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求学
我离家求学的起因是姐姐沈珉的封建包办婚姻。
1930年，沈珉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刚满18岁。此时，母亲轻信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子。男方是大地主的儿子因死了老婆，没有孩子，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境殷实，女儿去后，便无衣食之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每次回娘家都与母亲和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相对而泣。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受到辱骂，又偷偷跑回娘家。听了她的哭诉，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我却坚强地对姐姐说：“那你就不要回去了！”
母亲无奈地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哪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还是忍一忍吧！”
过了一会儿，沈珉擦去泪水，拉着我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毅地对我说：“你刚才说得对，我不回去了，我要离家出走。”
我虽然主张姐姐不要回婆家，但是当姐姐决定不回婆家，要离家出走，还是有些意外。我非常同情姐姐。当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将来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便果断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到真的要走时，想到母亲，沈珉又有些不忍。她说：“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有陈三照顾呢！”我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我们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那我们去哪儿呢？”我问。
“到上海读书去！”沈珉回答道。
“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得找个信得过，能拿主意的人商量商量。”沈珉接着说。
“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我说。
“对，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沈珉说。
于是，我便径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我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大人却说我比姐姐有闯劲。从小就胆大气壮，敢作敢为。
平时刘伯厚老师很器重我，认为我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我的想法，刘老师鼓励说：“好，你们要摆脱封建束缚，有爱国志向，到上海求学，我支持你们！”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时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和她的父亲蔡亮伯。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没有结婚。蔡校长的父亲蔡亮伯与我的父亲沈季航是世交，蔡亮伯也曾教过我。
几年前，我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值冬天，还要过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蔡亮伯便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我们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说我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她的文稿、诗词、散文，以及补习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我用小楷抄写一遍，装订起来，作为语文课的辅导教材，让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我关 爱有加，我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蔡老先生听说我要和姐姐去上海求学，沉思片刻，对我说道：“你聪明、勤奋，是个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
蔡振东校长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我的口袋里，慈祥地嘱咐我道：“孩子，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交友要慎重啊！”
“我们一定牢记老师教导。谢谢老师！”我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含着眼泪与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们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我说：“太好了！我们走定了！”接着她沉吟道，“但要好好和娘说明白，让她放心！”
随后，我们姐妹俩把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
第二天，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还值几个钱的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我的二哥叫沈勤，在扬州盐务稽核所供职。他与我们两个妹妹感情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求学，便积极支持。他帮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我们俩一些钱。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鸡叫头遍，天还没亮，泰兴县城的北门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走出我们姐妹俩——20岁的姐姐和17岁的我。我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外人一看便知，我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脚步却坚实有力，她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克制而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启程就哭哭啼啼。
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瀚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显出没落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景象。
母亲事先雇好了鸡公车，这是一种既能坐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时母亲才四十多岁，可是已经守寡多年。她不辞劳苦，好不容易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而今又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两年前她刚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到上海求学，她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此刻，只有做儿女的才理解母亲的心情。
我和姐姐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我们招手，姐姐又哭了。我没有哭，我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我们伤心。
我们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老宅，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母亲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她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自己去闯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我们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泰兴县有着千年历史。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接如皋，西临长江，南界靖江，北依姜堰，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因升海陵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
20世纪30年代， 由于长年战乱，官匪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泰兴和苏北的一些小城镇一样，百业凋敝，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和破产带来的危机，大批难民和破产农民盲目涌向城镇，以向命运做一次抗争。
可是他们一贫如洗，无衣无食，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往往于途中便撤手人寰。我们姐妹俩见沿途哀鸿遍野，路有饿殍，顿生恻隐之心。对这些遭受灾难的同胞，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当局，心怀极大的悲愤。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我们俩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小火轮，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船舱里很静，耳边只有小火轮“突突突”的响声。
我吃完烧饼，刚想闭眼休息。突然，姐姐沈珉睁开眼，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轻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姐姐的这句话，是发自心底的呐喊，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也一字一顿坚定地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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