸，历史自有定论。不过，我当时倒是觉得他太太陈璧君非常了不得。
事情闹完了，把铁门关上了，大家都跑进去了，只见汪先生在那边坐着，他受了重伤，满脸是血。我是最后进去的，我正走着，陈壁君，这汪太太同我走了个碰头，她问我，张先生，你看见汪先生了吗？我说，汪先生那不就在那儿，她看见了汪精卫，就走过去了。这时，汪先生就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
这一点我真佩服陈壁君，这个女人不得了！你想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她丈夫又哀叹地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她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手，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你看她，这家伙多厉害！
你知道她最初与汪精卫是怎样交往上的吗？不是探监。当年，她也是革命党人，但她与汪并不认识，后来，汪精卫那天决心去刺摄政王，她就答应了汪，她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就跟汪先生睡了一晚。
我就说这女的了不起，够厉害的，够一个革命党的资格。
开会时，她就坐在我前头。我说，不但汪精卫怕她，我看见她都有点儿怕，她那神态怕人得很。
开枪时，蒋介石不在场，闻枪声后，他出来探视，陈壁君气呼呼地对他说：“蒋先生，要我们不做，可以，为何出此手段？”
蒋介石含冤莫白，严令戴笠限期破案。后知是上海斧头党的王亚樵干的，其中与中央和两广的政治恩怨以及对亲日派的仇视有一定关联。王亚樵最终在桂林被戴笠派人刺杀。
那时候我到上海，根本没有什么保镖，还到处跑。杜月笙就跟我讲，他说，你到上海，有我杜月笙，你谁也不用怕。他给了我三个电话，他告诉我，假如你这家伙到处乱跑，叫人卡住了，你就给我打电话。但你要小心王亚樵，他倒不是跟你有仇，只要买他，只要有钱，他就干，他不管谁都去杀的。
王亚樵向杜月笙要十万块钱，杜月笙就给他十万。我就问他，月笙，这个事真假？他说这事是真的！他说是我给他的。
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麻烦。他说，哎，汉卿，你真是。所以我说杜月笙厉害。他对我说，我十万块钱算个什么，我给他十万块钱就拉倒了，我给他十万块钱，他以后得听我的话啊，我又何必跟他找什么别扭。
我在北方负责的时候，杜月笙找到了我，请我帮他个忙。
他跟我说明白了，他说，我要带着鸦片烟土到北方去卖，你想法为我保镖。我说，我才不给你保镖呢，我不干。我说这样吧，你带着什么，我不管，我派车，派我的座车，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
话又说回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学良说，照相时，他本在前排，后说依年龄排，故他与黄少谷两人就同被放到后三排上去了，事后，张学良做打油诗一首：“少活三小年，队列后三排；不怕挨枪子，屁味实难捱。”
对五全大会，张学良很失望。后来，他在《自述》中曾有如下一段话：“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储，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朋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点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但由于这个《自述》是专门写给蒋介石看的，所以，张学良只能含蓄、曲折地表达。
“全国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可是这次五全大会的表现，则是貌合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
张学良对洛阳军分校师生和二十五师团以上军官训话时，批评了国民党五全大会。
谈到国民党，我是老党员了，但是我脱党已久。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时也说不完。过去我参加党内会议，老总统总是在会上给我下条子，让我不要说话，怕我放炮。党内皆在混，没人认真。
我说几个笑话给你听。有次，某人为文件的“也”还是“亦”的写法在会议中争持不下。又有一次，会已拖了很久，将要散了，蒋先生说，他仍有话，请大家留一下，便又说了些话之后，大家正要散，突然有一元老又说：“各位慢走，我有话要说。”众人闻言，转头便说：“你放屁！”
国民党“五全大会”刚刚结束，张学良返回西安不久，便迫不及待地于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秘密会晤杜重远和李杜等人。杜重远是东北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张学良关系很好。
当时，他因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指控其“侮辱天皇”，国民党政府便以妨碍“中日邦交“的罪名把他逮捕，后“狱外就医”，当时住上海虹桥疗养院。
