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准备应付更严峻的考验
日本帝国主义几年来虽然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但是由于其兵力不足，他们在战略进攻阶段，只能控制一些主要的点和线，并不能达到其霸占中国全部领土和永远奴役中国人民之目的。相反，其兵力和财力却不断大量消耗，使其国内矛盾重重，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这迫使其不得不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接着连续对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又遭失败。我八路军、新四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竭智惮虑地寻求新的对策。
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制订了《昭和十六年以后长期战现地政治策略指导大纲》。这文件强调要“逐步划出重要地区，促进占领区的治安整顿，谋求充实我国防资源。同时，谋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实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对我战争的进行与事变的处理进行策应与协助”。
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们会同汪精卫、李士群以及汪伪政府的日军顾问晴气庆撤等，商量如何贯彻实施这大纲的精神。他们对我抗日根据地问题感到十分头疼。日军顾问晴气庆)R说:“特殊地区内敌匪频仍，悍徒横行，兵至则四散，兵去又潜聚，往复如梭，终无宁日”，认为极难对付。他们召集了一批过去积极反共现在投降敌人的伪军头子，专门研究过去蒋介石在江西五次“围剿”苏区的战略战术，密谋炮制了一个《治安肃清纲要》，决定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实行“清乡”;用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相结合的手段，企图肃清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武装力量，实现其由点线的占领扩大为面的全地区殖民统治。
四、五月间，由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组成的“清乡委员会”，在南京前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对其“清乡”计划及实施进行了讨论。由蒋介石秘密派遣至沪、宁与日伪暗中联络的国民党要员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密电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竭力主张唐生明参与其事，并指示他利用日伪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于是，唐于五月公开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了“清乡委员会”副主任兼军事处长，蒋方直接参与了日伪的“清乡”密谋和行动。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从七月开始，敌伪在京(宁)沪铁路两侧及京、沪、杭地区实行“清乡”。从吴县、太仓、昆山，至江阴、无锡、武进，打算用一年时间，完成伪化任务，把共产党赶出这块地区。
一九四二年秋，敌伪的“清乡”区，东面推进到崇明、嘉定、宝山;西面扩展到丹阳、镇江、扬中，同时又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实行第四期“清乡”。我苏南军民在谭震林、邓振询、江渭清、钟国楚、罗忠毅、廖海涛等领导下，进行了反“清乡”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罗、廖于一九四一年冬在塘马血战中英勇牺牲。暗藏在我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梅光迪逃往上海，为汪伪特务组织七十六号逮捕，再次叛变，公开担任伪常州青年救国军司令。积极对我进行“清剿”。我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主力给予沉重打击。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有生力量，我军主力遂北渡长江，转移到苏中地区。仅留少数游击队在江南坚持，根据地基本沦陷。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急需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同时日军深感兵力不足，要抽调大批壮丁去参加太平洋战争，就必须先消灭或大大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强化伪政权。因此决定继续完成苏南“清乡”以后，将重点转移到长江以北。“山雨欲来风满楼”，苏中地区的形势就日趋紧张起来。
一九四二年夏秋，我们听谭震林介绍了苏南反“清乡”斗争的详细情况，分析敌伪的“清乡”不久必将扩展到长江以北之苏中地区。苏中地区军民必须作好准备。苏中区党委及军队一定不要被敌人的“清乡”所吓倒，思想上要反对失败情绪，树立起我们必胜的信心。
