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新的觉醒
一九二九年春，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下来，赣南和赣西地区的工农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农民协会到处出现，游击活动频繁起来。
此时，国民党当局纷纷加强绥靖力量，编组地方保安团队，以图维持所谓的“地方社会治安”。在这种情况下，吉安的绅商派代表到省城，请罗炳辉前往吉安担任靖卫大队长。
同时，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金汉鼎，正在吉安召开绥靖委员会，研究改组地方保安团队，还专门打电报给罗炳辉，要他立即去吉安，说“有要事相商”。
金汉鼎所以要罗炳辉去吉安，一是可以借机讨好地方绅商；二是金听了周围的人介绍，知道罗在第三军时为人正直、作战勇敢等一些情况。
那时，一些被编遣的人因生活无着，又跑到民团中去，吉安靖卫大队里就有不少是罗炳辉的旧部人员。于是，罗到了吉安，被委任为由八乡联防改编的靖卫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对罗炳辉来讲并不称心，但由于吉安城是赣西重镇，是吉安府的所在地，位置重要，对周围各县影响大，特别是他实现了再干军队的愿望。
开始，吉安靖卫大队辖四个中队（即四个连），共六百多人，四百多支枪。罗炳辉就任以后，迅速对靖卫大队进行了整圳，淘汰了一些不良分子，补充了一些被编遣的官兵。这些被编遣的官兵都参加过北伐，经过战争的锻炼。
但地方豪绅反对罗炳辉补充这些人。罗炳辉告诉豪绅，要“安定”地方，就要有这些能打仗的人去拚命。豪绅们说，虽是他的苦心，但不宜过多。
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靖卫大队很象一支精干的正规军了，战斗力增强了。对此，金汉鼎和地方绅商都很称赞。
靖卫大队整训以后，奉命执行所谓“剿匪”任务，使罗炳辉更直接地接触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群众。赣西和赣西南这些地方，北伐时他是到过的，当时群众到处拥护革命军：可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国民党部队一到，老百姓就逃跑一空，连带路的都难以找到。时间相隔不过几年，情况却完全变了！
在“剿匪”地区，罗炳辉看到墙壁上到处是红军写的标语：“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打倒帝国主义”，他便开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罗炳辉虽是国民党的靖卫大队长，但他看不惯敲诈勒索、欺压老百姓的行为，上级命令他带队伍去“清剿”，行动上不得不消极应付，可抓到的“嫌疑分子”问问就放了。有一次，靖卫大队捉到十几个农民老表，说是“共匪”。罗炳辉亲自审问起来：
“你们是哪里的？”
答：“是当地的老百姓。”
罗炳辉又问：
“为什么要道随共党？为什么要这样干？”
答：”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逼死人，横竖是死，不如跟着共产党，和国民党拚了，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
罗炳辉听了这些话，联想到幼年时痛苦的生活，认为这些话讲得有道理。他看到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护共产党的，看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于是，他告诉士兵给被抓来的所谓“共匪”吃饭，然后每人发一块银元，把他们放走了。之后，罗炳辉的部下又多次抓到“共匪”，他都叫一一放了。
这些事，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纷纷指责罗炳辉“狂意纵匪”，向上告他“私放共匪”。吉安县长彭和游也公开指贵罗炳辉“剿匪不力”，说：“罗大队长初任职时，很忠于职守，绅民齐声称颂。可现在却一反前是，倒行逆施，怨声载道，不知是何道理？”
罗炳辉理直气壮地说：“我所释放者，皆系农民。他们手中有老茧，脚上有硬皮，所以放走时给他们饭吃，道远者资以盘费，这有什么不对呢？”
那位县长说：“总裁（指蒋介石）讲过，剿共非常时期，宁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你放走这么多人，难道就不会有错放的吗？”