晤谈中，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过去到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所以一心不二地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我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错了，今后真不知该怎样办。”
“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杜重远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东北军决不能给蒋做牺性品，而应联共抗日，你和东北军的主力驻在陕、两省，有许多联合抗日的条件，就看你做不做。
首先，你们和红军离得不远，可以和红军搞好关系；其次，杨虎城有抗日思想，又在你旁边，可以与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苏联关系不错，又是东北同乡，也可以联合起来。《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
只有联共、联杨、联盛，再加上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抗日，你和东北军一定会有前途，东北失地一定能够收复。”
张学良听完杜重远这一席话，很受启发。他不是不想联共抗日，但他顾虑共产党肯不肯要他这个朋友，因为在《八一宣言》上，他的列名仅次于蒋介石，属于被打倒的目标，而且红军在《致董英斌书》上面、仍然骂他是卖国贼。
在上海，张学良又找到了东北抗日将领李杜，同李杜在郊外的汽车上长谈。张学良知道李杜由东北退至苏联时，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张学良向李杜表明他决心不再跟着蒋介石一齐打内战了，愿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李杜去沟通同苏联的联系，并寻找和中共的联系。李杜欣然答应，说可以竭力设法办妥。
除与杜重远、李杜接触外，张学良在上海还拜访了宋庆龄、沈钧儒、王造时等，受到很大鼓励。张学良在上海还和许多朋友、部下商讨了联共抗日问题。
有一次，张学良在上海寓所招待同仁品尝其夫人亲酿的玫瑰露。此酒以鲜玫瑰花浸在白酒中酿制而成，色香味俱佳，颇为同仁所欣赏。进餐时，汤国桢打谜语说，张副司令调往西北皆为前世已定，在李淳风与袁天纲的《推背图》上已有记载，原文写的是“西北将军会八牛”，请大家猜想如何？在座的同仁均茫然不解。黎天才斟酌了片刻，便猜测说，副司令属牛，他属牛，或在张副司令身边的将军中还有六个属牛的，亦未可知。当时不过是酒后谈笑，未能细想。及西安事变后，众人才恍然道：“八牛者朱也，朱者赤也，红军也。”
此乃张学良促成国民党与红军合作一事之趣谈。
当张学良回到西安后，王以哲向他表示：“我们全体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了。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好对日作战。”
张学良听了王以哲的意见，便把自己和李杜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并要他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寻找与中共联系的途径。
正当张学良主动要找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商讨一致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展开了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发出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二十名将领署名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红军在此声明书中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此声明书对张学良和东北高级将领以及广大士兵的思想震动极大，影响至深，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共党有无剿灭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侵路，能否就此停止？剿共与抗日二者能否同时并进？”对此一系列问题，张学良自己做出的答案是：否！
张学良还说：“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
由于形势的发展、并经过旅欧回国以后两年的实践，张学良终于否定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东大西迁
1936.2
保存东北大学，不是由于封建思想，而是因为东北土地亡了，要用东北大学作联系。它是东北的生命线，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东北人民可借此以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国内同胞亦可借此睹物伤情，痛鉴覆车，愈知效忠国家。所以，东北大学除了它的本身使命外，实具有深远的国家民族意义，一定会受到政府的维持，国人的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至北平后，学校假奉天馆收容学生，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一面送学生到平、津各大学借读，一面筹借校舍以便复校。一个月后，十月十八日，东大正式在北平南兵马司税务监督署开学，借读生也纷纷返校复课。
