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援闽粤军
援闽讨逆
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后，开始了桂系对广东的统治。
此时，北方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勾心斗角，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而段祺瑞则发动各省独立。1917年6月，黎元洪无法应付局面，请张勋带辫子军进京，结果自已反被赶出京城。张勋解散国会，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7月，段祺瑞趁机打败张勋，再当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孙中山先生面对中华民国的标志和象征的《临时约法》及国会被废弃，毅然发动护法运动，得到了海军总长程璧光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人的支持。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领导护法运动。但是广东是桂系的地盘桂系的陆荣廷并不真正支持护法。孙中山感到受制于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
此时劣迹昭著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被驱，桂系提出莫荣新为粤督，孙中山以原属朱庆澜的警卫军拨20个营成立援闽粤军为交换条件。1917年12月，陈炯明正式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初。援闽粤军出发至潮梅地区集中整训。
1918年6月，援闽粤军战事正式开始。分三路进军，我所在的第二支队为左翼，由许崇智司令任总指挥，率部从蕉岭、梅县、武平、上杭分几路指向福建。
当时我在第二支队第二十五营第二连任上尉连长。蒋介石任二支队中校参谋，不久接罗翼群手任参谋长。部队在闽西上杭、汀洲、龙岩一带与北军激战，战事非常顺利。许崇智原是辛亥革命福建首义之新军协统，光复后任师长，癸丑之役曾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在福建颇有声望。这里有不少许崇智的旧部，闻许崇智率粤军开到，便纷纷归顺于革命军，部队迅速壮大。
箭竹隘之战
1918年6月，我所在部队据守在福建永定县山区一个名叫箭竹隘的军事要隘。我连则据守在箭竹隘左边的北架山，地势险要，但敌人却依仗人多势众，弹药充足，硬向我阵地仰攻，妄图占领北架山后进而占领箭竹隘。我连兵少弹缺，情况险恶。我心里焦急万分，于是上统领部找到谢文炳统领。
谢统领是个麻子，同盟会会员，曾蹲过清朝监狱。因为同是同盟会会员，故此他一向对我颇为尊重。我对他说：“若不打退来犯之敌，恐怕今晚敌人肯定会趁黑摸上北架山。我建议将统领部唯一的那挺新机枪并5万发子弹供给我连。我准备主动出击，在我机枪密集火力之下，敌人必不敢抬头，我随即派预先挑选出的突击队分两梯队（第一梯队18人，第二梯队36人），迅速地在山背隐蔽前进，然后突然插进敌群，敌人必溃败无疑。”谢文炳听罢当即答应。
下午2时，敌人果然向我北架山阵地强攻。我命令机枪手急射，敌人受不住这突然的打击，全部趴在地下，不敢抬头。这时，我连突击队在山脚敌人面前突然出现，一阵猛烈齐射，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狼狈地向山下奔逃。由于山高地陡，敌人你挤我拥，互相践踏，溃不成军，丢下了大量尸首。这一仗我方缴获敌人300余支枪械，子弹无数。我受到军部传令嘉奖。
此后，敌人退进永定城，不敢再向箭竹隘冒犯了。
锋市之役
一日，正当我连从上杭出发到汀洲，忽闻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从耳后传来，原来是军部参谋处来人了，上级命令我部日夜兼程赶至锋市，参加锋市战役。
我命令部队调转方向，朝锋市急进，马不停蹄地行了日余才到达锋市100余公里的长途跋涉，使整个连队的战士和我一样的筋疲力竭了。我部刚到锋市，只见支队参谋长蒋介石走来迎接，他见到我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你叫弟兄们就地休息，饭菜我们都准备好了，还㓥了猪呢！”然后，他领着我上阵地看锋市地形。
锋市是上杭县的一个墟场，是我军补给之命脉。从汀洲下来之汀江河经锋市蜿蜓而去，一直通往汕头。据守锋市的是北军南苑第三师，是正规的北洋军，拥有4个团的兵力，师长是著名北将魏宗翰。该师备有1个炮兵营，配有大量轻重机枪。锋市地形非常险要，墟市背靠2000多米高的凳子棋山，敌阵地就设在此山。靠锋市一面是峭壁悬崖，靠我方阵地是一片开阔的波浪形起伏山地，敌人从山腰开始构筑工事。他们除留1个团的兵力镇守在锋市墟对岸，以作警戒预备队外，其余3个团全部设防在此。要仰攻此敌，肯定要付出重大代价而遭失败。蒋介石及副总指挥吴忠信率6000人在此打了半个月有余，颇有伤亡而毫无进展，而陈炯明一再督促尽快拿下锋市。故调我连火速赶到锋市增援。