罗炳辉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施以酷刑，苦打成招，别说一个共产党，十个、百个也可能招得出来。如果要杀没饭吃的人，那是杀不完的。除非给他们饭吃。”
后来，吉安县长又召开会议，要罗炳辉报告私放“共匪” 的理出，报告对“共匪”为什么不“剿”的理由。罗炳辉对他们说：“我的行动是为地方安宁着想。你们知道，所有的人都逃避了，这些人都是匪'，全数杀完，田地由谁来耕种？诸位要不要吃饭？何况这些人是杀不完的，只会越杀越多，恐怕'剿不着他们，诸位就要被剿着了。我既然不行，请另选人接替。”
会场上议论纷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大多数人从自身的利益考虑，舍不得这位圳练有素的靖卫大队长，故都挽留罗炳辉，要他继续干下去。
这时，罗炳辉每想到被抓来的“共匪”或“嫌疑分子”，多系无辜的农民老表时，引起他十分痛心和焦虑。他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干下去，到底对谁有利？”
现实教育了罗炳辉，使他逐渐地觉悟了。他当时对同被编遣的曹鸿胜说：“象我们这些光棍汉，在哪里都是受压迫，前两年闹北伐，以为革命成功，劳动大众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蒋介石翻脸，杀共产党，欺压人民。就是在他的军队里，容不得我们，才落得这样下场。我们都是异乡人，为何聚在一起受这苦？还不都是这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嘛！现在看得清楚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为干人’（指穷苦人）撑腰说话，替干人’打天下的。我在这靖卫大队不过暂且安
身，蒋介石逼我们上粱山，我们不如合计合计，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为我们受苦人争口气，也不枉做个硬梆梆的男子汉。”
这时的罗炳辉，已经在认真地考虑他的未来了。
十三见启蒙人
罗炳辉“剿匪”的情况和做法，引起了中共赣西特委和江西省委的注意。他们认为罗炳辉虽担任了反动的职务，但他本人是苦出身，正义感强，容易激发其阶级觉悟；同时认为，人是可以变的，只要有合适的人帮助教育，可以使他向好的方面转化。在认真地分析研究后，决定派人去争取他。
一九二九年夏季的一天，罗炳辉在吉安乡下突然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他北伐时在滇军的老同事赵醒吾寄来的。
赵醒吾，云南省宾川县人，和罗炳辉同年，在昆明法政学校法律系读书，思想进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被学校开除，一九二二年逃奔广州，参加了属孙中山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到朱培德的拱卫军当参谋，和罗炳辉共事了一段时间。后来，赵醒吾当了杨如轩师的上校副官长。中共江西省委得知赵醒吾与罗炳辉的关系，为了发展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决定派赵醒吾去做争取罗炳辉的工作。
赵醒吾在信中，除和罗炳辉叙说离别之情，提出要到吉安和罗见面以外，还淡了一些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办民团，搞得好可以为国家、为人民造福：办得不好，就会象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准军那样，成为封建势力的帮凶。
罗炳辉对赵醒吾一向印象很好。他觉得，赵醒吾为人公正，头脑清楚，是滇军中有数的军事、政治人才。因而，他很看得起赵醒吾，视为良师益友。他看信后，非常高兴，同时对自己的工作更发生了怀疑，心情也更加矛盾起来。
恰在这时，吉安县的值夏、富田等地的地主豪绅，向驻吉安的湘军第四十八旅旅长成光耀告了罗炳辉的状，说：“罗大队长按兵不动，任意纵匪。”成光耀的参谋长为此专门召见罗炳辉，责怪于他。罗很生气，对那位参谋长说：“请你派兵去清剿！”他想到他自己在国民革命中九死一生，今天还受这种气，说完就去找成光耀。
成光耀安慰罗炳辉一番，说他的参谋长不对，还提醒说：逃难到吉安来的人，内有不少是共产党分子，要格外注意。
在这心绪烦乱的情况下，罗炳辉复信给赵醒吾：目前军务繁忙，待能抽空返回吉安时，一定去信相邀。