当时，文、法、工学院在西直门陆军大学旧址，理工教育学院在彰仪门北京师大研究院内，张学良任命杨毓桢接任理工学院院长，任命前附属中学主任姬振铎为教育学院院长。
一九三二年二月，东大又借得北师大广安门大街校舍。适东北交通大学学生由锦州逃来一百五十人，也由东大收容，是又增设交通学院，由留美学生王卓然接任院长。同时，文法学院院长以曹国卿继任，教育学院院长改由方永蒸继任。至七月一日，又迁入西直门里崇元观五号原陆军大学旧址。同时，冯庸大学也并入东北大学，东大虽在“九一八”后名义上改为国立，但在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时，均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仍是一个独自为政的高等学府。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提出辞职，代人受过，被迫下野。旅欧考察行前，张学良和幕僚密议“还乡大计”，他说：“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为办东北大学，本人先后捐款二百万元，实在费了好多心血。当初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谁知变起仓促，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多注意，即不徒怨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要训练东北青年知耻自强，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的目的。
严格讲起来，自己不配做大学校长，但是命运、历史造成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没法逃避。为担负起这一责任起见，需要一班进步青年同胞，为救国还乡宏愿，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办理好这个大学。应按照这个使命的需要，特别注意去发现这样的人，认识他们，并训练他们。要是有丝毫造就私党之心、以遂个人争权夺利之欲，必遭天诛地灭，永世不能做人·
九一八事变前，东大的经费向来是充裕的。在北平复校后，自一九一二年九月起，南京每月拨给补助费两万五千元：
是年十一月，又决定每年补助设备费两万元，虽不无小补，但仍感十分拮据。由于经费闲难，是年农学院停办。
张学良校长旅欧归国，王卓然等亲赴香港迎接，同船到上海。一个月之后，二月二十八日，正值东北大学春季开学之日，张学良由汉口致电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电文如下：
东北大学，王代校长（王卓然）转全体同学鉴：
王代校长在沪晤谈，备悉校中近况，差慰远怀。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其教者之善诱，学者之攻苦，孜孜不倦，远非我所能及。我国文化落后，国势贴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之初衷，才可负救国之重任。余对诸生爱之愈深，望之愈切。今当开学之期，不克亲临共话，特电助勉，务望久志不忘，躬行实践。至要！至要！
张学良俭（二十八日)
不久，张学良撤消了东北爱国人士的秘密组织“东复会”，于五月改建拥蒋独裁的“四维学会”，于是，东北大学乃严格实施军训，历行“新生活运动”，甚至把“三民主义”都收了起来。同年十月，又在校内建立了东北青年“励志社”，作为四维学会的外围组织。
一九三四年五月，张学良在南京东北大学校友分会、励志社成立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要你们大家时刻不忘的有三点：第一，你们要时时想念北陵校舍是何等完备壮观；第二，你们要时时想念东北家乡是我们祖宗田园庐墓之所在，是何等丰富伟大；第三，比东北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去爱护她，立志去为她牺牲。……你们要以人格为根基，要以国家为前提，要以为国家最高领袖牺牲为志愿，把自己的私利私见放在后头，国家自然有办法，个人自然有出路。”
在致东北大学代校长和几个院长的电报中，张学良说：“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
在致电东北大学军事教官高仁绂等人时，张学良说：“兄等当知变化气质、整饬纪律，实为培育真才之第一要务。应养成学生服从领袖，恪守规纪之精神。”
返国之初的短时期内，张学良无论是写信、发电、讲话，中心议题不离救国、杭日、服从领袖之类的言论。
一九三五年七月，《何梅协定》订立后，华北名存实亡，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外迁。
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东大同学奇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绝大多数同学倾向进步，学校面貌大为改观。曹靖华先生说：“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