通过望远镜，我反复细察地形，忽然，我发现凳子棋山南端有一陡坡，估计有60一70度，可以勉强攀上去。很明显，这是敌人的一个薄弱环节，敌人在这里把守的兵力很少，于是，一个作战计划在我心里逐渐形成。
我指着凳子棋山南端对蒋介石说：“明天拂晓，全线发起佯攻，并用重机枪压制此端，不让敌人抬头，而我则率一连人隐藏在此端山脚，请另拨1个营的步兵归我作后续，并需配备4挺机枪，待我连摸上山顶后，马上攻占敌司令部，得手后即用4挺机枪集中火力打断锋市浮桥，一则断敌退路，二则不让对岸那团敌人过河增援，则大功可成。”
蒋介石听后大喜，马上答应拨1个营及4挺机枪给我，依计而行。
第二天拂晓，正面阵地枪声大作，而我连昨日傍晚已趁夜色未退摸到凳子棋山南端山脚，我紧握着驳壳枪率我连战士迅速向山顶攀越，敌人果然毫无准备，当我爬上山顶时，驻守在这里的一个班敌人还趴在工事里，被正面阵地的我方机枪打得不敢抬头，我们很快地消灭了这个班，随即飞速插进敌司令部，在里面的敌正、副师长及几个团长还未及弄清怎么回事，便成了我们的俘虏。我连及后续部队以破竹之势向山下扑去，敌人茫然不知所措，纷纷四散奔逃。我命令4挺机枪集中打断锋市浮桥，拦截敌之退路。我方正面阵地知我得手后，乘势包围了溃乱之敌，结果，敌3个团全部被歼。我部有1个伙夫在送饭时无意中发现躲在灌木丛里有敌人70余众，这群敌人在仓惶间竞自动向他投降。按部队规定，每缴一支枪，打赏10元，这个伙夫竟发了大财。
我连在此役中只伤3人。我被嘉奖500元，全连上下都受了重赏。锋市一战，军威大振，这是入闽以来我军打得较漂亮的一仗。
武平息争
打下锋市后，大部队继续向福建内陆进发，我连奉命除留1个排驻守锋市外，其余驻扎在离锋市50多公里的武平县城。武平是一个很不安宁的县份，民风强悍。相传要这个县平静下来，非得使用武力不可，故有“武平”之称。这里械斗风甚烈，情况也很复杂。我到了武平后，便去拜访武平县长甘维系，甘县长是老同盟会员，与我向有感情。
谈话间，他向我笑着说：“莫连长，这回你可捞到油水了。”原来，他是说由于这里宗派纠纷严重，对立的各派都想买通军队，借军队的手去打对方的人，故此，都将对方说成盗匪。我听完后，极为不快地向甘县长说：“甘同志，拿老百姓的命发财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过了几天，果然各方绅士络绎而至，他们都递上攻击对方为匪为盗的状纸，并谓若能替他们出力，便赠送上百元大洋。
我一边收他们的状纸，一边思忖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又过了几天，我择定一个日子，在连部设下茶会，召集各方绅士父老，向他们说：“你们交来的状纸我都一一细看了，经过调查，发现内中不少是虚构的不实之词，这不好啊！”绅士们听到这里，显然有些惶恐了。我接着说：“你们都在武平县生活，不少人还有姻亲关系，何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呢？你们都说要送给我不少钱：当然，我们部队是穷的，但这支部队是为国民革命的，是打北洋军阀的，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金钱礼物去参与你们的械斗。今天开这个会，召集各方到来，我只请各方父老来签个约，保证以后永不对立械斗。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言毕，堂内响起了掌声，各方父老露出惊喜之色，啧啧称善，踊跃地走到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台前拿起笔墨，签下和约，表示要趁此良辰吉日，消除宿怨，永不械斗。
被迫当土匪
1919年年尾，援闽粤军转战至福建西北，我部在大田一带驻扎。我连一哨班因与一邮差勾结，将汇给此地邮政局长的鸦片烟银300两扣下并私分了。此事让统领部知道后，责成下来，要我严办。所谓严办，就是照例将这班哨兵统统捆起来，打军棍，追赃款。此事一下子在全连传开了。我连士兵中，有47人是当过土匪的，他们见平时不发饷，现在下边士兵弄到一点钱，又要如此严厉追回，故此愤愤不平，便有人主张密谋造反，拉队伍上山重新干土匪的老本行。
一天晚上，我连各排忽传要开拔，当时我正因痢疾无法起床，结果来了几条大汉将我抬上担架，全连人悄悄走了一百几十里路，到了一座山上终于停下来。这时，走来了几个当过土匪的士兵，他们对我说：“连长，我们只是搞到一点钱，现在也花得七七八八了，但上面硬要追回，我们不服从，不得已要反了。连长你是好人，我们舍不得丢下你，你来当我们的大哥吧！”言罢，他们都跪在我的担架前连称我“大哥”数句。我见事已至此，难以一下挽回，便只好给他们定下三条约法；一切行动听我指挥；不得强奸妇女；要公买公卖。
