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充
党中央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切海南岛，1949年春就开始剑指海南，运筹海南解放之事。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指挥解放战争的中心河北省平山县滹沱河畔西柏坡，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召见琼崖区党委候补委员、琼崖西区地委委员李独清，听其汇报海南岛情况后作出指示：
现在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胜利已为期不远了，彻底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进程，比预期估计的还要快。估计一两年可以解放海南岛。但也不要过于乐观，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我们大军过江以后，蒋介石有可能退守台湾、海南二岛，负隅顽抗，这样就会给你们造成预想不到的困难。你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斗争，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好基础，站稳脚跟，同时做好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等待时机，积极配合大军解放海南岛[①]。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前，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琼崖军事政治土改等工作的指示，指出：
“人民解放军的决定性胜利已经取得，全国解放即将到来，对于你们解放全琼的斗争是有利的。琼岛虽孤悬海上，但斗争不是孤立的，将与大陆相配合，获得全境之解放，在全国局势上藐视敌人，在具体斗争中则应小心谨慎，不要急躁。目前琼崖党的中心任务，应是有步骤地歼灭敌人，壮大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巩固地扩大游击根据地，同时切实地布置海上交通，以便将来易于取得大陆上的支援”[②]。
1950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热烈庆祝1949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提出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事业，不让美帝在我国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粤桂边战役后，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除小部逃往云南与越南外，其余大部逃往海南岛。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面积约3.2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余公里，当时人口200余万。海南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地当华南之海上屏障，它既控南海交通之要道，又扼两广之要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残部从大陆逃往海南岛后，国民党当局撤销了陈济棠的海南警备总司令部，另行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任命薛岳为总司令。岛上守敌有国民党正规军5个军，19个师，加上特种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共73个团，海军舰艇50余艘，空军作战飞机24架，运输机20架，总兵力约10万人。薛岳上任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调整部署，构筑所谓海陆空“伯陵”（薛岳字伯陵）立体防线，企图凭借琼州海峡天险，长期固守海南岛，在海南岛建立“反攻复国”基地，并与台湾、舟山、金门、万山等岛屿构成一条封锁大陆锁链。如不及时解放海南岛，给国民党军队以喘息之机，他们必定会加强防御，加紧对岛上中共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还会勾结美帝国主义插手海南，招致无穷后患。
为迅速解放海南岛，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1949年12月18日电示第四野战军，决定“以四十三军和四十军准备攻琼崖。”并且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毛泽东还再三强调吸取金门岛作战失利的教训，告诫四野的领导人：“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③]。根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指示，四野12兵团的40军与15兵团的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部分工兵通讯兵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会同在海南岛担任接应的琼崖纵队三个总队1.6万人，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统一领导。当时广东军区与15兵团合并，合并后15兵团并未撤销。中央军委和四野决定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15兵团司令员邓华具体指挥渡海作战。
12月中旬，按15兵团命令，40军在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下进至南路（粤西）地区，军部驻海康，118师驻海康、徐闻一带，119师驻钦廉一带，120师驻安铺一带。下旬，43军也进至指定地点，军部驻湛江，127师驻徐闻的海安、外罗一带，128师驻电白、吴川、东海岛一带，129师驻阳江、台山一带。两军在雷州半岛东西侧千余里的海岸线上，厉兵秣马，准备渡海作战。渡海作战前，按照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华将其前线指挥部移至徐闻龙塘赤坎村，这里离海边仅仅100多米。