但是，当时在东北大学实际管事的是秘书长王卓然，他对东北大学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运动暗中反对，同北平反动当局处心积虑地压制镇压积极分子，这些，张学良当时都没有预料到。
运动兴起后，张学良给王卓然拍电报，要求他将此次学潮的积极分子选派数人到西安汇报情况。王卓然借此大作文章，他气势汹汹地说：“张副司令要闹学潮的主动分子去西安见他，
闹学潮的人你们说话呀！报个名，我出路费，多好的事情，为什么不'主动’了呢？你们如果不吱声，我可要点你们的名啦。”
进步学生因不知道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加之电报又有指责学生闹事之嫌，把爱国运动说成是“学潮”，故都不表态。被王卓然点了名的，也声明不去西安，怕上当挨整。这正合了王卓然的心意。他趁机指派了跟着他屁股转的一批右派学生作为代表去了西安。
“你们都参加过一二九学潮吗？”接见时，张学良问道。
“没有。”这些右派学生都抢着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参加呢？”
“那是闹事，不符合党国利益，我们不能参加。”
“学生要求抗日，怎么会是闹事？”张学良说，“你们的家乡都在东北，可东北被侵略者占领了，有家不能归，你们流亡北平，可日本鬼子又把魔爪伸向华北，还要把中国人往死里卡，因而，我们团结抗日是最紧要的事，是最大的事。作为东大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因为我们最懂得什么叫践踏蹂躏之苦、家破人亡之苦、流离失所之苦。”
张学良深知这些所谓的“学生代表”代表不了真正的爱国学生，便教训他们一通，送回北平了事。随即，张学良又向王卓然打第二次电报，并派军法处长赵翰九亲自到北平请真正的学生代表。
可第二次派的代表仍使张学良失望，张学良生气地说：
“是不是叫我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呀，可是我多么忙呀。”
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学良第三次致电东北大学：“希望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派民主代表到西安一谈，弟实善意。”
这一次终于请来了真正的代表。代表由宋黎、马绍周、韩永赞三人组成。他们抵西安后，张学良就用小汽车把他们接到公馆里畅谈。
“'一二九’那天有多少学生上街游行？”张学良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六七千人，北大、清华、东大等学校学生都是带头的。”学生代表回答说。
“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呀？”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害怕极了，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我们赤手空拳同他们搏斗。第二天，各大学举行总罢课。一个星期后，市民们又同我们一起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开大会通过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组织民众共同抗日’等决议，之后，全国各地都响应了。”
代表们讲得起劲，张学良听得人神。彼此的心越贴越近，越贴越紧。
“校长，带领我们打日本吧，我们都不怕死！”
“校长，带领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吧！。”
东北军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我张学良何曾忘记家乡的父老？列宗列祖的坟墓都在东北呀！
显然，张学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时代的前端，引导学生，奋勇前进。
一二九运动后，当张学良看到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同北平六位大学校长发表声明、阻止学生运动时，愤慨地说：“迥波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分辨不清，挺不起来啦？！”
他毅然撤换了王卓然的职务，另换了秘书长。
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东北大学学生从中起过重要作用。
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学良因华北形势日非，更重要的是想在西北掀起学生爱国运动，便勘定西安西门外原陕西农业专科学校校址，将工学院先行迁至西安，作为西安分校。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张学良为加强对东大的领导和管理，又将文、法、理学院先后迁至西安，并以留英法学硕士白世昌任法学院院长，以留美工学硕士王文华和金锡如分任理、工学院院长。