事物总是有矛盾两方面的，而且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有“清乡”就有反“清乡”。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终究是要被反侵略力量所击败的。不管敌伪在“清乡”中使用什么新的伎俩，我们都是可以予以粉碎的。但是，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又必须认真研究这一新的敌情，吸取兄弟部队在苏南反“清乡”斗争中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作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有备无患，决不可掉以轻心。
当时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早已到达。我们已完成了精兵简政工作，把军政机关紧缩到最低程度，军区的党政军机关有七十二人，合在一起办公，一起行动;把老弱病残遣送到沦陷区埋伏;把机关的青壮年充实到连队，这样可以应付行将到来的残酷的反“清乡”斗争。同时，也解决了根据地缩小而“鱼大塘小”的矛盾。
敌伪多次大“扫荡”以来，我根据地被分割和缩小。精兵简政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如果敷衍塞责，那就要付出很大的血的代价。为此，非采取果断措施不可。
不久，我情报人员搞到敌伪的计划，证实了敌人的“清乡”打算。敌伪决定把力量转到江北后，第一步搞沿江沿海的通、如、启、海地区，第二步扩展到我三分区沿江地区，第三步推广到我整个苏中、苏北区。在得到这一情报后，区党委即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下旬在南坎举行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研究对策。这时我尚留在二分区，接到通知，立即连夜从三仓河出发，经掠港乘船走海上，到吕泅上岸，骑快马赶到南坎。
这次会议由粟裕主持，各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全部到会。谭震林、粟裕、陈丕显、叶飞和我都讲了话。会议确定了总的指导思想是:以积极为主，充分发挥主观力量，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伪;同时在不利条件下适当进行各种不同的辅助斗争，以达到武装公开坚持之目的。同时，还确定了坚持原地斗争和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要求全区军民在此精神指导下，做好各种应付更艰苦斗争的充分准备。
我受组织的委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报告，主要是联系我苏中区的实际情况，讲清楚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纠正党内外对这一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会议经过讨论，初步拟订了实施方案。会议还讨论了四分区的反“清乡”问题，因我们对敌伪的具体部署了解得还不够细致，原则上同意了姬鹏飞等同志提出的四分区反“清乡”的意见。
十一月上旬，会议结束。我由原路线，乘海船返回三仓河。途中发生了险情，有内奸把我行动的路线和时间秘密报告了敌人。我离开吕泗港后，逆风，船在海上转了将近两天时间，当我们行驶到离掠港还有三十余华里的海面，警卫员进船舱向我报告，远处发现一条小船，船上有一位渔翁用兜网向我们不断挥动。我即登上船头，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那渔翁还在挥动兜网，似乎是想阻止我们的船前进。
我立即命令我们的三条大船不要前进，同时令武装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又命令参谋人员乘小划子去联络。我们在这一带渔民中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又有海防团的武装在这里活动，基本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数小时后，参谋带着那位渔翁来到我的船上，渔翁报告说:“鬼子在掠港外围埋伏，已等了三天，你们不能去。”我向渔翁了解了详细情况，并诚恳地向他道谢，然后命令回船向小洋口上岸，回到唐家集附近行署机关驻地，没有被掠港敌人发现。
我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粟裕。粟裕认为这明显是有奸细在我内部活动。他也觉察到自己的行动也经常被敌侦查到。我到哪里，敌人也很快知道，我们部队不断移动，用的又是密码，按理说敌人不可能这么快了解我们的动向，会不会是电台有问题。他暗暗布置保卫部门暗中审查。当时部队和机关流动性很大，一住下就架设电台，发报与各地联系。保卫部门一次次暗中观察，终于发现有一个报务员，架好电台后先发一个特殊的呼号，然后再发报，仔细辨听，又弄不清他所发电码的内容，估计是在报告敌人，我们已到何处等等。电台机要人员和我们一起行动，吃住都在一起，出了内奸很危险。保卫部门立即将此人抓起来审讯。他作了交代，确系由敌特派遣打入我部的奸细，包括我回掠港的路线、动身日期均是他向敌报告的。案子查清后，将这奸细处决了。
