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六军团三次抢渡湘江
尹特辉
1934年8月7日下午，红6军团由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我们军团侦察连和先头部队一个排，全部化装成国民党军，为先头部队开道，下午3点许出发，大摇大摆在大路上挺进，大约在晚上10时许，就走到封锁线上有近千人的两个保安团防守的上葆林，顺利地收缴了敌人哨兵的枪支，使部队一举消灭了这两个保安团。接着又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葆林、左安等地，于11日中午进入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
我军团主力战略转移，极大地震动了湘桂粤3省的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为阻止我军进入湖南中部，急调刘建绪为第4路军前线总指挥，令15师、16师跟踪追击我军，并着19师和保安14、19两个团，在郴县、桂东构筑了第一道防线，又在汝城一带构筑屏护阵地，企图在北上粤军配合下，围歼我军于郴、汝、桂之间。广西军阀着第7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向北调动，加强防务，妄图阻止我军进入广西境内。当时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数倍于我的敌人紧紧追击，处境十分危险、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跳出这个包围圈。
军团领导决定抢渡湘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第一次抢渡湘江
红6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训令，要在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取得联系。从我军实地侦察及地下党送来可靠情报，敌人在零陵没有重兵,只有少数的地方保安团队，军团领导立即命令部队向该地域开进。于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避开大道走山路爬山涉水，昼伏夜行，连续强行军，经汝城的田庄埠，过资兴县的滁江，到达郴县的狮子岭。在郴州游击大队的接应下，在地下党的配合下，顺利地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绕桂阳，于20日清晨，没动干戈，就占领了新田县城，收缴了守城保安队的枪支，并打开粮仓，向城郊贫民发放粮食。
部队在新田休息了两天，于23日急行军，24日抵零陵以北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地域，准备抢渡湘江，以便按原计划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可是敌刘建绪发觉我军西渡湘江的意图，急调9个团的兵力，先我到达湘江沿岸展开；又调10个保安团，在祁阳的口水头到老埠头一线展开；敌19师集结在祁阳作机动；追击我军的15师已到达阳明山西侧；敌16师正在常宁车运急进；由长沙车运宝庆的独立32旅，正向零陵和东安开进；桂军第7军也向零陵和道县调动，先头团已达零陵的湘江边。所有船只全被敌人弄到对岸，江中气艇穿梭般巡逻，敌机在上空扫射。
我们面对江宽水深流急的湘江，连只小木船也没有，加上对岸已有重兵控制渡口，就是有大批木船竹筏，实施强渡，也难以成功，且数倍于我的追兵已相距不足百里。在敌军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我们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东进到阳明山地区，寻找有利时机消灭追击之敌，并在这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抢渡湘江
我们避开当面强敌，又要甩掉跟踪追击的敌人，利用夜幕急行军，可天公不作美，刮起了大风，又下起蒙蒙的小雨，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急，雨越下越大，在山涧泥泞小道上行走，一滑一跌，十分艰难。我们红军指战员在体力上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互相帮扶着前进。下大雨，在客观上掩护了我们红军的去向，又迟滞了敌人的追击。数天强行军，经祁阳，过新田，到达阳明山地域。
可是，这里是丘陵地带，杂草丛生，树木甚少；有些山系石灰岩性质的，寸草不生，人烟稀少，我们近万人的给养，也很难解决，不适宜建立根据地。同时，敌15师、16师、19师和独立22旅，已抵阳明山南北两侧和西侧，准备向我合围，于是我军放弃在这个地区暂时立足的计划，向白果市开进。
先头部队很顺利地占领了白果市，消灭了1个乡公所的保安队，得到了部分粮食。这时发现各路敌人纷纷向我追击，我们又利用夜幕，绕过敌15师的侧翼，急转南下，兼程前进，抵达嘉禾县附近。敌发觉我军南下，又纷纷跟踪而来，我军则由嘉禾附近，折转西进，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直奔湘桂边境的永安关，一举消灭了1个保安团，9月1日进入广西灌阳以北之文市。
我们准备在黄沙河地区西渡湘江，因为，该地域敌人仅有民团防守，地下党力量较强，可以配合我们搞到船只。湘桂两省敌人发觉我军企图后，又紧急调兵尾追布防。湘敌刘建绪急忙将独立22旅和几个保安团拨给第1总队指挥，在黄沙河一线展开，敌16师、19师尾随我军，妄图在黄沙河地区聚歼我军。湘军刘建绪还要求桂军调两个师，在全州一线防堵我军。
3日，中革军委及时通报了敌情，令红6军团在全州、兴安间渡河进至西延地域。这样第2次抢渡湘江的计划又落空了。
胜利渡过湘江
我军放弃在黄沙抢渡湘江的计划，军团率两个师6个团深入到广西内陆活动，一方面积极打击地方武装势力，一方面开粮仓救济贫民，有条件的地方号召参军，并成立小型游击队。同时，佯称要打到桂林去，创建新苏区。军阀们都是各自为政的，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广西军阀害怕我红军主力向桂林推进，将全州堵截我们的两个师，调住桂林，以加强其省会的防务。
我获此重要情报后，就出敌不意，向全州以南之界首地区急速推进。我们侦察连，在王赤军连长率领下，全部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在地下党的带路和帮助下，不费一枪一弹全部收缴1个保安团的枪支弹药，并弄到20多条木船，交给我先头部队。
在地下党直接参与下，从俘虏中找到几个出身好作恶少的小队长为我军带路，利用这批船，先行渡过湘江，很顺利地缴了保安团及民团的枪，又得到数十条船，除派出少数警戒部队外，大部队就近发动群众，送门板、木板、木头、竹竿，在湘江上架设了一座浮桥。可是敌15师、16师，共有8个团兵力，紧紧尾追我们，不让在界首过江，如不割掉这个尾巴，是无法渡过湘江的。
当时，我红6军团连续行军打仗，指战员都十分疲劳，弹药甚少，敌人兵力多我一倍，弹药充足，装备精良，全歼该敌是不可能的，但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发挥我军勇猛顽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特点，是可以击溃该敌的。
我们利用敌人骄横轻敌的心理，在山丘地形上设品字形口袋阵，我主力49团、51团、52团、53团，分别埋伏在敌途经的两侧山丘上。9月3日下午夕阳西下时，敌人沿着山涧小道运动，先头部队以战斗姿态前进，后续部队有的扛着枪，有的斜背着枪，还有的连枪炮衣也没卸下，向我预设阵地前进。
在萧克军团长亲自指挥下，适时发出向敌冲击的讯号，首先各种轻重火器向敌群猛烈扫射，接着成排成群的手榴弹，劈头盖顶地扔向敌群，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扑向敌群，器张的敌人被两侧袭来的“闷雷”打的晕头转向，指挥失灵，步枪来不及上弹，机枪和小炮没有卸衣，极少数敌人企图持枪顽抗，绝大多数敌人成群向后遗逃，有的连枪弹也丢弃在阵地上，有的跪下举枪投降，有的吓得躺在地上不敢动弹。我军一鼓作气，追击数十里，打得敌人溃不成军，鬼哭狼嚎。
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对不愿加入我军的战俘当场释放。红军一举击溃了敌军8个团的追击，为红军主力渡江赢得了充裕的时间。9月4日近万人的红军，跨着矫健的步伐浩浩荡荡渡过了湘江。
在西岸，任弼时同志见到了我们，首先说：“你们侦察连辛苦了！你们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了物质条件，赢得了充裕的时间，要为你们庆功！”又说：“请大家帮个忙，弄几份地方地图和国民党的报纸”。
接着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用步机枪击落一架低空盘旋扫射的敌机。过江后，我们休息了1天。
同时接到中革军委电报，命令红6军团在湘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取得联系。
