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的神速发展，已使人民解放战争在捷报频传中进入决战阶段。济南解放，华北、中原和华东三大战略区连成了一片。当时，辽沈战役正酣，平津战役在密锣紧鼓中即将开场;我华东、中原战场也正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新的决战。同志们纷纷议论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矛头所向。这时，粟裕同志从山东发来电报，指示华中工委在宿迁两侧准备一批粮食:在两准地区筹备10万人粮食，在新浦以南筹备3万人粮食，并说华野前委正在部署包括新安镇、两淮、连云港、海州在内的'淮海战役”，即两淮至海州之间的战役。
华中工委接到电报，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华中大反攻的时刻终于盼到了!
不久，华中工委又接到华东局来电，要求华中增加军粮数额，筹备100万人3个月的军粮，并要求尽快维修华中境内的道路、桥梁，以保证大部队南下作战之需。
从全国各地传来的捷报，以及支前任务的大幅度加码等情况判断，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已迫在眉睫。淮海战役开始，我带领华中干部、民工上淮海前线，顺便看望分别了两年的粟裕、钟期光等同志。战友重逢，有许多话要说，可在那戎马倥惚、炮声隆隆的前线，容不得多叙别后之情，我只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关于淮海战役准备工作的一些情况。
早在济南战役前夕，粟裕等同志已在考虑济南战役后我军运动的方向，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最初方案。济南战役的战术是“围点打援”，以山东兵团为主攻克济南，同时把从鲁西南和苏北赶来参战的几个纵队安插在济南与徐州之间打徐州增援之敌，打算引敌黄伯韬、邱清泉、李弥等北上救援时，在途中拦截予以围歼或重创。粟裕同志等在运筹帷幄之时，也估计到情况的另一面，即当年7月敌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我军吃掉后，蒋介石加紧从“全面防御”转向“重点防御”，重新组合部队固守战略点线。
徐州之敌，主要是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我军发起济南战役，敌七兵团黄伯韬、十三兵团李弥、十六兵团孙元良等都还未整补完毕，很可能来不及增援或不敢增援济南被围之敌。倘若如此，我军千脆一鼓作气拿下济南，然后移师向南，寻机消灭徐州之敌。
如何移师?粟裕同志向华东局、中原局(并报中央)提出两个方案:或出兵鲁西南，跨陇海路，与中原野战军会合，寻歼敌人于徐州西南;或南下入苏北，战淮海，然后攻取徐州。参加讨论的同志，大多数倾向于后一种方案。认为入苏北、打淮海，能充分利用鲁南和华中两个解放区的各种有利条件，进而逼近长江沿岸、威慑南京。粟裕同志把这一方案具体化为一攻两淮(淮阴、淮安)，二攻海州、连云港。
刘伯承、陈毅、李先念同志赞成粟裕同志等提出的“淮海战役”方案，表示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将采取分散歼敌方针，争取在江汉地区歼敌一部，以拖住西边的敌人。
不出所料，我军发起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北上援军察觉到我军“攻济打援”的意图，不敢贸然行动。济南之敌被全歼后，敌主力集中在徐州、商邱、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地区，共计24个军约70万人左右(蚌埠、安徽、苏北第一绥靖区等兵力未列入)。敌人幻想在我中原野战军未东进之前，集中兵力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一部。
我军打下济南，士气旺盛。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南线决战十分关注，对粟裕同志等华野前委的“淮海战役”方案作了重要修改。要求淮海战役分三步走:一打黄伯韬兵团;二打海州，三打两淮，使打击对象和作战意图更加明确。中央军委强调，三次作战是一个整体战役，打好了可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并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迫使敌人分兵退守长江，有利于我军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
鉴于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中央召开了9月会议，确定我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战略方针，为淮海战役决战提供了指导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准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正式下达，我华野、中原野战军指战员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赴豫皖苏边区。为了组织和指挥好淮海战役，中央又批准成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组成的总前委。
亘古未有的淮海大战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地展开，它的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作战方案从原来的一打黄伯韬、二打海州、三打淮海，改为一打黄伯韬，二打黄维，三打杜聿明，形成了横跨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的南线大决战，变消灭敌徐州集团军一部为全歼徐州守敌。这次淮海战役，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形容的那样，象一锅“夹生饭”，硬是被我军一口一口r地吃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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