这次查明奸细案件后，我深感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家里出了内奸，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要把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包括伙夫、马夫、警卫人员都查个清楚，否则是危险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互相都要派出自己的谍报人员。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麻痹谁就倒霉。
南坎会议后，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回去，即按照会议精神抓紧精兵简政等工作。这时，日伪军策划在苏中实行“清乡”的行动更趋迫近。
敌人不甘心于对我苏中地区的“扫荡”一再破产，特别是太平洋战争逐渐紧张，而我华中地区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不断壮大，加上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存在，使他们感到有后顾之忧。
而且，苏中、苏北和苏皖等地，食盐、棉花、粮食等物产丰富，敌人认为只有牢牢控制住这些地区，才能搜括兵员，掠夺财富，以战养战，更有力地支援太平洋战争。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东京报纸上发表社论，公开宣称说:“扫荡长江下流之匪军(指我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作者)是十分必需的，同时给国民党残部也应予扫除，打破他们对英、美反攻太平洋和大陆的迷梦”。
又说，“长江下游富有食盐、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不能容忍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在这里破坏”等等。同时，我们从内线的情报工作人员处，得到了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所发的《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并得知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已派了不少特工人员到南通地区，准备成立其公署筹备处，证明了敌伪马上要对临江濒海的南通、海门、启东及如皋东部地区实施其苏北第一期“清乡”计划。
我们又收到了陈毅从阜宁停翅港发来的电报。军部指示我们，为了应付敌人长期的“清乡”和“扫荡”，必须做到后方机关完全分散埋伏在群众中，缩小目标，司令机关要轻装，减少目标;机关干部参加区、乡工作，加强领导与参加地方工作;主力部队以分散作战为原则，寻敌之弱点予以打击;后方机关及司令机关应作长期打算，党政军民机关应彻底精兵简政，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地方有威望的开明士绅予以安全照顾;在人民中间广泛宣传，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动员;加强敌工工作，防止内奸暴动。过了不多天，陈毅又来通知，军部将由阜宁停翅港向淮南二师地区的盯胎黄花塘转移。
当时社会上的传闻也越来越多。日军惮于我新四军一师的强大战斗力，有意散布消息，扬言要调三个师团来苏北进行“扫荡”和“清乡”。粟裕和我们一起分析，根据日军兵力不足的状况，要集中三个师团来对付我们是难以办到的。敌伪散布这消息很可能是虚张声势，企图以恫吓迫使我军主力转移，以利其对苏中地区的面的控制。然而，正因为敌伪对我苏中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有相当了解，他们必然会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估计会有一万多日军和更多的伪军，压向我根据地。我们必须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精兵简政工作已初步进行，但很缓慢。
区党委又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发出《关于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斗争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必须把精兵简政工作作为“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限期做好。区党委分工由陈王显去一、三分区，我去二分区，粟裕去四分区，彻底抓好这项工作。那时同志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只要党组织决定了的事情，从不讨价还价。各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均带头做榜样，陈不显的爱人小谢、我爱人张云、朱毅的爱人陶陶等，都分别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移去上海埋伏。粟裕的夫人楚青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转移。
钟期光的爱人胡萍转到南通市埋伏。钟期光是好同志，党性强，明知南通熟人很多，危险性大，但他不提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后来他爱人被敌发觉而被捕。区党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做了带头示范，所以下面各部各地区的精简工作就能雷厉风行进行了。除少部分女同志及年老体弱不适应反“清乡”斗争环境的干部转移到外地埋伏外，精简下来的人员大部分充实连队，充实基层，还有少数人暂时回到地方当老百姓，等将来形势好转后再回来。讲清了形势，作出了决定，不到一个月就把问题处理妥了。