至此，我红6军团西征历时40余天，行程3000余里，突破了敌人数道封锁线，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并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了侦察和探路。
寻找贺龙同志
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
李达
1934年盛夏时节，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7月23日命令红6军团担任前导，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2军团（当时改称红3军）取得联系。
红6军团当时共有9700余人，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8月7日，我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12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并由任弼时宣布中革军委的指示：正式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泗淇任18师政委。
但是，中革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6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2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2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风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迷。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6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6军团在受命寻找红2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一
直到9月26日，朱德同志给任萧、王”发来“火急”电，我们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行动目标。电报说：“我2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方向前进。”并确定我们的路线：“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2军团首长取得联络。”
依据这一指示，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与追堵我军的湘军、桂军巧妙周旋，且战且走，途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
10月3日，中革军委电示任、萧、王：“桂敌现向南开动”。“2军团部队已占印江，6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来电令，迅向江口前进。”4日，军委又电：“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力正形分散。我6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
为执行军委上述指示，军团首长命我带领由49团、51团和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担任前导任务。我们6日进至石阡地区，7日继续行军至甘溪，与桂军廖磊所部19师遭遇。
原来，桂敌并未“南下”，而是一直在追踪，当发现我们之后，突然抄后路，切断了我们与主力的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撤，只顾向江口急进，和2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
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的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先头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49团、51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总共400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作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一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了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我们与军团首长失掉了联系，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和49团政委晏福生、51团团长苏杰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2军团，而据当地老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口、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2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6军团主力，比我们这400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1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
10日到江口时，没有发现2军团的踪迹。于是，11日经德旺，12日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2500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不致弄错，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
10月15日，我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确有红军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辛劳，恨不能立刻见到他们。我重新整理了部队，就直奔枫香溪。
经过来安营，又走了大约半天的路程，就看见一座小山头，上面有部队在活动，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由于我们6军团穿的是制式军装，事先又未联系，他们误以为是黔军又来搜山，就作出了戒备行动。为避免发生误会，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观察对面山上这些老乡打扮的部队实施戒备动作时，很像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所以断定他们就是2军团的部队。于是，我就派人向他们喊话：
“我们是6军团，从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不要误会”
“你们是2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总指挥的”
喊了一阵，对面山上派人来跟我们接头。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
“贺总指挥：
我们是6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2军团会合的。我是6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
我将信折好，交给来人。他们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过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6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队浴血苦战的任、萧、王首长呢？
我正想着，忽见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我疾步走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我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我迎了上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6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他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