12月27日，15兵团致电四野前委并报告中央，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主席对渡海作战的指示，决心“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争取旧历年前动作”，同时指出：“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之海空问题。[④]”12月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⑤]”据此，15兵团及四野前委经研究，认为目前准备尚不充分，乃决定改变在旧历年前行动的计划，并报中央军委。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复电林彪指出：“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强调要“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复电还进一步分析了解放海南岛的有利条件：“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能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⑥]指挥[⑦]。”
1950年2月1日，广东军区和15兵团召开解放海南岛作战会议，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15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洪学智，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升平，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人参加。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讨论了解决渡海器材这一关键问题，认为：“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故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⑧]，四野和中央同意了这一方针。
为保证渡海战役的顺利进行，华南分局决定把解放海南岛、解放全广东作为1950年广东中心工作的首要任务。1950年1月2日华南分局发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决定》，指出渡海作战“是一个极端复杂而且艰巨困难的任务”，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必须以全力支援并迅速调集大量船只、船工、器材、经费和进行各种应有的充分准备，才能取得胜利的保证”，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全力，筹划海南作战所必需的各种器材、船只和燃料，全部征用或借用所有的公私登陆艇、救生器材及空余柴油机、汽油机，抽调一部分机关干部、技工、工程师到前线协助制造、改装船只[⑨]。
1月30日，叶剑英主持召开渡海战役支前工作会议，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渡海作战兵团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解决经费船只和粮草等问题。为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设立支前委员会，由叶剑英、方方、古大存、邓华、赖传珠、陈光、洪学智、易秀湘、尹林平、朱光、黄锡川、周楠、林锵云、李章达、丘哲、李洁之等16人组成，作为支前工作的决策机关，支前委员会下设船只准备委员会、物资供应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及雷州（南路）支前委员会。
3月22日，叶剑英再次主持召开渡海战役支前工作会议，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15兵团、广东支前司令部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对渡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强调一切工作要服从渡海作战的需要，局部服从全局，后方服从前方。会议决定加强广东省支前司令部的领导，增补易秀湘、林锵云、周辉为省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并充实省支前司令部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在广西梧州、广东廉江、开平（长沙）设3个办事处，具体领导和开展解放海南的有关准备工作。会议决定由党政军机关组成清查委员会，清查各有关部门所属之仓库，全面搜集各种航海用具以及装备船只之机器零件等物资，以作支援部队渡海作战之用[⑩]。
3月31日，华南分局先行电示各地党委，然后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军区司令部、广州市人民政府、华南经济委员会的名义联合发出《为集中人力物力支琼作战的联合通令》，重申“解放海南岛是我广东党政军民1950年四大任务的头一个任务。渡海作战必须有足够的物资准备，必须有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始克济事”。《通令》要求“凡广东省党政军民各机关支前之一切作战物资，均应在'解放海南第一’下实行征用。”[11]
南路地区，位于广东省的西南部，其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南路地区的解放，对于解放海南岛及夺取粤桂边战役的胜利，解放广西，有着重要的意义。早在1949年11月9日粤桂边战役发起时，毛泽东就致电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告陈赓，指出“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决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以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两广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12]”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四野15兵团的43军参加了粤桂边战役，128师配合粤桂边纵队12月19日解放了湛江市，整个南路地区以致粤桂边区也全境解放，为解放海南岛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