苏中区党委、行署、一师兼军区三大机关，原有四五百工作人员，精简后共剩七十二人，行署减少了八十九人，军区减少了一百四十四人。一、二、三、四分区的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原有一千多人，精简后只剩三百多人。十四个县的县委、县政府、警卫团和独立团机关，原有一千五百六十人，每县平均九十八人，精简后县级机关平均只剩四十三人。全苏中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共精简了九千二百多人。
许多单位和部门，该裁撤的裁撤，该合并的合并;行政区也作了部分调整，把小乡改为大乡制，便于就地坚持。这样，机构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地方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领导作风也有了很大改进，财政支出每年可节约大米一千三百九十七万斤，其它经费和物资供应也大大减少，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效果很好。在精简中也发生过某些偏差，如个别单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发生藏枪卖马，散伙收场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精简工作告一段落。各分区作了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准备，加紧布置两条线的双重组织，一条线即根据地原有的地、县、区、支部系统，继续公开领导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另一条线即特别系统的秘密线，两条线分开。特别线系统的干部选定十分慎重，既要立场坚定、忠实可靠，又要“面孔不红”，具备隐蔽条件的;组织要求精干严密，三人以上成立支部，支部不超过十人，支部之间、小组之间没有横的联系，地、县、区领导机构不超过三人，也按秘密联系的原则，没有横的关系;任务是长期埋伏，收集情报，储积力量，不参加任何公开的工作，准备在所在地区沦陷时保存组织，掩护同志，开展秘密斗争。
干部从县级以下完全实行地方化和职业化，一般以小学教师、做生意(甚至打入敌伪组织和群众团体取得“合法”身份地位，或参加封建宗教帮会)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以利于在极不利的环境下保存组织。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组织措施是必要的。它在尖锐复杂的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展“三冬”运动，也是南坎会议决定的一项反“清乡”斗争的重要准备工作。“三冬”就是利用冬季农闲发动群众“冬防、冬学、冬耕”，其中以冬防为主。各分区在会议结束后，也立即抓紧贯彻。通过冬防工作，发展了民兵四万五千多人、自卫队员十二万人;冬学工作则有四百三十多名教师和十二万余基本群众参加，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对四分区来说，也是一次广泛的反“清乡”思想动员;通过冬耕工作，政府发放了三百万担粮食，近六百万元现金的农业贷款，救济了严重灾荒区的人民，有四十六万多人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新开垦了荒芜田地数万亩。开河、筑坪，为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进一步发展了党政军民的鱼水关系。
敌伪“清乡”的风声越来越紧。华中局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ll日发来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其时，陈毅等已率领华中局和军部机关于一个月前离开盐阜到达津浦路东盯胎县之黄花塘地区。那里比较偏僻，地形复杂，便于部队和机关隐蔽运动。自从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奉调中央，离开盐阜去延安后，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重担，主要落到了陈毅的肩上。他来电报的精神是要我们既充分估计到形势的严重性，又必须充分看到自己坚持斗争的许多有利条件，命令我们在反“清乡”中一定要坚持原地斗争。
粟裕和陈毅长期并肩战斗，配合得十分融洽，他对陈毅的意见向来很尊重。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我们商量如何贯彻华中局这一重要指示。他分析了当前苏中的情况，并认真研究了苏南兄弟部队反“清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意见。区党委和军区进行了讨论，认为意见很好，在此基础上作了若千补充，即于二月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紧急动员口号，号召大家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这时，我们对敌伪“清乡”的具体部署也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动员令发出后，粟裕便轻装简从亲自赶往四分区，深入检查和指导那里的反“清乡”准备工作。