关政委也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李达同志你们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
我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
贺龙、关向应同志听罢，立时紧锁双眉。贺龙对我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
“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的情况吧。”
于是，我边上山，边向贺、关首长汇报了6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特别将我们在甘溪遭到敌军袭击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
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6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
我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
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他用力一挥右臂，对部队说：“明天就出发，接应6军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他那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素绕在眼前。
二
第2天一早，贺、关率领部队，兼程南下，接应6军团。我们这支先遣队仍然担任前导。途中，我们了解到6军团主力已经摆脱敌人，朝梵净山方向去了。我们又折回来，大约转了一两天的样子，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一支部队，经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50团。我给他们介绍了贺、关首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50团的同志们争着同贺、关首长握手。许多同志拥抱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
郭鹏、彭栋材同志说，他们团同主力失去联络后，既无地图，也不知道2军团的位置，转了好几天，偶然从一个破纸堆里翻出半张旧报纸，上面登着贺龙所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拢，向西南方向蠢动”的简短消息，这才有了具体目标，一路找来，果然同你们相遇。
我们稍事休息，便一同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6军团主力。大概又转了一两天，终于10月24日在木黄找到了他们。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多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我陪着贺、关和任、萧、王首长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6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可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我也就放心了。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接着他和关政委关切地询问了6军团脱险经过。
王震政委见了我，百感交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任、萧、王首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辗转奔波，疲劳过度，特别是任弼时和萧克同志已经走不动路了。贺总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行军。
在行军途中，王政委跟我说，10月7日在甘溪时，敌人把6军团截成了三段。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高山临时开路，行军一昼夜，到达包溪。我18师和敌军打了半天。他们走到路赖，又遇到敌人，我尖兵缴了敌人6支驳壳枪，主力仍在高山与敌人对峙。这时，已经减员六七百人。到了12日，为了避免被敌人追击，行动方便，他们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烧掉了不必要的行李。经过施秉附近时，又被桂敌追了20余里。10月15日，他们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但敌李觉部已先到板桥堵击。他们避开敌人，又折返甘溪，52团在龙塘被敌截断，又退至白沙方向。17日晨，他们到达甘溪。午后，强行通过了敌军在石阡、镇远设置的封锁线。这样，经10余天转战，终于摆脱了敌军，在印江县的木黄同我们相遇。弼时同志身患痢疾，还手拄木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
听了这些，我非常感动。回想起甘溪遭遇战，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6军团被桂、湘、黔3省联军重兵包围分割，仍能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同2军团胜利会师，这是与任、萧、王首长平日对部队的培养、训练，和临战时的机智指挥分不开的。
后来，我曾读到两份敌军总结为何未能追上6军团主力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湘军旅长胡达的谈话。他认为所以未能追上和消灭红军，是因为这个部队确有一些“长处”，“如服从命令，拥护首领，完成任务，动作迅速”“比如遇到国军，该部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不见了”，“该部对于其主义，信仰极深，故拥护首领，甘心效死疆场。”
另一份则是白崇禧对桂系15军的训话。他说6军团的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心。”至于桂军为何没有追上6军团，他认为是由于柱军存在四条“短处”：“第一行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这次追赶萧克，暴露了这种弱点；第二是有少数的官兵胆小，借故落伍，不肯上前；第三是后方勤务不好，行动不敏捷；第四是通讯不灵”。
红军的长处，当然不止于此。但从敌人公认的这几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在西征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奋战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当然，我们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是很大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鞭策我们幸存者更加谨慎、周密，更加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去战斗。
10月25日，2、6军团在向南腰界转移途中，任弼时、夏曦、贺龙等首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于当天电呈军委说：“6军团现只有52团800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三[个]团，总数约3000;2军团为7、9两师，总数约3200，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任与夏贺会议，2军团以下7、9两师编成3个团，独立师编1个团，共4个团；6军团暂编3〔个)团。两个军的行动由2军团统一。6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2军团。任、萧随2军团，夏、王、李随17师。
“以目前敌情及2、6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向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总和关政委对6军团非常关心，多次指示2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6军团，保障好6军团。2军团的指战员，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筹粮、送肉、送盐，组织人上山选割细软的茅草，给我们当铺草；给我们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还拨给我们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
