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求学
我离家求学的起因是姐姐沈珉的封建包办婚姻。
1930年,沈珉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刚满18岁。此时,母亲轻信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子。男方是大地主的儿子因死了老婆,没有孩子,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境殷实,女儿去后,便无衣食之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每次回娘家都与母亲和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相对而泣。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受到辱骂,又偷偷跑回娘家。听了她的哭诉,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我却坚强地对姐姐说:“那你就不要回去了!”
母亲无奈地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哪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还是忍一忍吧!”
过了一会儿,沈珉擦去泪水,拉着我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毅地对我说:“你刚才说得对,我不回去了,我要离家出走。”
我虽然主张姐姐不要回婆家,但是当姐姐决定不回婆家,要离家出走,还是有些意外。我非常同情姐姐。当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将来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便果断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到真的要走时,想到母亲,沈珉又有些不忍。她说:“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有陈三照顾呢!”我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我们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那我们去哪儿呢?”我问。
“到上海读书去!”沈珉回答道。
“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得找个信得过,能拿主意的人商量商量。”沈珉接着说。
“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我说。
“对,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沈珉说。
于是,我便径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我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大人却说我比姐姐有闯劲。从小就胆大气壮,敢作敢为。
平时刘伯厚老师很器重我,认为我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我的想法,刘老师鼓励说:“好,你们要摆脱封建束缚,有爱国志向,到上海求学,我支持你们!”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时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和她的父亲蔡亮伯。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没有结婚。蔡校长的父亲蔡亮伯与我的父亲沈季航是世交,蔡亮伯也曾教过我。
几年前,我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值冬天,还要过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蔡亮伯便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我们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说我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她的文稿、诗词、散文,以及补习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我用小楷抄写一遍,装订起来,作为语文课的辅导教材,让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我关 爱有加,我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蔡老先生听说我要和姐姐去上海求学,沉思片刻,对我说道:“你聪明、勤奋,是个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
蔡振东校长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我的口袋里,慈祥地嘱咐我道:“孩子,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交友要慎重啊!”
“我们一定牢记老师教导。谢谢老师!”我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含着眼泪与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们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我说:“太好了!我们走定了!”接着她沉吟道,“但要好好和娘说明白,让她放心!”
随后,我们姐妹俩把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
第二天,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还值几个钱的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我的二哥叫沈勤,在扬州盐务稽核所供职。他与我们两个妹妹感情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求学,便积极支持。他帮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我们俩一些钱。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鸡叫头遍,天还没亮,泰兴县城的北门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走出我们姐妹俩——20岁的姐姐和17岁的我。我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外人一看便知,我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脚步却坚实有力,她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克制而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启程就哭哭啼啼。
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瀚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显出没落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景象。
母亲事先雇好了鸡公车,这是一种既能坐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时母亲才四十多岁,可是已经守寡多年。她不辞劳苦,好不容易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而今又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两年前她刚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到上海求学,她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此刻,只有做儿女的才理解母亲的心情。
我和姐姐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我们招手,姐姐又哭了。我没有哭,我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我们伤心。
我们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老宅,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母亲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她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自己去闯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我们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泰兴县有着千年历史。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接如皋,西临长江,南界靖江,北依姜堰,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因升海陵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
20世纪30年代, 由于长年战乱,官匪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泰兴和苏北的一些小城镇一样,百业凋敝,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和破产带来的危机,大批难民和破产农民盲目涌向城镇,以向命运做一次抗争。
可是他们一贫如洗,无衣无食,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往往于途中便撤手人寰。我们姐妹俩见沿途哀鸿遍野,路有饿殍,顿生恻隐之心。对这些遭受灾难的同胞,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当局,心怀极大的悲愤。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我们俩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小火轮,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船舱里很静,耳边只有小火轮“突突突”的响声。
我吃完烧饼,刚想闭眼休息。突然,姐姐沈珉睁开眼,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轻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姐姐的这句话,是发自心底的呐喊,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也一字一顿坚定地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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