张学良将东大由北平迁到西安后，便在西安市西南城外建筑校舍，置于他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任命周鲸文为秘书长，负责进行抗日还乡教育，提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的政治口号，并特别指出打到鸭绿江边为终点。
新建校舍（在现西北大学内）落成时，校方决定在礼堂基墙内砌立一块石碑，由张学良亲拟碑文如下：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至九一八，痛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助尔多士，复我河山
校长张学良立
然而，这块有纪念意义的石碑后来竟遭厄运，抗战时期，胡宗南在该处办“西北战干团”，下令把石碑挖掉砸毁。可是，那些与人民为敌的人不可能料到，这个题词早已深深根植在东北大学学生的心里，是永远无法挖掉的。
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后，张学良经常在百忙中拨冗对学生发表演讲。其中，二月二十八日的演讲甚为精彩。他说：“我很想和你们常常见面，因为职务繁忙关系，未能如愿。今天和你们相见之下，有无限的感慨。东北的青年，今日到西北，将来到什么地方，尚不可逆料，这不但是东北人，即中国全国人民也是如此。回想在北陵时代，有堂皇富丽的校舍，若和现在校舍两相对照，不但诸位觉得苦，更使我有无限伤感，
“不过，古今圣贤，英雄豪杰，先不受苦，先不失败而凭空成功者，不可多见。'多难兴邦’，'无敌国外忠者，国恒亡”这两句话，并非是随便一说的无稽之谈诸位想想：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之身上，东北青年所负之责任，应更重大一些，若不自已勉励自已，去苦干，去创造，将来指望什么？所以，我盼望诸位由感慨变作兴奋，国家光荣，在我们身上；国家失败，是我们没做好，如果大家能抱定这种心理，我想我们的失地总有一天是能够收复的。
“西北历史遗迹最多，那正是表明我们先祖先宗当年并如此无能，决非如今之受人凌辱侵略到此地便可知道，中国由秦、汉、唐以来，建设之伟大，历史之远久，以西北为最。由此可见，一国之强弱、在乎其国民之能振作与不能振作，如果自已肯埋头沉心下苦功夫去做，什么难事都可以成功的。
“一般青年都犯一种苦闷病症，由忧国忧民以至于自暴自弃，要知道，国家之弱，非一朝一夕而来，所以也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解脱的，好像得病容易除病难，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要勉励同学下列数事：
“(一)要有沉痛心理。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环境，总觉精神上不能满意。除非你是冷血动物，可以不回念以往。所以，我盼望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必先看效果，不先见效果就未必不是效果，这好似吃药一样，吃下药未必即时好病，吃下药病就即时好未必就是好药，所以凡是一桩事情，正面看是坏的，侧面看，倒有很多收获。正如九一八事变一样，中国失掉的固多，同时国人也知道了团结、知道必须猛醒、除去陈腐之气等等，收获方面也得了不少。失掉的不必即时找回，要在悲愤中找兴奋、找进步。无失败何能成功？不退化焉见进步？我想，我们的苦痛还不止如此，日后恐怕还有比今日更多的苦痛。
“(二)须自己要强。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个人才浅力薄，固所自知，然而社会问题也太复杂，换言之，二十年来，国人依然不知自强。东北青年今后须彻底地觉悟，你们所负的复兴民族责任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
“现在，一部分人也希望外国人先和外国人战争起来，我们从中取利，这是幸灾乐祸的心理，于实际无补。人家不强，同时你自己也未强，等于无用，自己不振作，自已便吃亏。因此，我们只可责己想人，不必去骂那四角钱一天的便衣队，也不必骂人家不帮我们的忙。”
张学良校长的讲话，既充满激情，又富有哲理。他还以戊戍六君子中谭嗣同的壮举，来抒发爱国之情和亡家之恨，他说道：
“谭嗣同传上记载了这样一段情节，就是戊戍政变在六君子尚未遭难以前，有人劝谭逃走，但他坚决不走，曰：'不流血，不足以促变法。’请问我们东北事变，谁流了血？谁有这种精神？
“任何事可以辆牲，但国家利益不能牺牲，最低也不得由我手里断送。有人说，中国人自私，其实国人并非彻底明白自私。有些人动不动就骂人家不牺牡，先要看一看你是否肯去牺牲，你要牺牲不必问合算不合算.中国以前有些官吏，自已要看自已的'德政’，这是不对的。要种树，不必要我自已吃果子。
“关于本校一切，我要向你们说明的，就是现在本校不是东北时代的学校，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所以我们不想前不想后，要顺应环境，吃米吃糠都可以。环境愈苦愈能成功，东北人现在吃苦，就是当年享受太多的反照！
“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的特殊使命：回故乡！所以我们造就学生出来，非但要有专门学识，还要训练他有比专门学识更深的救亡思想。将来复兴民族的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身上，学生要是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
