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新年不久，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
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由于那一带有了一定的群众武装，这次我们由山西高平县出发，只带了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排，总共不足一百个人黄克诚同志担心我带的人太少，要我再带点部队我把和崔田民研究的意见告诉他说:'I太行山是日寇日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把'干柴’，一点就能燃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
我们出壶关，经全涧，在汤阴以南宜沟过平汉路日寇封锁线的时候，正值春节但车站附近的气氛同我们刚刚离开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节日的欢乐气氛一点也没有，寒风呼号，冰雪凛冽看到的尽是成群结伴、携家带日的难民孩于哭，婆娘叫，老人们拄着拐棍四处乞讨衣是破的，碗是破的他们失神的眼睛望着我们，也许因为不了解我们，眼神中似乎还有此恐惧。
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战十们心里很难过，他们谁也没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眼里却含着泪。
我的挑夫老谢，一位江西老裱，把自己身上的口粮全部送光了-------又在他挑的破箱子里寻找着什么------那里边除了地图、文件，还能再有点什么呢?
我让警卫员把我的口粮交给老谢，让他送给群众。
不!”他说，“你的口粮一粒也不能动!”
这位老谢同志，年龄比我大，当挑夫的时间也不短了，他身上凝结着中国农民忠厚质朴的美德，曾经多次负伤，身体不怎么好。我动员他不当挑夫，去当上士管管伙房他说:“我一不识字，二不能算帐，顶个上士的名不做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干!”我动员他去当马夫，那活比挑夫稍轻一点。他说:“我没有经验，喂不好马，误你的工作，万一让马踢了还得分你的心，让大伙照顾我，不去!”我说:“你总不能跟我当一辈子挑夫呀?”“当一辈子挑夫又怎么了?他有点急了“你现在离不开我，未必日后就能离开我。只要你还打仗，就得有地图，有文件。有这些东西就得有箱子放。有箱子就得我来挑。”
这就是老谢。
老谢多年来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无沦在战场还是到驻地，看见什么人家不要地破布烂绳、针头线脑的总拣起来放着。年轻的战士们和他开玩笑说二“老谢，你拣这些破烂下小患呀!”他不笑，只是说:“年轻娃娃懂个啥?日后总有用。世上没有白费的东西哩.”
这就是老谢!
老谢不让警卫员动我的口粮，却从箱子里翻出两块老羊皮，“这还是在陕北一次战斗中拣来的哪!”他说着把羊皮披在两个浑身发抖的孩子身上，挑起担子走了，一边走一边回望着那两个也望着他的孩子.............
这就是老谢他用无声语言给了我们多大的力量啊!
我们过平汉路，从五陵集渡卫河，在浚县与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同志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当时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是从三四四旅，三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我们从这里经濮阳到达鲁西南边边上的东明地区，同地方党建立起来的两支游击队，组建成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冀鲁豫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刘震，政治委员李雪三;二大队长覃健，政治委员常玉清;三大队长鲍启祥，政治委员刘汉生。共约一千多人。以后还增加了四大队和五大队。四大队是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拿起枪来一致抗日”的口号鼓舞下，背叛地主家庭的吴大明同志，拉起队伍组成的。五大队主要是由当地一支成分相当复杂的部队改编过来的，大队长是胡继成。这时整个支队约四千余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冀鲁豫边区由我们党统一领导的一支比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_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开展工作比较困难、花力气最多的是鲁西南地区，也就是现在荷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这一片.荷泽又名曹州，是著名的牡丹之乡。据说从明朝嘉靖年代就开始种植这'花中之王”，有红、黄、蓝、白、黑、绿、紫、粉等多种颜色和三百多个品种但我们来到的时候正值春末，不但不见牡丹，群众连粮食都吃不匕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菏泽东北的梁山县，是《水浒》故事中梁山泊英雄们聚义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时候，距宋江起义已近千年，只能看到一些传说中的“宋江寨，，“忠义堂”，“阮氏三雄故居”等遗迹口当时这里有两多:一是“响马强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响马”头头都有绰号，二是上围子多，而且土围子都比较高、比较厚。群众的房子却很简陋，是用高梁杆糊上泥巴盖起来的。
由于受敌、伪、顽反动宣传的影响，我们刚到时，群众一见便往土围子里跑，跑进去就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抄起大刀、梭标，架起上枪、土炮，大喊人叫着不许我们靠近，气氛满紧张的。
进不去围子我们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群众见我们不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凭我们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我们过路但只许过路不许停宿—现在想，那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吧。后来，他们主动让我们在里而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来。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不许有半点差误。他们感到惊讶—喝点白开水还要给钱的军队、他们肯定是没有见过的。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给钱，因为开水是柴火烧的，而柴火是他们砍的不仅喝水要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得赔钱，这就叫八路军的纪律。