粟裕性格比较内向，一般场合说话不多，但经过深思熟虑，讲起话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很有针对性和概括性。他说:“'清乡”就是全面伪化。”敌伪对苏中的“清乡”，就是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或赶走我们，以实现其全面伪化的阴谋。因此，我们反“清乡”的总方针就是“坚持”两个字。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至于怎样坚持，强调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粉碎日伪的“清乡”。
他还对斗争的方法、措施作了细致的考虑。在粟裕的具体指导下，四地委、专署和分区对反“清乡”斗争，作了更进一步的部署:向全体军民提出了“不让敌人抓壮丁、造名册、打篱笆、筑碉堡、架电线、修公路”等口号;帮助四分区整顿和加强了各级党政军组织，将一些缺乏经验的干部转移到“清乡”圈外;对中上层统战人士作了必要的转移和安排，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民族气节。对有可能被日伪占领的村镇，进一步健全了坚持斗争的秘密组织，建立了秘密情报网、交通站。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改造地形的工作，把大路改成小路，直路改成弯路;迭经破坏的公路和桥梁凡为敌修复者，悉数再行破坏和拆毁之;检查并增筑大小河流中的暗坝、暗桩。
军事上强调了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从全区抽调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了精悍的短枪队、政治保卫队或锄奸队，准备有重点地分散打击敌伪工作人员;区、乡都配置了以武装民兵为骨干的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主力部队则大部配置在“清乡”区外围，策应“清乡”区内线作战。一、二、三分区也在区党委和军区的部署下，作好了迎击“扫荡”、“清剿”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到处森严壁垒，到处准备拚搏。苏中全体军民以昂扬的斗志和无畏的精神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更严峻的考验。
敌伪在对我苏中地区开始“清乡”以前，先对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梳蓖式大“扫荡”，重点是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原所在地盐阜区。
敌伪对我情况估计错误，根本不知道我华局和军部已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阜宁停翅港西移，仍然估计我新四军主力和军部都集中在黄河故道及射阳河之间。西起运河，东至海边，方圆不过三百里。他们企图把我首脑机关和主力一举歼灭，至少将我们赶跑，为其“清乡”扫除最主要的障碍。为了围歼，敌调动了约三个旅团、一万五千多人的兵力，于二月二日，第十七师团之一部由淮阴、涟水出动，沿着黄河故道向南推进;独立第十二棍成旅等部由兴化、盐城向北进攻。空中以飞机配合，步步进逼。为防止我军可能突围，在各重要据点都配置机动兵力。十七、十八两日，敌占领阜宁、东沟、益林、风谷村等重要基地，然后紧缩包围圈。
我新四军三师黄克诚所部，除留少数兵力在内线坚持外，大部跳到外线，转移至黄河故道以北之淮海区，敌人扑了空。
陈毅发来电报，命令我一师主力配合三师在盐阜区的反“扫荡”，主动在苏中出击。同时他又给二、四师部队下达了类似的命令。粟裕接到命令，即部署部队发起进攻。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师三旅攻克如皋之曹家埠，歼灭伪军一个营，乘胜拔除了孙窑敌伪据点。接着又乘敌伪仓惶调动部队之际，力拔金沙、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敌伪据点一二十处。二十四日我新四军四师部队攻克泅洋重镇洋河。二师部队乘虚奇袭淮阴城，将敌人的许多马匹、粮株俘获或焚毁。淮阴少数守敌龟缩在几个碉堡内同时向在外“扫荡”的敌部呼救。敌在外“扫荡”的部队不得不迅速回师救援淮阴、淮安之危。两淮为此紧闭城门三日，敌人惊恐万端，对盐阜的“扫荡”遂以失败告终。
敌独立第十二混成旅等部在盐阜“扫荡”结束后，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我苏中主力。来势很猛，对我几个分区同时“扫荡”，每次出动均有数千之众，其中对我三分区尤为厉害。我们区党委分开行动。粟裕掌握七、八两个团，我带行署和二分区司令部并一个团，主要在二分区地区穿插行动。陈丕显带区党委少数人，改穿便衣.埋伏隐蔽于汤家园附近农村。粟的位置在三仓河以北，我的位置在三仓河以南。
有一天，我带行署和二分区司令部机关，从海边的九沟镇深夜移营至七灶附近的张家灶，行动很机密，但没有注意到出发时有汉奸尾随。我们半夜抵达海安东北百余里之张家灶宿营。海安至角斜、小洋口一线是封锁线，驻有敌伪重兵。我们离角斜还有几十里路，我机关在宿营地住下后，我把警卫团安排在前方，准备对付角斜之敌。我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四千余敌人在北边紧追粟裕，角斜的敌伪军八百余也有可能随时出动。
