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曾经采访过延安的英国记者，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是一位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他不认为通达目标有笔直的道路，因而总是不循常规另辟路径，作出让敌手和同事出乎意料的惊人之举。譬如他同宿敌蒋介石的再度和解合作，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但毛说，如果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敌人，那么，可以同次要的敌人结成联盟，哪怕这个敌人曾血腥屠杀过自己同志，一道去抗击共同的最主要的敌人。毛在他的所谓统一战线中，没有放弃原则目标，又表演了过人的机智和灵活。
1958年9－10月， 毛泽东在经过了20余天的冷静观察和认真长考之后，开始准备着又一次“另辟路径”作出“惊人之举”了。他的一通炮弹似乎已经把事情炸出了个明白来， 敌方阵营远非铁板一块， 是否存在着与“次要敌人”一起去对抗“共同敌人”的又一次可能性呢？许多年之后，他说：台湾问题，是美国硬加给我们中国人的。我不赞成美国的作法，蒋介石同美国人也是有矛盾的，所不同的，我是坚定的反美派，而蒋要待到人家骑在头上屙屎拉尿了，才会骂娘。骂娘就好，说明我们总还有共同处。
10月1日，北京和台北同时有会。
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万众欢颜，热烈隆重地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9周年。
台北，“总统府”警戒森严，沉闷压抑地举行国民党中常会，讨论杜勒斯昨日发表的“不友好和不负责任”的讲话。
上午10时整，毛泽东健步登临天安门城楼，神采飞扬，春风盈面。军乐团阵容庞大，高奏《东方红》乐曲。他脱下帽子，拿在手中节奏缓慢而用力地挥舞，向欢呼高歌的人潮致意。阅兵式开始，解放军陆军新式重装备隆隆开进，全副武装的首都民兵师方阵整齐威武，令观礼台上的国内外来宾耳目一新。空中，米格17（歼5）战斗机群挟风而来，疾闪而过，这是国产战斗机首次公开露面。毛泽东对身边外国友人说：“看，那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浓浓的湖南乡音中饱浸着兴奋感慨与扬眉吐气。
下午，蒋介石出场亮相，瘦削的脸庞还是显得疲惫憔悴，唯有那双犀锐的大眼仍透露着不屈不挠的斗志。他虽努力克制，但已隐藏不住面容上的愠嗔之色，滔滔不绝，向美联社记者倾诉出心中的怒风怨雨：杜勒斯先生昨日的谈话内容殊难置信。
如果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些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
晚间，英国广播公司综述当日国际新闻，其中有一条是：今天，台湾海峡两边的两位铁腕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均在公众场合出现。据来自台北和北京的报道，蒋表情严肃，情绪激动。将他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由来已久的分歧公诸于世，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台湾仍然占有的属于中国大陆沿海几个岛屿的前途方面……毛始终面露微笑，在台湾海峡正在发生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显然是故意地展示了他的已经装备了一些苏式现代化武器的军队。
毛泽东的微笑，包含着对敌营终于洞悉的喜悦，对事态与预见吻合的欣慰。对胜利更有把握了的自信，以及对新奇而独特的战略思考即将付诸实施的决心。
10月3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对金门的轰击已经持续了40天，效果究竟如何，下一步又将如何行动，都需要中共最高决策层给以总结和明确。
斗老美、打老蒋，在中共领袖们之间永远都是一个较少分歧、可以畅所欲言的话题。
邓小平首先发言，他用特有的平实简短语言，对毛泽东前段决策给予肯定和支持：一个月来，中美双方都在摸底，华沙如此，金门亦如此。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意图了。公平地讲，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的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
刘少奇发言，补充邓：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了强大压力，也是做得好的。
朱德发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司令，他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和炮战中的上乘表现感到由衷高兴：这次炮战，对部队锻炼很大，是和平年代难得的练兵机会。不仅炮兵完成任务出色，空军、海军也都打得不错。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空军、海军搞上去，解决台湾问题归结到最后还是要有实力作后盾。
陈云发言，他的意见历来言简意赅：开局得分，时机有利。赢至终场，还须妙棋。
林彪发言，他有敏锐准确地揣度对手心态的本事：美蒋现在僵在那里了，美国恼蒋介石不从金马撤退，蒋介石恨美国逼他从金马撤走，两个骑虎难下。我们的任何办法，都应该叫他们不能轻松随便从老虎背上下来。
周恩来发言，在他所精通的外交领域，并且，务实具体：我估计，美国可能在华沙会谈中提出三个方案：1。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2。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3。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三个方案我们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但中美会谈继续下去仍对我方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领袖们各抒己见七嘴八舌，气氛活跃，讨论热烈，但大家于默契中都在遵守着一条不成定规的原则，对于今后的斗争方略较少涉及，即便是周恩来，也仅仅是在他所熟悉的外交领域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而给毛泽东权威性的发言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在军事战略领域，毛泽东不拘一格潇洒豪放的思维方式常常孕育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见解，付诸实践，又一再地证实了他独到奇特的见解确为真知，高人一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方能于人才辈出强手如林的风云时代脱颖而出，令他的均非等闲之辈的同事们心悦折服。现在，同事们正期待着，毛泽东将怎样给留下了他鲜明个性烙印的“炮击金门”这篇大文章写结束语。
毛泽东发言。
于是，我们看到，如果在故事的开始阶段，是一名拳击手与两名对手在对打，那么，到了故事的结尾阶段，由于拳击手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两名对手已然发生内讧，以至互殴，拳击手果断决定，暂停向次要对手的进攻，不妨助其一臂之力，以利争取，从而达到把主要对手击打出局的最终目的。这便是毛泽东书就的“炮击金门”这篇现代奇文看似有违逻辑，而又非常符合逻辑的逻辑。
毛泽东开始谈他的见解了：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美国杜勒斯的政策，我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搞两个中国，说明对蒋有争取的可能。自然，他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呢，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我去不了台湾蒋回不了大陆，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