这样的工作崔田民政委和我都亲自做过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有的青壮年就说:“你们这伙子队伍俺们看真不弄，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得了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有的老年人问:“你们叫什么支队，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呀?你们有多少兵?”那时候鲁西南土匪部队不少，司令多如牛毛，群众搞不清楚。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觉得通过工作，群众在了解我们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打败日寇和汉奸，但又不那么相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取得群众的完全信赖，最有说眼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四月底我们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寇的一个汽车队。那天敌人没有准备(主要是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敢打他们)，一接火他们就跑，战士们一边喊一边放枪一边追，战果虽不大，但煞了敌人的威风，长了群众的志气。
群众说:“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的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厉害，'蝎虎’，中!好!”六月，我们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两千余人.群众看到我们真的打了胜仗，原来的疑虑打消了，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了.有些青年人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了。我们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民兵和民兵联防组织，还组织了“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曹县成了我们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
当时日寇在鲁西南的力量并不大，有的县城只有个把班或者一个小队，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些“牛毛司令”的队伍和“响马武装，当然也有真正的土匪。这些队伍的特点是成员复杂。有一部分人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当汉奸的败类和坚决反共的分子;更多的却是满脑子“杀富济贫，思想的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和极端贫困的农民。后一部分人动摇性大，反复无常，和一些反动会道门有密切联系，又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口男的在外边“混事”(当兵)，老婆、孩子却在根据地，有时他们还回来探家，当然也了解我们的情况。
前一部分亲日反共分子大都与日寇和国民党有勾结，经常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不准群众和我们接近，否则以“通共匪”论处，甚至把无辜群众抓去送给日寇杀害。对待汉奸武装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自然好办，但如何对待这后一种情况复杂的队伍，以至把他们改造成为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政策性很强，也确实不易。
我们确定首先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汉奸头子有一个名叫白毛集的土围子，不但群众发动不起来，平时我们进都进不去.后来一打听，就是由于有几个汉奸头子趁我们不在时，经常打着日本旗威吓群众，谁要反抗，甚至说几句我军的好话，便被送给口寇或在当地杀害。我们警告过多次，他们仗着自己有武装，硬是不听于是，我们决定打他们一下。打这样的土围子，当时我们的力量还是足够的战前，崔田民、卢绍武对部队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抓汉奸头子抓住了决不客气，叫作杀一做百吧!攻进土围子后，儿个汉奸头子全被我们抓住了。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其罪行，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好，不少青年人马上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大大震慑了附近的顽固分子。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需要计谋。记得支队建亿不久，上级要我们将五十多位从延安来的干部，护送到陇海路以南转交给新四军。我和刘震同志带这批干部从东明县和曹县之间出发，前面几十里地有个叫尹店集的村了，是我们的必经之地.这个村里盘踞着一股“响马，但究竟有多少人一时搞不清楚我们便派支队司令部侦参谋唐毅山带一个侦察班先去侦察，见机行动唐毅山原来是六八九团的一个连长，跟韩先楚到冀鲁豫一带活动过，对这里的地理、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帮会的内幕都比较熟悉。唐毅山去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我担心发生意外，便和刘震带部队往前赶，随时准备战斗。我们刚赶到尹店集土围子外面，唐毅山却高高兴兴地跑来向我报告说:“那股'响马’解决了”我问:“怎么这么快?’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唐毅山伪装成敌人从开封派来的什么副官，带着儿个侦察员趁黑夜闯进了围子，先捆起岗楼上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扑向司令部抓住了那个司令，缴了他和马弃们的枪，逼着他下了投降命令，俘虏了他全部官兵二百八十名。“连一枪也役放呢!”唐毅山兴奋地说。
“俘虏在什么地方?”刘震问。
“全押在他们司令部的大院里，一个也不少”唐毅山说。
我和刘震同志去看俘虏的时候，那司令战战兢兢地坐在板凳上.，其他人都蹲在地上，斜着恐惧的眼睛瞅我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头发、胡子长得象刺猾。我说：“你们不要怕，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日寇，打顽军的，只要你们不当汉奸，不害老百姓，我们一不打，二不杀。还可以放你们回家去。”他们开始很怀疑，我又给他们讲这是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出了尹店集不远，我们就把这二百八十个俘虏遣散了他们很感缴，有些人临走时还流了泪但那个司令却很顽固，半路上逃路时，被游击队打死了。到尹店集以南地区，我们把延安来的干部全部交给了前来接应的新四军六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
这件事证明，即使是被群众称为“土匪的武装力量.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大多数人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起码可以使他们不再与我军为敌。记得有个绰号叫“王四拐子”的“牛毛司令”过去曾在冯玉祥部队干过一段，以后自己拉了一二百人，搞了块地方“占山为王”当了“土皇帝”。他既怕日寇打他，也怕国民党军队赶他。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先派人同他联系，然后我和崔田民直接去做工作，鼓励他抗口。他见我们不但没有“吃”掉他的意见，而且不歧视他，便向我们靠拢，先是给我们送点情报，后来真和日本鬼子打起了游击，有些仗打得还满不错哩!