我带了参谋察看周围地形，同时关照部队加强警戒。敌人得到汉奸的报告立即出动，拂晓前已进至我警戒线。在前面的警卫部队发现敌情后，没有及时报告司令部即擅自将部队拉走了。敌长驱直入。幸亏司令部事前也派出侦察组加强了警戒，他们在一里路以外发现敌人尖兵，来不及报信，即甩了几颗手榴弹，和敌人打了起来，我侦察组将敌人引向东面，敌人不敢冒进，拖迟了敌人达一小时之久。
我们闻警即令全部机关由南向西富安方向撤，一面布置一个警卫连死守，以掩护机关安全撤退;一面叫秘书长徐平羽带领机关人员从交通沟西撤。我布置好阻击以后，回到屋内，徐平羽因为我没有即走，误以为情况还未到十分危急的关头，迟迟集合人员站队。屋里地方狭小，排不好队，他又叫大家去屋外排队，当时乱糟糟的，队伍排不整齐。他坚持不排好队伍就不让走。我出来一看，糟了，真是书生气，敌人已迫近村庄了，我连忙说:“不要排队，赶紧走!”大家就呼呼地从交通沟西撤。
我带了几个警卫员和通讯员殿后，跑步向西。刚过一个拐弯处，见敌人正跑步向北从斜面窜过，离我只十多米远，有两个通讯员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看我过去，并没有追。敌人是按照他们的步兵操典作战的，不管旁边发生什么事，都要按照长官命，令行事。他们的长官命令是包围村庄，然后搜索消灭新四军，其他就不顾了。当敌军把张家灶团团围住时，我们已跳出包围圈了。
敌人包围村庄后，炮火更加猛烈。村庄里有七八十户人家。我警卫团团长彭桂卿留在庄上指挥掩护的连队进行阻击，怕庄里老百姓受大损失，主动将部队转移到庄外的洼草地，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这个连百余人大多壮烈牺牲，彭桂卿团长等在枪林弹雨中乘隙机智迁回跑了出来。翌日，上海汪伪报纸谎报说，管文蔚已被俘。
我们行署和司令部机关靠近富安敌据点附近。我身边仅几十人，目标不大。敌外出“扫荡”，据点大多空虚。张家灶战斗后，敌人估计我又东去，即向东追赶、“扫荡”。
粟裕在北边摆脱敌军追剿，中午到达张家灶，见残垣断壁，余烬未熄，洼草里我阵亡战士不少，村庄里已没有几个老百姓。粟裕本来打算在这一带休息一个晚上的，见此情形，即命群众帮助把尸体掩埋好，连夜向角斜东南方向的丰利镇转移。那时，角斜以北至三仓河一线所有村庄大多被敌占领。傍晚，我又悄悄带领机关从富安附近出发，乘夜色朦胧，从敌据点丁家所边上偷渡封锁线。也就是从敌人鼻子底下掠过去。事先我们作好准备，凡是行动时会发出响声的东西一概收掉，嘱咐行军时严禁说话、咳嗽。
越过封锁线后，我们又涉水过了几条河，到达鸦场头宿营。这次敌人“扫荡”是下了决心的，想把粟裕和我一起干掉，为此我们就十分小心，必须在敌人据点林立中灵活大胆地迂回穿插。徐平羽建议插过通扬公路到三分区黄桥一带回避，我考虑那边正是“扫荡”的重点地区，去那里犹如送入虎口，是不行的，必须重新回到角斜以北去。我们选择两条河之间的一条小路，两边均有敌人驻守，距离仅一里路，从这里通过，危险性虽大，但估计敌人已大部转向我四分区地区，把从海安、角斜到小洋口一线严密封锁起来，明日就将对这一带按村搜索;而角斜以北唐家洋一带则已无敌踪，我们应该大胆地从角斜街上通过，迅速转向北去，这是上策。
但有些同志对此不无顾虑，我说:“出其不意，乃是兵家常用之谋。我们这样行动，正是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看起来似乎是一着险棋，实际上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当天夜里，我们以一个排隐蔽在敌碉堡下监视据点内的敌人。全部机关人马就从角斜街上悄悄地通过，连夜转移到唐家洋以北地区，跳出了敌军追剿部队的包围圈。
粟裕在南面与敌周旋了一周时间，打了几次遭遇战，也从海边悄悄地回到了北边。
敌人这次大“扫荡”又扑了空。我军主力损失不大，但是敌伪却扬言说，我已被他们打死，又说我被他们抓到了，沸沸扬扬，传闻很多。上海的敌伪报纸还以显著的版面，刊登了这些捏造的消息，无非是虚张声势，迷惑视听，聊以自慰而已。
敌人对黄逸峰的“联抗”，李明扬、陈泰运的部队，也顺带进行“扫荡”。他们事先作了转移，没有遭受多大损失。
敌人“扫荡”后，仍撤回原防，有的归还了原建制。群众尽管在敌伪大“扫荡”中遭受了劫难，很多房屋被焚毁，很多子弟兵的家属被抓被杀，无辜的老百姓被当作新四军抓去的也不少，但他们看到我们仍然坚持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情绪还是很高涨。
敌独立第十二旅团于一九四一年由苏南调来苏中，和我们打了两年交道，伤亡很大。其所属五个大队，一个大队长保田被我军击毙，另一个大队长加藤被我打残，部队被我消灭了不少。南京的敌十三军团司令夏腾田井对此非常恼火。此次大“扫荡”之后，对南部襄吉更不满意，便撤掉了他旅团长的职务，并把这支部队编入其第七十师团。独立第十二混成旅的建制也被撤销，改为第六十九旅团，以岩切少将为旅团长。
此次敌伪大“扫荡”，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准备工作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军主力争取先机向敌进击在前，迂回穿插甩掉敌人于后，既粉碎了敌伪的“扫荡”，又打破了敌伪的“清乡”部署，连敌人囤积在长江沿岸准备用以构筑封锁线的大批毛竹也被我军民烧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胜利的信心提高了，畏惧和失望的悲观思想也被一扫而光。正如粟裕于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地委召开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正义在我们一边，群众在我们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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