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醴陵——笔圣寺
刘斐（1898年-1983年4月8日），湖南醴陵人。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厅长，掌管对日作战计划。与蒋百里、杨杰、白崇禧，再加上“半个”刘斐，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三个半军事家”。
刘斐戎装像
一、出生贫寒，投身军旅
刘斐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入塾读书，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与同学喜爱。1917年夏，19岁的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1917年，护法运动兴起，白崇禧在桂军马晓军部担任连附，跟随顶头上司黄绍竑驻军湖南株洲。当时，桂军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白崇禧也病倒了，卧床不起。
湖南醴陵——渌江书院
黄绍竑请来当地颇有名望的中医邹益经到军中为患疾官兵治病。在邹益经的妙手回春之下，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白崇禧对邹益经感激不尽，两人私交甚密。邹益经便把自己的女婿刘斐介绍到白崇禧部下当差。1920年，刘斐告别妻女，到达广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他年方二十，仪表堂堂，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了。而且头脑灵活，点子较多，经常给白崇禧出谋划策，为其起草文牍，很快博得白崇禧的信任。不久升任排长，被选派到广西南宁讲武堂学习，1921年6月结业后回到白部任参谋。1922年春，又被派往李济深在肇庆主办的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在西江讲武堂，刘斐除学习军事外，还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青年白崇禧像
1924年秋，刘斐从西江讲武堂毕业。这时正逢新桂系的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联合，组成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剪除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夺得了广西军政大权。随着白崇禧的发迹，刘斐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为桂系军阀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广西统一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了。是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统一了粤境，为北伐进军准备了后方基地。孙中山逝世后，刘斐力主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统一两广，出师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大业。这一政见得到李、黄、白三人首肯，刘斐被指派前往广东联系两广统一事宜。他到广州后，找了曾有交往、又有乡谊的湘系将领谭延闿和程潜。在他们的帮助下，刘斐与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见了面，双方交换两广统一、出师北伐的初步意见，最终促成了两广的统一。
李宗仁戎装像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雄师10万，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声中向北进发。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白崇禧任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权，刘斐被派任总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战参谋，随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协助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作战。当时，他虽年未“而立”，但才智出众，韬略过人，颇能为白崇禧排忧解难，深受白的赏识和信任。当时尚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在北伐军中，就有不少我党党员担任党代表。刘斐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及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关系融洽。
李宗仁手书
二、东渡扶桑，力言抗日
1926年11月，蒋介石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国共矛盾渐趋激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遭到毁灭，刘斐“急流勇退”，再三请辞出国留学。白崇禧同意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1927年春节，刘斐回到家乡。当地乡亲为他的业绩深感骄傲，举行欢迎大会，刘斐在会上慷慨陈词，宣传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的主张。春节后，刘斐前往日本，考入了日本陆军步兵学校。1930年，刘斐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免试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继续学习四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斐十分关注国内局势，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行径，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积极参加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
日本富士山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刘斐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反日爱国活动，与其他同学一起，推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对日宣战。他经常与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志士谈论富国强兵的问题。他说，我们继续在日本学习军事，是为将来与日本打仗做准备的，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认为：中日两国必将一战。中国只有坚决抗日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洗去污垢；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光大发扬。他的这一预见和判断，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刘斐明智地选择赴日留学七年，避免参与了国共分裂及军阀混战等一系列内战，这使他留得一生清白。
日本和服少女
1934年，刘斐完成了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后返国。此时的桂系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此前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桂系接连失利，虽然东山再起重掌广西，但却遭到老蒋的强力压制。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孤立，使得李宗仁、白崇禧举步维艰。刘斐回国后，拒绝了去南京为蒋介石充当幕僚，回广西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为桂系培养军事人才，使桂系逐渐恢复了元气。
蒋介石戎装像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增兵，妄图实现并吞全中国的计划。中华民族处于空前危机之中。刘斐建议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舆论上获得民众的支持。他经常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在红军长征时，刘斐建议白崇禧打开一个缺口，客观上帮助我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到达陕北根据地。他先后赴湘粤，促使何键与桂系言归于好，合作反蒋；1936年5月，又促成广东陈济棠与桂系联合反蒋，终于爆发了“两广事变”。
蒋介石手书