10月26日，2、6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地结合在一起。
三
红2、6军团的胜利会师，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说2军团，由于夏曦同志盲目地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部队中搞肃反扩大化，屈杀了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甚至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在军事上，亦曾犯过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使部队和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失。2军团的电台坏了以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中央对2军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夏曦当时的职务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又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以贺龙、关向应的身份，是不能左右夏曦的。6军团出发前，任弼时同志即已受命于中央，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解决2军团的问题。
再说6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中途几遭敌军重兵的追、堵、截、围，部队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只剩下3000人左右，其中还有300多伤病员。会师前，为了轻装，连行李都烧掉了。因此，我们亟需休整、补充。
正如贺龙同志所说：“我们2、6军团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肃反都扩大化，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6军团需要休息，2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如果没有（黔东）这块根据地，6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6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丢光了，很狼狈。”
但是，由于军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上述情况，于10月26日急电“任萧王”：“一，2、6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2、6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6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2军团。”
2、6军团首长，包括夏曦在内，接此电令后，都认为2、6两军团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分开行动的，因此不同意分开。为让中央及军委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先于27日汇报了夏曦在2军团（即红3军）所犯的严重错误：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把]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最近3军到白区配合迎接6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苏区缩小到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人；20个区缩小到12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由于夏曦同志“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消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
第二天，“夏贺关任萧王”又电呈军委，详细申述了两个军团需要统一行动的理由：
“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2、6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1个军团力量对敌1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1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记得这样反复了几次，军委才同意2、6军团共同行动，调夏曦担任6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关于2军团的政治路线问题，由于贺龙、关向应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夏曦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得到纠正，并于6月中旬恢复了党团组织。只是党团员敢于站出来登记的还不多。弼时同志到2军团了解情况后，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促进了2军团的政治生活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两个军团会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统一指挥2、6军团。
贺龙对6军团是非常尊重的。他曾带着2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到6军团来学习，诚恳地对萧克和王震同志说，你们6军团来自中央根据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2军团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新提起来的干部，特别是营团级干部，素质差，经验少。希望6军团能支援2军团一批干部。萧克、王震同志欣然同意，立即选调了一批同志到2军团工作。如甘泗祺、方理明、张平化、袁任远、余秋里、朱辉照、洗恒汉等同志就是这时调到2军团的。
萧、王首长对2军团的能征善战也十分钦佩，要求贺龙、关向应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6军团工作。贺龙同志还请弼时同志给2军团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和上地革命的经验。
贺总听说我懂得一点儿军事训练和参谋业务，也曾经让我给2军团的干部讲课和做示范动作，还叮嘱我帮助2军团司令部搞好业务建设。不久，又调我担任2军团参谋长。
这样一来，2、6军团就融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一般，无形中增加了几倍的力量。贺龙同志说：“2、6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会师的模范。”
为策应长征，我2、6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敌人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甫、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于11月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贺龙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又于1935年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长征。11月19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走上了伟大长征的新阶段。
(1986年6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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