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过周恩来来和董必武的第二天，我换了件出客时才穿的旗袍，找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都秘书处，这是我第一次执行由党中央领导人直接交办的任务。此刻，对于能否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我心中还没有底，而眼下明之不在身边，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人，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因此心情十分紧张。
我想，在杭州时，我经常坐在朱家骅旁边做速记，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又一起在郊外聊过天，彼此很熟。现在分别时间不长，我相信朱家骅不会不记得我。为了拉近与朱家骅的距离，我决定，在与朱家骅见面时仍称他“主席”，以显示自己是他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部下。
我刚跨进中央党部大门，没想到这么巧，竟然迎面遇到了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熟人，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沙孟海才思横溢，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为人忠厚，在杭州时，对我就比较关照，曾经提醒我小心那些“文人”。现在要是有沙先生从中斡旋，朱家骅再忙，也一定会接见我的。
沙孟海听我说要见朱家骅，便把我领进会客室，随后叫一个小秘书去向朱家骅通报。稍候片刻，朱家骅就出来了。沙孟海对我笑了笑，就退了出去。
“啊呀，是沈小姐！”朱家骅一见面就热情地请我坐下，问道，“你是从浙江来的么？”
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词”回答道：是呀！主席！我千里迢迢到武汉来，就是要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
朱家骅听到我要“为党国效劳”，当然很高兴，说：“这个容易，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心想：这么容易就“打入”了！
可是，突然朱家骅想起了什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你要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个问题，现在又来不及向“八办”领导请示。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
这时我忽然想起董必武、周恩来的谈话。他们曾指示：要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此事“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眼下如果不加入国民党，就会失去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良机，就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想到这些，我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么？
朱家骅痛快地说：“可以。”转身对秘书说：“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
我当时不知道“特别入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持这种党证的党员，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从中央党部秘书处出来，我一直在回想与朱家骅的谈话，当天夜里很久没入睡。我想自己不辞劳苦来武汉找党，为的是追随共产党革命、抗日，现在却要加入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国民党，太别扭了。我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十分懊恼。可又一想，如果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就完不成党组织交给“打入”的任务啊！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八办”，把见朱家骅和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一一向董必武做了汇报。
我有些忐忑不安地说：朱家骅已同意安排我到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速记员，但他说，只有国民党员才能在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请示，又不能稍有犹豫。我就同意加入了。董老，你看我……
董必武笑了笑，对我说：朱家骅已同意你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这就“打入”了。至于加入国民党的事，你做得对。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机警灵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要善于隐蔽自己。这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员的身份，才能取得信任，长期立足。至于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听董必武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心中仍感别扭：进入了国民党机关，那些抗日爱国青年会怎么看我呢？
“你是不是还有顾虑？”董老关切地问，像是看穿了我的心。“记住，今后你要学会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懂么？”董老加重语气说。
我点点头。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充满智慧的长者。后来在中央党部工作时， 我每当遇到难题，就会以董老的嘱咐自勉：“忍辱负重”，心中便会增添力量。
“八办”出来，我立即去了邮局，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给明之发电报，要他尽快来武汉。
在国民党“特别入党”的党证批下来之前，朱家骅安排我到他主管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当时负责“庚款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是朱家骅的亲信杭立武，朱家骅让我任杭立武的速记秘书，给我发一份工资，并在该会女宿舍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接着我就从王汝琪那里搬了出来，并再次给明之发电报，催他立即来武汉。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是各阶层各党派合作抗日的象征。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聘请”，形式上包容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实际上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参政会实际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力。
会议工作人员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人员兼任。而那时，我的国民党“特别入党”手续还没办好，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央党部。为了给我先安排个临时工作，朱家骅便让秘书通知机要处长，让我和机要处的一位老速记员一起，担任国民参政会的速记员。就这样，我坐到了国民参政大会的速记席上。
在此之前的4月上旬，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写道：“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根据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220名，由各省市及团体遴选“著有声望，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担任”，并经国防最高委员会 核定。
中共方面参加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参政员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除毛泽东因事请假外，其余六人出席。
六人中，我已经在“八办”见过四位，只有林伯渠、博古是第一次看见。当时，董必武、吴玉章和林伯渠都已年过半百，王明、博古和邓颖超只有三十多岁。
大会由议长汪精卫主持。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的中坚。1910年3月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被革命党誉为大英雄。辛亥革命之后，又与孙中山一起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信。孙中山逝世后，他接替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因受蒋介石的排挤，他曾多次出国“休息”。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出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了个副总裁。随后出任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才貌双全，被誉为国民党领袖中的“美男子”。在参政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汪精卫，发现他的口才确实不错，古文功底很深，讲话不用讲稿，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在这次大会上，我更多关注 的是中共领导，我尽力抑制兴奋的心情，专心致志聆听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深受教育。我也亲眼看到中共代表如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深受启发。
在速记中共代表的发言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他们的讲话义正词严，坚定有力。而国民党代表的发言，多是陈词滥调，少有新意，有的话让人听了心里生厌。但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已使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凡是听到有情报价值的讲话，不管多么令人生厌，我都会马上全神贯注，流畅准确地记录下来。
会议休息时，中共参政员与大会工作人员亲切交谈。我不便靠近，只能远远地多望他们几眼。我能感受到笼罩在中共参政员周围的那种友好氛围，那种亲和力。我也利用这次会议，跟在老速记员后面，恰到好处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寒暄致意。
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连续给明之发了两封电报催他速来武汉。不巧的是正好浙赣铁路局派他去宁波出差，因此明之没有及时看到电报，直到8月初，他才赶到武汉。
当明之知道我找到了“八办”，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即将进入国民党高层机关做情报工作，他高兴万分。
我将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武汉路遇鲁自诚和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了特殊任务前前后后的情况，全都告诉明之，特别详细讲述了在“八办”见到重必武和周恩来的过程，明之听得入了神。
我说：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党，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今的一切都有了希望、有了方向。我们要遵照党的指示。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的特殊任务。
明之感叹道：你比以前成熟多了。
1938年8月，明之刚到武汉没几天，形势就变得日趋严峻起来。日军步步进逼，作为全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华中重镇武汉，正面临陷落的危险境地。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得知国民参政会包租了一条轮船，准备将参政会迁往重庆，便立即通知我，让我和明之设法搭乘参政会的包船离开武汉。董必武特别关照：华明之来不及在武汉向“八办”报到，可到重庆后再接党的关系。他还嘱咐我：抓紧时机办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手续。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国共合作，今后形势还会变化，斗争也会更复杂，情报工作非常重要。要随时注意形势变化，注意隐蔽、保密。另外，你们夫妻俩不要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
我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立即去参政会秘书处，请求搭乘参政会的包船去重庆，很快便得到批准。“庚款会”领导也同意了。于是我和明之匆匆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武汉。
我们与鲁自诚一家是至亲，此时华韵三第一次分娩，是一个男孩，本来应该多帮助照顾，但是，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我和明之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只好暂时不与鲁自诚联系。甚至在离开武汉时，也没敢去向鲁大哥、韵三妹告别。我们随参政会的包船逆流而上，开赴重庆。
新的战斗征程，正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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