6月1日，蒋介石调集军队进逼广西，李、白准备誓死抵抗，一场内战如箭在弦。刘斐审时度势，力主和平解决。8月初，刘斐应程潜之约，赴粤面见蒋介石，力陈只要蒋出来领导全国抗日，双方就能和解，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意见。刘斐即赶回南宁，向李、白汇报，共同商量了具体和平的办法。8月26日，刘斐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再度赴粤见蒋，表达和平愿望，终于使蒋同意了广西方面提出的和解条款，“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12月，“西安事件”爆发，刘斐力劝李、白，国难当头，不能起事怂恿，轻举妄动，而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斐正准备动身赴欧洲考察，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蒋介石立即电召刘斐随白崇禧一起，到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卢沟桥
三、殚精竭虑，帷幄中枢
日军在华北扩大战争的同时，又积极策划侵占上海。8月13日，日方集结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闸北进攻，中方军队立即应战，淞沪会战爆发了，大规模抗战于是开始。是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成为老蒋在军事上的重要助手。其时，日本帝国主义采取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刘斐认为，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利用我国诸多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
沪上名园——豫园
这些意见，得到最高统帅部许多高级将领的赞同，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思想。作为作战组的负责人，刘斐直接参与了淞沪会战的策划和指导。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达30多万人，动用飞机500多架，坦克300余辆，军舰30余艘，大炮300余门。然而，中国军民奋勇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不甘失败，大举增兵，改从侧面登陆，迂回包围。面对于我极为不利的形势，刘斐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建议将部队立即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无奈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致使中国军队防线溃乱，损失惨重，上海沦陷。上海失守后，日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南京防守迫在眉睫。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防守问题。
南京中华门
在第一次会议上，刘斐直抒己见：现在敌人正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和现代化的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之下，要守也是守不住的。故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在第二次会议上，唐生智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不守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遂决定固守南京，并手令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为死守南京，蒋介石大量增加兵力，以致未逾半月达11万余人。可南京的防守不过20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将士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
南京总统府
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分别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大运河的咽喉，是日军进攻徐州的首争之地。1938年，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归并组成军令部，职掌国防及用兵事宜，拟订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大纲。刘斐被委任为该部第一厅厅长，具体负责国防作战工作。他总结抗战以来特别是淞沪会战和南京防守战等正面战场屡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台儿庄会战采用运动战的作战思路。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并派刘斐赶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这次会战。
台儿庄古城
当刘斐抵达前线时，轻狂的日军攻陷滕县，随后南下攻占峄县、枣庄，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刘斐向李宗仁建议，抓住日军的战略失误，诱敌深入，调作战经验丰富、擅于打防御战的孙连仲部固守台儿庄运河一线，伺机从敌军侧翼攻击。李宗仁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并派他驻于孙连仲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3月23日凌晨，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遭遇，打响了台儿庄会战的第一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并多次攻入庄内。守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4月3日，孙连仲部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万余人。4月7日李宗仁下令追击撤退日军残部。台儿庄会战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投入了10个师，英勇抗击，不畏牺牲，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最大的胜利。
孙连仲戎装像
日军未能以徐州会战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目的，乃变更战略，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五路西进，实行所谓'长江跃进战略'，向武汉方面作陆海空三军协同进攻，企图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控制武汉，瓦解抗战局面。武汉会战，在军事部署上，可说是抗战史上一次突出而周密的行动。在会战的前后，刘斐始终驻于武昌，参与武汉会战的策划和指导。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部队达130个师，约100万人。日军在此役亦投入兵力50万左右，配以机械化部队、航空兵团和海军。会战从6月至10月持续4个半月，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消耗敌大量主力，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惨重代价。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虽占武汉，但经此一战，日军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国策宣告破产，中国抗日战争也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黄鹤楼
日军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发起了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吉古板元写信给他，说要和他合作，让他暗中帮助日军。他气愤地把书信交给了最高当局。12月初，刘斐由南岳到达重庆，随后升任军令部次长。在重庆，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心中十分不安。他经常同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保持接触，并保护杨东莼、胡愈之等人去广西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刘斐任军令部次长期间，仍然主管作战计划，先后主持或参与制订了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一些重要的作战计划。他经常往返奔走于各大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协调战区间指挥作战等问题。他敢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连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要让他三分，甚至他的意见和蒋介石相悖时，也敢于冒犯。一时国民党内无不称他为霸王次长。