对付这些“土皇帝式的“牛毛司令”，当时有几句很普通、但很能震撼人心的话:“你还是中国人吗?”“你是吃中国粮食长人的吗?”“你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了吗?”这些完全是群众的语言，力量很大。当地还有几个绰号叫“张大脚”、“光天棍”的“土皇帝，就是经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争取过来的(当然，他们有的也有反复)其中有个叫刘杰二的人，当时就五六十岁了。他有几百人的队伍。身边有一个卫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叫作“一长一短”全部骑自行车，满有点“山东响马”的豪放劲头。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他逢人便讲:“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的!对我们很尊重。
刘杰三有三个老婆。这一点在主力部队的同志中间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想不通，说:“一个人三个老婆，地主、老财嘛!霸占民女嘛!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司令?”我们告诉这些同志，你是先动员他去抗日好，还是先动员他退了三个老婆再去抗日好，而且你先动员他退老婆，他还未必能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卢绍武同志开玩笑似地对大家讲;“你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拉队伍占山为王的;你是共产党员，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在我们来到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三个老婆有什么要紧，带着三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来说，我看可以可我们这些人不行。支队长、政委、我和你们大家现在没有老婆，日后也只能一人一个老婆。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对这些“牛毛司令”、“土皇帝”，我们的支队政委崔田民头脑冷静，很讲政策，又有耐性，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日寇极大的注意.秋末，他们纠集顽军卢翼之部，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我们。我们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转眼冬天到了。那时我住在微山湖边上的一个小村里，组织筹备过冬的物资。一天，崔田民飞马从单县赶来，说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了电报，电报的主要意思是:
冀鲁豫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你部应作长期打算在该地区进一步创造扩大、发展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是说，中央改变了原来交给我们“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这当然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但随着任务的变化.大量的工作必须跟土来。
这时，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了一万七千多人。要进一步扩大、发展和巩固这个地区，最突出的困难是要解决这一万七千多人过冬的粮食和棉衣问题原来，国民党直南专员丁树本跟我们搞统一战线，多多少少地补给我们一些钱、粮和其他物资.现在他变成了亲日派，不但什么都不给，还同我们搞摩擦。加上这一带的群众生活本来就苦，我们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我对崔川民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真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他也发起愁来，想了一会，说:“我听说彭老总现在内黄，你是不是找找他去?”我一听，觉得这是个办法，就说：“好就这么办!”
我带着警卫员骑马由微山湖向西北方向日夜奔驰。赶了二三百里路，到达内黄见到了彭老总。
彭老总住在一户农民的破草屋里，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他没有戴帽子，看来好长时间没有理发，原来的短发已经变长了.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就是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我见他盘腿坐在炕上，同司、政、后的干部正在谈话，就悄悄站在一边，没有打搅他过了一会，我才向他报告彭老总立即下了炕，大步走过来，拉住我说:“啊，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我把冀鲁豫边区一年来的情况扼要地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高兴地说：
“你们搞得不错嘛!”
我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使人伤脑筋、发愁的事呀!”
“发什么愁?”彭老总关切地问。
我说:“一万七千多人，要吃，要穿，要用，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噢，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大间题，让我也得发愁呀!”彭老总说到这里停下来，笑咪咪地望着我。“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向我'讨鱼税银子’的了!’
这是彭老总的一个特点;他在听取下级汇报时，一般不插话，一讲话，就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笑着说:“你说准了，就是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嘛!”
彭老总没有笑，也没有马上回答我他默默地走到门口，凝视着前方。两手掐在腰间的皮带上，魁伟结实的身躯几乎把整个门都挡住了。
我不知道将得到怎样的回答，心里有点惴惴不安。
过了一会，彭老总转过身来对我说:“困难哪，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我们'财神爷’(指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
彭老总的话使我的心猛地沉了下来。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感到可能要空手而回了。不料，彭老总突然转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
'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一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彭老总停了停，象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你一万块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一块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象在并冈山、在中央根据地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战士们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没有吃投有穿，敌人给送上前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
彭老总笑了。
在场的同志也笑了。
我当然更是心满意足地笑了。
我和警卫员连日连夜返回鲁西南，崔田民和卢绍武同志已经把部队带到单县、曹县地区。他们一见我就急切地问:“怎么样?”
我把老总的指示向他们传达之后，说:'这一万块银元是彭老总下了很大的快心才拿出来的。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向上伸手了，大家都困难嘛!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去找敌人要!”
我们三个人商量要打一次汉奸，而且要打一个民愤大，又有钱又有物的，打谁呢?
“打'高二穷种’!”卢绍武说。
“高二穷种”是单县西商青堌集的一个大汉奸。虽然有个“穷种”的绰号，实际上，他地多、粮多、钱多，一点也不穷。这个家伙和日寇勾结很紧，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还有日本授给他的委任状、指挥刀依仗日寇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本人丑陋不堪，又半身不遂，却霸占了三十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老婆和姨太太，群众恨透了他打这样的汉奸，既可以为民除害、出气，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崔田民和我都同意卢绍武的提议。
我们把“高二穷种”捉住后，在当地游街示众，揭露他的罪行，并勒令他家里拿钱来赎他的命。
我们这一行动不但得到了七万块恨元，而且把当地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我们用这些钱买粮、买布、买棉花，群众积极地为部队赶制棉衣。一万七千多套棉衣很快做成了，针针线线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当部队穿上基本上是一色新的军装，向东明和淮阳地区转移时，沿途的群众都高兴地说:“八路军越来越威风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和坚持敌后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更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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