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我到抗大被编入学员队学习。我看到和我一起学习的都是红军师、军级干部，还有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陕北的知识青年，并建立了一个女生区队。当时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莫文弊，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傅钟主任调离抗大赴前总张际春同志升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正式开学。开学之前，我们住在延安师范学校里毛主席指示，师范学校要开学，抗大要尽快搬出。
这一期，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事大队，下属第一至第三队。第二大队为政治队，下属第四和第五队，大队长为苏振华。我在第二大队第四队，我记得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李天焕、詹才芳、郑维山、韩伟等同志，都和我同在一个队。
从师范学校搬出后没有房子，党中央决定先挖窑洞后学习，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建校舍。延安窑洞很多，冬暖夏凉。挖窑洞建校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1937年11月，抗大学员自己动手兴建校舍，全校都投入到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大家分工负责，互相帮助，挖窑洞的，运木料的，烧石灰的，不会就请老乡当教员，一学就会了。
那一段时间挖窑洞，昼夜不停，晚上也点上蜡烛挖。许多师长、军长都动手挖。许世友有力气，200斤重的木头一般两个人抬都用难，少林寺出家的许世友同志说:我来一个人扛起来就上山，那时老同志对年轻人很关心照顾，是各方面工作的模范。建窑洞不容易，石灰不会烧，请老乡指导;没有木材，就到山里用马车拉导做门框，支个棍子用锯子拉，手上都打起了泡。不会就学，互相比赛，到底看谁干得好，那时候外面来的青年学生很多，看到老同志们都这么艰苦奋斗，受到很大鼓舞。青年学生中男的剪了长发，女的改了旗袍，天天为我们唱歌、加油。青年学生穿的用的都改得很朴素了，认为奢华很丑，艰苦很美.当时的抗大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抗大以后发展到数万人，正如罗瑞卿副校长所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世上无难事。经过大家半个多月突击，荒山脚下一排排整齐的新窑桐挖出来了。我们把窑洞用石灰泥得雪白，窑洞前平整得溜平，用延河运来的石头把道路铺得很好看，还栽了花和树，很美观。新校舍建成后，大家高高兴兴搬迁到新校，开始学习。
毛主席为此专门给抗大写了题词，高度评价抗大师生的革命举动。题词说“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新校舍落成举行庆祝典礼时，中共中央特地送了题为“伟大事业”的横匾。
毛主席亲自参加典礼并讲了话，号召抗大师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与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战胜日寇，驱逐日本出中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十分重视和关心。抗大的重大活动，毛主席几乎每次都到。抗大的重要问题，毛主席都有具体指示。学校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常来给我们上课。没有黑板，用煤灰抹在墙上作黑板;没有椅子，捡块石头作凳子。毛主席亲自给我们讲课.讲军事辩证法。毛主席讲课时没有椅子，我们就去老乡家里临时借把圈椅，摇摇晃晃的。我们让他讲讲形势，他就讲。毛主席讲课由浅入深，大家都爱听。
朱老总讲课就不这样了。他给我们讲党建，不分一二三四，想到哪里讲到哪里，生动活泼.但不好做记录.大家就提意见，反映到他那里。第二天，他抱了一大堆书来了，说，你们提意见要讲理论，我把老师搬来了。你们提问题，我解答。那时候学习的空气非常浓厚，同志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要戴有青天白日微的国民党帽子，大家想不通。朱老总就先戴。我们跟他开玩笑，说老总峨了个乌龟壳呀，他也不和你生气，继续向我们讲道理，直到你心服口服为止。
周总理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以后董必武同志讲党建，各位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讲课。讲政治经济学，名词搞不懂，比较枯燥，大家不爱听，毛主席说，这门课难一些.但你们缺的就是理论，非要学不可。中央非常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领导亲自当教员，教育效果很好.
这次我学习了半年多，还没有毕业，就调我到抗大一大队一队任指导员。一大队有九个队，一、二、三队是部队老同志，四至九队是青年学生。由于第一大队学员人数最多，红军干部比例最大，而且远离校部独立活动，因而大队干部配备也比较强。
大队长为苏振华，政委为胡耀邦，副大队长詹才芳，都是毛主席点的将。因为来延安学习的人数增多，延安城已容纳不下，学校决定采取分散办学的办法，除第二、三大队驻于延安附近外，第一大队由延安移到瓦窑堡，第四大队移到蟠龙镇，第五大队移到甘肃庆阳镇，第六大队移到洛川县。在抗大我先后任第一大队第一队政治指导员，第四大队第七队政治指导员，第四大队政治处组织股长，工作多次受到表扬，荣获了“模范工作者”奖章。这枚用漂白布石印的奖章，以后夹在不为人注意的一本书里面，居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劫难，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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