南路解放后，由于地缘的关系，这里的人民承担了渡海战役支前的主要任务。广大人民怀着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在完成紧张艰巨的阳江围歼战、粤桂边战役支前任务后，又全力投入渡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中。
为落实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指示，南路地委对支前工作做了部署。早在湛江解放前夕在廉江召开的粤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13]上，刘田夫代表刚成立的南路地委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分析了南路地处前线，匪特相互勾结，活动十分猖獗等特点，指出“南路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如何配合大军解放湛江，消灭残匪，支援大军解放琼崖”，“当前几个多月时间之内最急迫的具体工作、摆在第一位的是支前工作”[14]。1950年初召开的中共南路党员代表会议，在部署全年全区工作时，也将“积极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岛”作为南路党和南路人民第一位的任务，强调要“保证支前供给”[15]。
为了完成支前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中心任务，南路地委确定了几项主要的工作：
一是以征粮为重点。按照1949年11月12日粤桂边纵队司令部、政治部颁布的办法实施：
（一）边区境内凡有存粮与今秋新收粮食，均希踊跃暂借本军应用。
（二）为了迅速集中粮食应南下大军食用，各借户希即自动向本部指定征借机构送缴，取回借粮收据。
（三）所借粮食，保证于一年内逐步清还，各借户可持本部所制之借粮收据向当地人民政府领还或于征收公粮项下扣还。
（四）借谷还谷，借米还米。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6]。
二是根据形势变化和地区的划分，建立和调整党政军群领导机构，组织干部学习和培训干部，以便更好组织群众支前。
三是展开宣传工作，办好党报，使人民对支前的方针政策有较好的了解。
此外，南路地委结合实际，提出了湛江解放后一段时间内应执行的几条政策，以利于支前：对帝国主义财产和官僚资本可接管没收外，私人经营或集资经营的工商业不得没收，重要的还要加以扶持，这样才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除原已实行并获得群众拥护或大多数农民迫切要求外，一般暂不实行减租减息，以利于筹粮支援前线；暂不清算地主恶霸，以免激起他们顽抗，与匪特结合扰乱解放海南岛的后方；除少数为人民反对的苛捐杂税要立即废除或改革之外，原来的税收一段时间内一般照旧，收的税款要上交，以便有足够的财力支前；对俘虏不要马上释放，应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免他们中的一些与土匪恶霸勾结成为支前的祸患。
为了完成支前这个中心任务，南路地委还强调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告诫南路全党：不要在胜利中陶醉自满。要求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尤其是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指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是今后工作成败的关键。外来干部应好好团结本地干部，否则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南下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是在正规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本地干部应向他们学习，克服不良的习气；本地干部熟悉情况，有着艰苦斗争的经历，外地干部也要向他们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双方包括语言等都要互相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会师应是团结会师[17]。
在支前成为南路全党迫在眉睫的头等总任务前，南路地委确定的主要任务、方针政策、要求，经过后来的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
为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1950年1月3日，南路成立了支前司令部[18]：司令员：李进阶（南路专员公署专员），政治委员刘田夫（南路地委书记），副政治委员温焯华（南路地委副书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开濂（主持日常工作）。
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供给处、船舶处、运输处，分管各项支前工作事宜。参谋处处长：吴德中；供给处处长：罗培畴、叶信芳（后）；船舶处处长：周立人、黄廷瑶（后）；运输处处长：招离。在港口、交通要道成立供应站、仓库等。
同时，南路各县（市）支前司令部在1949年11至12月已成立，支援了粤桂边战役后，马上又投入支援渡海作战中。处在渡海作战最前沿的徐闻县，还在县支前司令部下分设徐东区和徐西区2个支前司令部，分别负责对43军和40军的支前工作。徐闻县支前司令部还设立船工管理委员会和海安港、外罗港、北石港等11个港口管理处，由部队和地方双重领导。广东支前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南路也相应成立了支前工作委员会，由刘田夫、邬强、李进阶等人组成，作为南路支前工作的决策机关。
1950年1月18日，南路支前司令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各县、市支前司令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市要重视并按时按质完成征集船只，招募船工、民工，筹集粮草，修筑公路等工作，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南路支前工作委员会还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全力以赴，同时抽调800多名干部，以及解放军战士、民兵积极分子，共五六千人，组成支前工作队、组500多个，深入渔港、农村、街道，宣传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支前工作[19]。
