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之行
革命暂时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我回到上海后寄居在姑母家，才免了搜查讯问的麻烦。但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也不能做地下工作，以后怎么办?后来传来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成功，带领队伍上井冈山打起红旗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感到应该尽快到那里去参加战斗。我通过交通，一再向组织要求派我去井冈山。
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从门缝底下塞进一张纸条.上写着“黄浦滩有船等你”.开门看时并不见人。我按纸条上写的路线很顺利地到了码头，看到一艘苏联客轮停在那里。刘伯承同志站在跳板前向我一招手，轻声说:.“到6号舱去。”到6号舱的都是拿着纸条的人，船开始启动后，刘伯承同志进来了，先点了一下人数，叫关了两头的舱门，然后说:“我们一共20人，是党中央安徘去莫斯科学习的，暂时我是负责人，大家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接着他给大家分配了床位。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一点出国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我认为蒋介石在疯狂镇压革命，共产党人应该走上前线进行斗争，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个时候不应该到国外去。可是上了船，也没有什么办法，况且又是组织安排的，只好糊里糊涂地北上、心事重重地到了海参威。下船后停留了几天，又搭上了经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不住地责问自己:国内斗争这样激烈，这个时候应该留在国内斗争。真不应该出国啊。
1928年春，我到达了莫斯科，分配在炮兵学校学习。但我的心仍安静不下来，惦记着国内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想到国内的共产党人正在遭受蒋介石的屠杀，井冈山的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国内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学不下去。我是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我要的不是学习，而是战斗;战斗的岗位在国内我要回国。更使我伤脑筋的是中山大学拥护王明一派的学生老来找我们纠缠.他们散发传单，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理论水平低.连什么是高潮、低潮都不懂。中国革命要靠中山大学毕业生去当中央委员”。
这些人多数是国民党员，他们的后台是王明.王明1925年秋由湖北省党组织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善于钻营，得到了该校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担任该校中共支部局宣传千事、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他们先是拉我.我看不惯他们的宗派活动，不愿接近他们，他们就开始打击我。我想.与这些人瞎斗.不如早点回国参加战争。但要求回国又得不到批准。怎么办?我经过考虑，决心犯一点小错误。当然是行政错误，不是政治错误，以便被遣送回国。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到陆军大学找刘伯承同志商量，叶剑英同志也在场刘伯承说“不能这样做呀老弟”我说舍此别无办法。
第二天上课时我不到课，校长找我谈话，我提出回国请求。校长说先上课，如不上课.就送你去坐禁闭。我表示愿意去坐禁闭。他就开了一个条子叫我到城里禁闭室去报到。我坐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学校让我回国了。我就离开了莫斯科。
回国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地汇报了我在苏联学习的情况、但王明等人还是给我散布了不少谣言。说我“罢课”在莫斯科“游行示威”，真可笑，我为了回国，自愿去坐禁闭。怎么叫“罢课”我一个人，怎能够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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