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覃国翰 黄超 谭庆荣
1980年初春，美丽的桂林城飘着细雨，虽仍感寒意，但毕竟是春天了，寒风中夹着暖气，大地正敏感地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我们3人聚集在覃国翰同志家里，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我们红七军的老军长张云逸同志，大家按老习惯，称他张老。我们红七军老战士和张老的友谊，源远流长，诚挚，深厚。谈起这种友谊，真是春风送暖，把我们带到半个世纪前那种战火中的青春年华。
1929年红七军成立时，张老就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不！还更早一些，在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就有了。这种友谊，是在战斗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1930年，红七军奉命从右江北上，艰苦的行军，残酷的战斗，张老为同志们的安危焦虑，为死难的同志几次流出了眼泪。
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在四把、长安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伤员，有些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也舍不得离开部队，一拐一拐的偷偷跟着部队出发。张老见到这种情景，眉头紧皱，站在部队中不动了，见一个伤员走过，就上前问问，有时还扶着走一程，嘱咐部队干部照顾好。我们见张老又忙又累，就请他放心，我们包管好好照顾伤员。张老考虑了一下，交待说：“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战友！”这话很快传遍了部队，同志们热情地帮助伤病员，伤病员咬紧牙关，紧跟部队，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氛。
最使张老动感情的数梅花战斗，这次战斗干部伤亡大，张老含着眼泪向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的遗体告别。李谦师长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临牺牲前要求见见张老，张老急忙赶去，李谦师长一见张老，眼泪刷刷往下掉，紧紧握着张老的手，深情地说：“军长！我不能跟随您了，望您保重。”说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张老抱住李谦同志的尸体，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李谦师长是员猛将，从在南宁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起，一直是张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张老如失左右手。此后数十年，张老一直深深怀念这个亲密的战友。
张老深情怀念战友，在部队渡乐昌河时表现得更感人。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过河后，敌军大部队压来，张老率领其余部队过不了河，后面部队情况危急，随时有被敌军包围的可能。可是，张老好象不知自己所处的严重局面，一个劲地念叨：过河部队是不是摆脱了敌人？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汇合？什么时候汇合？在部队分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老那个愁劲就不用说了，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顿饭，香甜地睡过好觉，有时想急了，见到谁就抓住谁问：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里？当不能得到回答时，他只好叹口气走了。
张老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乐昌河，分离的两支部队重新会合时，他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别后的情况问得那么细，听说部队进展，同志们都很好，他笑得那样快活。自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样乐过。
张老这种战友的感情，红七军的每个战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红七军战士也同样深深热爱自己的这位老军长。记得，他从红七军调走时，大家都舍不得，不少同志还闹了情绪。黄超同志说：“张老调走时，我心里很难受，好象丢掉什么。好在那时还没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点影响。”
温暖
我们的张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但在他领导下的指战员，都在他身上体验到慈母之心的温暖。
“张老对我们，完全是慈母心肠。父母死，我没有掉泪，张老死，我痛哭了一场。”覃国翰同志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我在红七军里，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与张老接触并不多，可几十年来，我深深地记着他，没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记住了我。
“1950年1月，我带领150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1‰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
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
“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
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
“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
“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
“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
“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
(1)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作者：覃国翰
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
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
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
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当时张老也挨林彪整得够呛，他身体病得更厉害，连回忆录也写不成了。他和我们是患难同当的，张老是被林彪折腾致死的。他时刻关怀我们，我们更永远纪念他。
回忆张云逸
作者：林青
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
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月1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
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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