衡山——祝融峰
四、消极内战，主张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发动了全面进攻。1946年5月，蒋介石改组了军事机构，裁撤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而于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刘斐为参谋次长。1947年秋，我军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连克30余座城镇，前锋直逼潼关，西安震动。为了解豫西之危局，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向老蒋提出了一个方案：征调西北战场的胡宗南部第1师、36师、38师救援豫西，留29军拖住西北野战军的方案。此时，陕北在第二次榆林战役后，已经打成了势均力敌。尽管胡宗南部连遭败绩，不过确已将西野逼到了安塞周围很小的范围内，而这个沟壑纵横的地区又是陕北最贫瘠的地方，西野大军已经到了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窘况。
胡宗南戎装像
相反胡宗南占据洛川至延安一线，正在积极补充兵员囤积物资，欲在冬季给西野以重击，可就在此时，国民党要抽调整整一个军的兵力往豫西，这无疑是釜底抽薪。胡宗南马上派参谋长盛文赶往南京，向老蒋陈述意见。岂料，见到老蒋后，盛文刚一开口，便遭到了刘斐的反唇相讥。二人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老蒋出来打圆场，他反复强调了豫西的不利局面，劝盛文要以大局为重。盛文无可奈何，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回西安向胡宗南复命。西北战场被抽走三个师后，蒋军实力大减，我西北野战军趁机在宜川、瓦子街地区发动了宜瓦战役，经过十一天的激战，我军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军部，整编27师、第90师2个师部，以及第24、31、47、53、61旅等五个旅，歼敌2.8万余人，一举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战局，并进一步影响了河南战场。
胡宗南手书
从此，盛文对刘斐恨之入骨，四处宣传刘斐是地下党的言论，将刘斐乃至白崇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淮海战役期间，刘斐又建议王泽浚的第44军从海州赶赴徐州，又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44军两天，使黄百韬在碾庄陷入了华野的包围圈中。之后，刘斐的建议又让黄维兵团受困于双堆集，最后，刘斐的策略让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了无法作战的阵型，害得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我军全歼。刘斐作为老蒋的高参，他的这些建议让蒋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无疑加速我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后，老蒋与刘斐密谈了半个小时，从此，刘斐失去了“委员长”的信任。随后，他从南京回到了长沙。
程潜戎装像
这年秋天，真可谓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泽东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八条’进行谈判。刘斐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只有与共产党真正地讲和，才是唯一出路，也只有讲“和”，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统一，由此他坚定了主和反蒋的思想。刘斐到湖南后，便与程潜频繁接触，经常交谈。他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但是。虽想反蒋却苦于手中没有“本钱”。他给程潜出谋划策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在他的提议和帮助下，程潜通过白崇禧，把唐星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成为协助程潜走和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程潜手书
五、香港起义，追随中共
李宗仁在代理总统后多次打电话要刘斐速去南京，担任总统府参军长，遭到拒绝。1949年3月，时值组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李宗仁多次约见刘斐，请他参加和谈代表团，并代表其向中共提出一些政治要求。4月1日，刘斐以军事顾问的身份，随'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和张治中将军等一道乘'天王'号专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热情款待。之后，毛主席在石家庄亲自接见了刘斐。经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16日由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飞往南京，希望李宗仁履行签字的诺言。然而，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还电召留北平代表返回南京。刘斐极为愤慨，他和代表们决心不回南京，全体留北平，并全体签名复信何应钦，表明态度。为期半个多月的北平和谈宣告失败。
张治中戎装像
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横扫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但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尚存幻想，他们试图立足两广，负隅顽抗，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不顾个人安危，由北平赴香港后，于6月初秘密飞抵广州，同李、白长谈，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同共产党合作，但未奏效。刘斐最后进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点头应允，白崇禧默不作声，一天一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次日，刘斐回到香港，一方面保持与程潜的联系，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另一方面继续与黄绍竑等一些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策划起义事宜，他被推为总召集人之一。
张治中手书
8月13日，刘斐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8月下旬，刘斐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各界代表共商国是。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
晚年刘斐像
1950年春，刘斐到武汉就任中南水利部部长。供职之前，毛泽东主席几次与他谈话，对他以后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完成周恩来总理所交的重要任务:制定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详细规划，他还直接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工作，圆满完成任务。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将他调回北京。回京后，刘斐专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应当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伟业。并建议去台人员认清形势，把握机会，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刘斐手书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他心情振奋，撰写了《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一文，一再奉劝台湾当局'早下决心'，通过谈判，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1983年4月8日，刘斐因病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还语重心长地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共庆祖国的完全统一'。其殷殷之情和坚定信念至死不渝。
醴陵仙霞出土——商代王室酒具青铜象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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