一天，我们到了白沙墟，这里是有名的侨乡。墟上的治安团丁见我们军服整齐，军械齐备，也不知是什么队伍，便招呼我们到商会驻下。我布下哨后，心想机会到了，便请了四乡商会会长来开会。人齐后，我把左右喝退，便与这些会长说明我这支部队已经造反，为使部队重新归正，需要向商会借6000大洋，作为运动费用。他们听罢面色陡变，马上答应将款项筹来。
第二天，我把各班排长（已被换成清一色士匪头子）召来开会。我说：“据探报，统领部知道我们造反后，已布置了大部队包围，现四处通道均被堵死，无法冲出。看来只有就地遣散，化装逃出一着了。”我又说：“已为遣散筹借到几千大洋，每人可分得50元，此事不知各位意下如何？”众土匪听罢，仍有几个嚷着要打出包围，但最后被我说服了。于是全连按此计划行事，每人分发50元大洋，并嘱附他们分散走，然后到龙岩某村集中。
待屋内无人时，我马上打电话将我连出发时间报知已预先作好准备“迎接”的龙岩某警察署。我随即走出门外，将全连人的枪支收拾好。这些人便装打扮后，已三五成群疏疏落落地往龙岩方向走去。不久，到了龙岩某村，急闻一阵尖厉的哨子声，随即围上百多个持枪的警察。我马上走出来命令全连人举手投降。此刻，统领部谢文炳已派部队前来接收我连叛变部队，从他们身上将全部遣散费搜缴出来，还给白沙商会。
因兵变之过，我被扣留在军部约一个月。每天晚上，少校副官张民达都来陪我打麻将。后来，第二支队副司令关国雄知我一人施计将叛变部队收拾归队，颇为赏识，将我及我原辖的连队要去，编入他所属的部队，我仍任该连连长。时关国雄见其所属部队多为外省俘虏兵，故此叫我到汕头招兵。我到汕头招了七八十个散兵游勇，其中大部分加进了我的连队。
勇者胜
转眼又过了一年。1920年8月，援闽粤军攻打同安不克，我连负责掩护退却，敌人2个连追击。在相距约200米的地方，敌人架起2挺机枪向我连射击。敌兵在挥动着小红旗的军官指挥下，向我阵地进逼。我方的所谓阵地，只不过是些坟堆而已。我越打越急，干脆站起来，端起日式小马枪，连续打倒几个执旗的指挥官。随即吸引了那2挺机枪，委时四周坟碑被打得石片飞溅，尘土飞扬，把我的视线几乎全遮蔽了。但我仍旧跳来跳去不断变换位置，向敌人射击，居然亦未负伤。待掩护任务完成后，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布满了烧焦的弹孔，铜鼓帽被打穿了，腰间吃饭用的椰壳也给打烂了，腰皮带也有弹孔。可是为什么那些子弹只是烧焦了我的衣帽，却不伤我皮肉？我也闹不清楚，围观的士兵们亦喷喷称奇，我成了“刀枪不入”的神奇人物，一下子在全连士兵里传说开了。
回粤驱桂
“援闽粤军”在孙先生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进军两年，已打到福建福州附近，整个福建十之八九已操在粤军手中。1920年8月，粤军奉孙中山之命回粤驱桂，经梅县、汕头向广州进军。这时粤军已发展到100多个营，并用敌人的精良武器武装了自己，与往日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此胜利之师所到之处，敌人多望风而逃。在河源，我军与桂军及海疆军、滇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黄田义合的阵地上，我连一排排长莫祥（我的胞弟)不幸被敌人机枪射中，即刻倒地，当时我就在他身旁。我见他突然倒下，立即跪下把他扶起，只见他脑门鲜血直流，已昏死过去，一句话也没有来得及说便离开了人间。这使我大为悲痛，泪洒衣襟。
此情此景，实在令我大惊失色，不禁想起作战前夜所作的一场恶梦，梦的正是同一情景！当时我被梦吓醒后，再也睡不着了，待到天明，我想起当天必有恶战，既有不祥之兆，我便命令胞弟跟随我左右，不让他随排到前沿阵地作战，岂料他偏偏被无情的子弹击中。我是无神论者，但谁能解释这一悲痛的现实呢！
莫样是在1915年从韶关下广州当兵的，先在混成旅学兵营(班长训练营)学习，期满后出来任班长，他识的字比我多，闻说各学科成绩均不错。后来他到了我连任排长，曾表示待回粤战事结束后，便弃戎经商，谁料到却在回粤的征途中，不幸牺牲在自已兄长身旁，这年他才27岁。
在河源之战正激烈之际，原属桂系势力的海军司令魏邦平率数十艘舰艇起义，宣布拥护孙先生，反戈讨伐桂军。驻广东的粤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宣布脱离桂系。“李魏独立”严重削弱了桂系势力，桂系见大势已去，马上从河源一线退却，我粤军挥兵越过惠州，挺进广州。桂系头子莫荣新率部退至西北江，后又被赶出广东，退回广西。
自河源之役后，我升任为第二支队关国雄司令所部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原任第二支队司令的许崇智在粤军回粤驱桂之时已升任为粤军第二军军长。
粤军回粤后，第二支队改编为第四独立旅，由关国雄任旅长，我仍在他手下任少校营长，后提为中校营长。关国雄是南雄县吉利圩人，是个土匪出身的老粗，有点李逵式的粗犷性格，闲聊时，倒颇风趣幽默。他身材硕大，体重120公斤。他嘴巴宽阔，酒量、饭量很大，有“大口鱼”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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