1950年2月初，南路支前司令部再次召开支前工作会议，副政委温焯华到会讲话，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开濂作会议报告。会议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表扬了一批基层支前的单位和干部，检讨了支前工作的不足，指出支援解放海南岛是继粤桂边战役后更加繁重的支前工作，必须全民动员，强调支援解放海南岛是南路党政1950年的第一位任务，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克服不重视、怕困难、制度不健全、计划不周全、不敢发动群众、浪费物资等现象。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当中，宣传发动群众，讲清“只有解放海南岛才易进行和平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道理，使“支前变成为自觉的群众性的运动”，“群众出全力支援解放海南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以前工作的不足，干部必须“勇于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以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共同完成支前的光荣任务[20]。
南路的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地委的号召，自觉地、全心全意地投入支前工作中。南路地委书记、支前司令部政委刘田夫亲自到基层做征船和招募船工的工作，还在廉江安铺亲自解决解放军急需的杉木问题。徐闻县锦和乡工作队员张玉龙为做好动员船工参战工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吴川县一名干部冒着寒冷，不顾刺骨的海水，带领民工将被敌机炸沉的两艘船及运载的大米捞起送给大军。茂名县石骨乡政府接到要柴三百万斤的任务后，乡干部立即发动群众日夜进山砍伐，很快完成任务。化县的老干部彭中英组织了两千多名民工的担架队，要亲自带领参加战斗。梅茂县的干部陈德中，挨家挨户耐心说服群众接受人民币，使解放军能够买到生活用品，等等。广大干部的以身作则，为广大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一些支前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贪污事件，支前司令部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严惩不贷。南路支前司令部供给处西营供给站工作人员杨某，利用管理支前经费之便利，从1950年4月8日到5月6日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贪污挪用经费近67万多元（旧币）。支前司令部发觉核实后，陈开濂副司令员立即决定召开支前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反贪污大会，用此反面典型教育广大支前干部，并宣布对杨某作出撤职处理。《南路人民报》就此事专门发布社论《反对贪污！》，指出：“这是一件足以发人深省的事件”，说明杨某及一些人“参加革命工作过程中，并未好好改造自己，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而是贪图私利，发展享乐腐化的思想，铸成贪污巨额公款的大错”。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个别同志走向堕落的问题，“而且损害人民政府的微信，我们绝不能让它滋生！”[21][22]
海南岛解放后，中共南路地委、支前司令部及参战部队并没有忘记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的渔民群众，切实做好战役善后赔偿工作。
1950年5月8日和18日，南路地委两次就这个问题发出指示。指出：“海南岛解放战役，我沿海群众英勇地参加并创造了丰功伟绩，这是南路人民又一次对自己翻身事业的忠诚勇敢的表现”，“如果善后工作处理不好，对于南路治安与人心向背，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责成沿海各县人民政府遵照省人民政府的电令办理各项善后工作。要把战役善后工作作为当前生产救灾工作之中心部分来进行，建立善后工作委员会（船只管理委员会或船工船只善后处理委员会）负责，由县长兼任主任，原来支前机构的干部调到善后委员会工作，若需要还可另抽调其他干部与部队干部、各港口管理处的干部编成若干工作队（组），深入乡村渔户家，展开政策解释、调查登记、组织修理损坏船只、组织群众欢迎功臣凯旋、发放救济金、抚恤牺牲者、医治受伤者、立即救济生活无着落者等工作[①]。
《南路人民报》专门发了评论《积极领导船民渔民做好善后工作》，指出：“这次支援海南作战，我们南路船民渔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为了人民的解放，损毁了自己依以为生的工具，有的流了血、受了伤，残疾了自己的肢体，甚至抛别了父母妻子光荣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善后工作问题，“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生活的问题”，关系到“恢复海上交通，恢复渔业生产，展开全面的建设”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问题”，如果善后工作做不好，就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并给匪特分子有可乘之隙，影响社会治安。[②]”
5月25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15兵团、40军、43军、中南区、省支前司令部、南路专署联合组成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解放战役善后委员会工作组”一行130多人在陈信材、温盛湘、张凤楼的率领下到达湛江市，然后赴沿海一带开展善后工作。工作组将采取了“征借的归还，损失的赔偿，伤亡的抚恤安置”的原则，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南路专员公署调拨了大批资金粮食抚恤参战的船工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顾人民死活，强征蛮借，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③]。