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致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国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一石入水，激起波澜。与会者们交头接耳，点头称是，都说先前在要不要拿下金马的问题上总是有些瞻顾犹豫，觉得拿有拿的道理，不拿有不拿的利益，孰重孰轻，掂量不出，决心难下。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认真琢磨分析，确实还是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的好，有利于团结争取台湾的一部分人，同时，增加美蒋之间的磨擦、埋怨，让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需要时挨上我们踢一脚，叫他提心吊胆。
毛泽东作最后总结，端出自己的决心：就是这样了，方针已定，不再犹豫，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就是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争取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词令些，但也不离原则。
中国最高级别会议，历来鲜有掌声。但是这次例外，与会者们用拍巴掌的方式表示了对毛泽东战略思考和最后决心的一致支持。
10月5日8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日、七日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前线诸将领正在对毛泽东指示进行深刻领会、理解，中央军委补充、解释性指示又到：
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踞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考虑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因此，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是必要的。
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前线将领反复研读，慨然释然。
毛泽东要求美舰护航和蒋军挑衅均不打炮，是为了能够排除一切干扰，静心凝神撰写好一篇文章。
据说， 4日一整天，毛泽东足不出户，不批公文，不接电话，不见客，就那么在书房里踱步、静坐、吸烟、喝茶、苦思冥想着什么，精心构画着什么。秘书早把纸笔备好，但他未着一字。
5日晨起， 先到室外花园转圈，侧耳聆听雀鸟的欢啁，深深呼吸几口新鲜的阳光和空气。突然伫足，快步回房。正襟端坐，奋笔疾书。文思如泉，一气呵成。
修改几字，掷笔，吩咐秘书：速送各常委和彭（德怀）、陈（毅）阅。继而喃喃道：许多年了，我是诚心诚意想对海那边的老朋友们说几句奉劝话哩。
10月6日， 中国各大新闻媒介同时播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
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周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
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蒋介石当日拿到文稿，连读数遍，说了一句：这不是彭德怀写的。中共那里，毛泽东才会这样做文章。
据说，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报刊上发表了诗作《沁园春·雪》一时洛阳纸贵，在重庆知识阶层和市井广为抄咏。蒋介石甚为恼火，暗中指示，特邀和组织数十位文人骚客都来做《沁园春·雪》“一定要有在文采和意境诸方面都能压住毛泽东之作”然和诗多得用箩装，竟无一篇可以传世。
据说，1947年，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无意中对他的“文胆”“捉刀匠”陈布雷夸赞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陈布雷脱口而出，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写的！”噎得蒋长时间沉默不语。
据说，蒋介石私下曾说：共党得以坐大得势，很大程度靠毛泽东。此人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匪”文的武的都相当厉害啊。
人们注意到，武的方面，蒋介石对毛泽东尚存余勇，文的方面，则尽量避免去打笔墨官司了。说不过宁勿说，1958年尤其如此。
毛泽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10月5日， 即《告》文发表的前一天，新加坡《南洋商报》于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
明日起一周内停止炮击轰炸与拦截补给金马船只，香港第三方面分折此举将奠定未来直接谈判基础
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往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记者获得此消息后，即设法向此间接近双方的人士采访，他即表示：
“请看三两天，便可揭晓。”
一家远在南洋的报纸，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钥匙，提前一天将中国核心军事机密和盘托出，神通可谓大矣。一时间，《南洋商报》名声大噪。各国记者、特工也蜂拥香港，纷纷打探，郭宗羲何许人也？
郭宗羲并非什么神秘人物，他便是大名鼎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如何修炼来的“通天”本领，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5年4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对于台湾问题，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随后不久，毛泽东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两个讲话传达出一条重要信息：中共领袖人物解决台湾问题的思维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和平解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既是承认、尊重客观现实的明智之举，也是“统一高于政争”这一中国历史逻辑的规定性要求。
1956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血拼恶斗了数十载的敌酋蒋介石都在团结争取之列，毛泽东们的胸襟宽广得着实可以。一时间，中共党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热情激荡，献策者众，于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个做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工作的小高潮，“和平”、“和谈”、“第三次合作”之说亦被海外媒体炒得烫热。
“和谈”不能空谈，毛泽东、周恩来为蒋介石开列出具体条件：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3。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拨款予以补助；4。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5。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6。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去回瞻历史，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孕育雏形。
“条件”须透过适当渠道送达对方，这“渠道”又最好是非国非共立场居中的“第三方”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之下，曹聚仁这个人物遂被摄入中共领袖们的视界。
1997年4月， 我专程赴上海造访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曹雷女士于六十年代在电影《年青的一代》中饰女主角林岚、《金沙江畔》中饰藏族姑娘珠玛，曾是一位风靡过上海滩和全中国的人物，她的介绍使我解开了曹聚仁神通广大之谜。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有些固执古怪的人。
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样独往独来自辟一径而又持守始终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