“西北是我国先祖发展之地，中国地方很大，各地风气不同，要入乡随俗。西北人能吃苦，这是我们知道的，希望你们能常到农村去，知道他们的思想如何，心理如何，做将来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
“学校前途方面，我简单一句话，凭我自己的良心说，我对东大比任何人都关心，我尽力设法维持，将来校址基础一确定，必尽力量设法将全校集合在一起。以后我更忙了，两三月内不能常到校，但同学个人有何难处，我必尽力帮忙。”
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接着，张学良将军被扣，从此，他失去了东北大学的领导职务。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CC派的臧启芳取得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此，东大便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抗战期间，校址又迁往四川三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原东北大学代校长、九十二岁的宁恩承从香港赴台湾看望张学良、谈到了东北大学复校的事。张学良闻之，非常良兴。十一月三十日，张学良欣然挥毫，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
翌年四月十三日，张捷迁教授受蒋仲乐校长的委托，专程从美国飞赴台北，当面向张学良致送了东北大学聘书，张将军面露笑容、拿出放大镜、看得非常认真，欣然接受了聘请，同意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并快步走到书桌前，挥笔写下“教育英才”及“东北大学七十周年纪念”等题词。
元月十一日下午一时，在张将军九十三岁寿辰之际，又接受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的聘书，然后，他当众挥毫，题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名。
上月中旬，东北大学校长蒋仲乐、副校长赫冀成等五人抵台，拜会了时年九十三岁的老校长。当蒋校长谈到了当年张将军对东北建设、东北大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时，张学良笑着回忆道：“我把父亲留下的钱用来办了东北大学。“
“老校长创办的东北大学，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蒋校长说
“不能这样讲，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叫王永江。”张学良连连摆手说道人们对张将军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都很钦佩
蒋校长把送给张将军的礼物拿了出来。他先送给老校长一个完整的鹿茸，张学良欣然接受，高兴地说：“这东西我内行，因为我父亲喜欢这个东西，”他边说边仔细看，然后满意地说，“这是质地非常好的鹿茸，”当看到两幅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工盛烈教授的字画时，张学良颇感兴趣，并指着一幅画说：“这得远点看。”原来，这幅油画上画的是张学良接见记者的肖像，画高二米，宽一米，他很喜欢；
这时、一本名为《张学良和他的将军》的书，递到张学良的眼前，他接过书，一边翻阅，一边向：“这书是谁编的？”当他听说作者是原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时，还关心地问：“宋黎现在做什么？”
会见中，东北大学的代表向名誉校长张学良递交了一份邀请书，邀他一九九四年回校视察。张学良收下后，很高兴，但没有即刻表态。对此，后来蒋校长道出其中的奥妙：“大家都关心老校长能否大陆来，我看关键取决于赵一荻女士。赵女士现在身体不好。老校长在最困难的时期，赵女土一直陪伴着他，如今她身体不好，老校长绝不会一个人回大陆。老校长能否成行，关键在于赵一荻女士。”
一九九五年五月底，新任东北大学校长郝冀成与前任校长蒋仲乐再次飞抵檀香山，向张学良祝贺九十五岁大寿。
六月一日早上，郝校长一行拜会了张学良将军，赠送了由辽宁岫岩玉石雕成的玉牛。家乡的山石令老人大喜过望。当郝校长等人同起张将军能不能择机回家乡一探时，他连声说：
“我会回去看看，会回去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东北大学校长郝冀成同副校长杨佩祯又飞抵夏威夷，第三次拜会张将军。三十一日，张将军
接见了他们，精神状态比前两次还好。在题写“东北大学校董会”几个字时，张将军落完月、日款后，郝校长以为老人家忘写年款了，便想提醒一下，可张将军却边写边笑着说：“没忘没忘，年款得放在最后写。“
六月一日，郝校长等又参加了张学良将军的九十六岁华诞之宴。第二天，当东北大学代表与老校长话别时，老校长一再叮咛：“搞好东北大学，多多培养人才。”
东北大学校长的数次来访，勾起了张将军对家乡、对东北大学深深的情感。
我的军队没了，我的军衔没了，我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
时光任苒，岁月悠悠，割舍不了张将军血泪交织的东北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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