渡海作战后奉命北上的解放军40军，部队撤离时专门为善后工作发出通告。通告对参战光荣牺牲的烈士的家属抚恤，参战损坏船只的赔偿，作出了具体安排（交由政府善后工作委员会处理）；对烈士芳名在纪念碑上的刻录事宜，对功臣的立功证书证章的发放，作出了规定。通告最后说：“在此将分手之际我们谨向光荣牺牲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英勇参战的功臣们英雄们致以热烈的祝贺！[④]”
善后工作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5月底至7月，主要是建立机构，进行宣传，并调查摸底。
南路沿海各县均建立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解放战役善后委员会的分会，区成立善后工作委员会，村设善后工作小组，专职负责善后工作。各级善后工作机构首先在群众中宣传解放海南的伟大意义，宣传解放军是一支“无敌的力量”，宣传海南人民坚持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南路“沿海民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担负了巨额粮食支援大军，在渡海作战中，更出船出力，不分昼夜，冒着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完成运输大军渡海的艰巨任务”[⑤]。其次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知道解放军“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传统。然后工作组深入港口、渔村、海岸调查，研究各类损坏船只的赔偿标准，进行试点赔偿，与修船厂联系修船业务；相机处理紧急的事宜（如因饥荒需要提前发放救济粮，急用船只的抢修等）。
第二阶段从7月到9月，主要是船工救济和船只物资赔偿。
各善后委员会的分会和工作组根据参战船工所携带的部队证明和摸底的情况，按上级颁布的抚恤救济与船只赔偿各项办法发放救济和抚恤的粮食、资金。除救济外，对一些贡献较大而生活困难的船工，适当进行了补贴；对一些致残的船工，则实行长期补助；对牺牲者的家属，则增发抚恤金或粮食。由于事前进行深入调查，摸底准确，标准合理，参战船工和伤亡者家属都感到满意。在作出船只物资赔偿前，一些地方先让群众自报借出了什么，损坏了什么，丢失了什么，经工作组调查核实，再开会公布或张榜公布，然后评议赔偿金额，群众比较满意。一些地方工作组依靠村、乡干部，一条村一条村进行摸底，查清渡海参战船只的存、失情况，然后组织由村干部、船主、工作组参加的评议小组，按征用时船只的大小、新旧、好坏以及损失情况等等算出具体账，进行评价赔偿。尤其对徐闻外罗等地一些以船为家的疍民的调查赔偿更为郑重其事，赔偿金额一般多评一点。
据统计，整个善后资金、粮食发放如下：
（1）救济方面，共救济了参战船工、渔民2501人，连其家属12505人；抚恤牺牲、伤残及病亡216人，连其家属1075人，共发放救抚粮29.35万斤，救抚金7.61万元。
（2）清发船租及船工工资方面，共发船租6.75万元，大米18.24万斤；共发船工工资1.77万元，大米7.2万斤。
（3）修赔船只方面，共修赔大小船只2629艘，船具298宗，发修赔资金236.62万元，大米4.05万斤。
由于渡海作战渔民生产受到影响，采取补助大米的的办法更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第三阶段从10月至11月底，主要进行检查总结。
工作组对个别夸大损失甚至浑水摸鱼想多领赔偿金的行为依靠群众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对冒领冒报案件进行清查，对赔偿的满意度及修复、新造船只出海生产的情况进行调查，清理财务，总结工作。另外，对作战中牺牲的船工家属或渡海模范、功臣，除了发给奖金、奖章留念外，按照《参战民工抚恤条例》给予抚恤照顾，逢年过节，给予慰问；农忙季节，发动群众给烈属帮工[⑥]。
在善后工作中，省工作组和南路地委、支前司令部主要领导同志始终深入港口、渔村、海岸，调查研究，认真核实，合理赔偿，切实帮助渔民船工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渔民船工对政府的善后工作普遍感到满意。
《南方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海南战役善后工作顺利完成》，指出：“沿海渔民船工和广大人民，对政府的善后工作是满意和赞扬的，正如船工廖得和所说'人民政府确实是对人民负责的，说赔偿就赔偿，说得出做得到’。[⑦]”善后赔偿工作之后，为巩固善后工作的成果，省人民政府善后工作委员会再发放渔业贷款70万元，用于恢复渔业生产。
经过艰苦细致的善后工作，南路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气象：
首先，渔民加深了对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的信赖。他们说，以往官府包括国民党政府征用船只，没有赔偿或赔偿极少，共产党足额赔偿并优先发放渔贷帮助渔民发展生产是“从古未有”，人民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以后莫说伤残，就算被打死了也值得。还有一些群众说，借船只给解放军用，即使损坏或丢失了，与那些献出了生命的解放军和船工比，算不了什么，表示不要赔偿。
其二，渔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海南岛解放前，由于敌机敌舰的袭扰，南路沿海渔业生产受破坏，损失严重。海南岛解放后，排除了干扰，损坏的船只经过修理与赔偿，渔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由于交通运输线的重新开通，与各地的商贸往来更频繁，使商品供应充裕，工业、造船业、修船业也活跃起来，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也得到扩大。
其三，发放救济金救济粮，大大缓解了渔民的生活困难，使他们较顺利地度过了灾荒；政府低息发放的渔业贷款，及时地解决了渔民的生产困难，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
其四，在善后工作中，工作组和政府帮助各地渔区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了渔民协会、海员工会、船工工会、民船公会等渔民群众团体，架起了党和人民政府联系渔民的桥梁。善后工作组还和南路地委联合举办渔民训练班，选拔积极参加渡海战役的船工学习，培育渔民骨干，为以后将渔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及渔改等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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