父亲是浙江浦江人，1916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1年在上海爱国女中任教。青年时期，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中间，有的加入了国民党，有些成为共产党人，原来大家相处都不错，没想到一夜间就反目成仇，彼此残杀。血淋淋的现实对他刺激很大，使他觉得政治太残酷太可怕，因而决心不参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说：“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纷争，又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漩涡，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盼望着有一场风暴，风暴真的来临，却又胆怯滞步了。”用不愿下海湿衣而又一直倚岸观潮来形容他，十分贴切。
父亲青年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后来终于以新闻为业，辛勤笔耕了一辈子。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面对着他数千万言的文章着作，我感到惊愕：父亲几乎是不停笔地在写啊！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的时代、历史，记录了他的经历、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诚与坦白。他是把他的灵魂无保留地披露在读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对于一个记者和作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说，要从父亲那里继承些什么的话，也就是这一个“真”字吧。
父亲的新闻、文学生涯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中国政坛、文坛上的许多风云人物。二十年代，他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与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亲与鲁迅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父亲后来撰写的纪念、评论鲁迅的文章，已成为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以及在皖南采访过叶挺、陈毅将军等，结交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朋友。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父亲倍感振奋。他一扫往昔的沉闷彷徨，以高昂的热情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他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父亲也在其列，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战况消息。台儿庄会战，父亲采访李宗仁指挥部，第一个将战役大捷的消息报告于世。父亲的报道、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线及敌后的情况，他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知名记者。
1939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纸，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说， 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 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他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活，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民党的右派们又组800篇文章围攻他。 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象，他讲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陆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氏的话，只是一种闲谈。因为是闲谈，所以记者特别看得重要，他是把胸中要说的话，老老实实说出来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这一回，中共方面将接待又升一格：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确实感动不已，曹雷曾多次听父亲说到毛泽东时，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敬佩之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曹先生没有留下记录文字，故已无从考证，曹雷只记得父亲说过，他对毛主席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从此要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号。毛主席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点嘛。仅此而已。但有几点则可以肯定：毛泽东找曹聚仁是要谈台湾问题；是要具体地阐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话传进台湾去。香港报纸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情况可以作证。
香港《真报》报道：
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独立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北京方面得到讯号，他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厦热战时刻，曹聚仁又两度北飞来到北京，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周故意放话泄露“天机”将炮击金门的战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报》神通广大提前报道的事情发生。
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谈及此事：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真，要做防备工作也来不及了。让我们的大记者更出名也好。
“也好”二字，道出了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笔者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于炮战决策、进行中，两次邀曹聚仁进京面谈，通过曹把核心军机预先捅了出去，决非可有可无的细节，而是精心设计的一笔。此举目的，既在提升曹氏“此君确与中共最高层保有联络”之知名度，以增加其做台湾工作的权威性；也在向台湾示意：
我的重大举措光明磊落，已事先通报，勿怪言之不预也；还在期冀曹氏日后向台湾解释我之真正意图，勿使台湾理解产生歧义，即中共自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
诚意未变，“炮击”实出于被迫无奈，乃为了“以战促和”并非重又回到“武力解放” 的方针。唯有如此理解，才能对毛泽东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所提“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有正确、深刻的理解。
对《南洋商报》提前一天发布重大消息的考证，人们看到了事情后面复杂微妙生动有趣的背景，我也犹如循径入门、眼前豁然开阔、走进了一处新天地般感到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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