不久，罗炳辉又接到赵醒吾从南昌来信。信中特别强调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指出工人失业，农村经济破产，等等。赵再次提出要和他见面。
此时，赣西地区农村到处在闹革命，罗炳辉仍在乡下“清剿”，又给赵醒吾复信，说他上任不久，难以离身，并随信附上一百元钱零用，称如有需要，以后还可以资助。
后来，罗炳辉又接到赵醒吾的来信，说等着要和他面谈，并说这次不谈，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罗炳辉立即去信，邀请赵醒吾速来吉安，他自己也不管当时军务紧急，迅速返回吉安城，以便和赵见面。
赵醒吾出南昌乘船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时，先登岸看了同乡、吉水县靖卫大队长、杨如轩的侄子杨必恭，顺便做了杨必恭的工作，同时进一步了解到罗炳辉的情况。杨必恭反映：罗炳辉的“干劲”十足，很想在靖卫团里于出一番事业来。
赵醒吾到达吉安以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住进了大陆旅馆。这个旅馆是两层楼房，座落在市中心，背靠赣江，前临闹市，是一些土豪劣绅寻欢作乐之地，也是中共党组织进行秘密工作的场所。赵醒吾安顿好住处后，迅速到靖卫大队部找罗炳辉会面。
老友相逢，便畅谈起来。罗炳辉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蒋介石叛变革命不满，对-一些官僚政客不抱任何希望。接着，他向赵醒吾询问今后应该怎么办？
赵醒吾见罗炳辉正义感很强，便引导他说：“你是个带兵的人，深知枪杆子的重要。但要真正发挥枪汗子的作用，带兵的人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认真想一想：孙总理的'三大政策'还要不要？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怎样做才能对工农大众有利？”
罗炳辉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沉思起来：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忘记了没有？下乡“清剿”是否对共产党太厉害了？对劣绅诬害农民之词是否听得太多了？
赵醒吾继续阐述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仁人志士为解救民众，不惜洒尽最后一滴鲜血，而军阀官僚却乘机大发国难财。有的人是运用手中的枪杆子来革命，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把手中的枪杆子用来发家，用来保护土豪劣绅利益，以求致富显贵。真正立志为中华民族利益前献身的革命者，就应该把枪口对准敌人，对准上豪劣绅、贪官污吏。”
罗炳辉听到这里，对民团为谁服务的问题，恍然大悟，惭愧地说：
“原来民团是为土豪劣绅服务，我绝不干这差事了，就是挑葱卖蒜，我也能混下去。”
赵醒吾见罗炳辉越讲越激动，进一步劝导他：“带民团可与人民大众更好的接近，更深知人民的疾苦。我们带民团的就要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领导民众为自已的切身利益面奋斗，这才是革命的行动。”
罗炳辉越听越觉得有道理，陷于深思之中。
赵醒吾看到第一次谈话的目的已经达到，便适可而止，告辞返回了南昌。
罗炳辉的思想由于受到猛烈的震动，一度彻夜不眠，深刻反省自己，回忆往事。他处事更谨慎了，处理那些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的所谓“共匪”分子更宽了。
不久，赵醒吾得知罗炳辉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重大转变以后，又从南昌来到了吉安。
赵醒吾再次和罗炳辉见面叙谈不久，就直截了当地问罗炳辉：“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究竟谁的力量大？”
罗炳辉答：“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终胜者将归共产党。国民党象一座大洋房子，工农大众和共产党是墙脚，只要墙脚一动，大房子就会倒下来。”
赵醒吾又问：“共产党的主张如何？”
罗炳辉又答：“主张依靠工农，共同建国，很好，唯搞武装斗争不好，国家灾难深重，不能再打内战了。”
赵醒吾大笑起来，说：“在上海、南京、广州，工农没有武装，不能自卫，被国民党杀了多少人？李自成没有武装，明朝能垮掉吗？洪秀全没有武装，太平天国能建立吗？孙中山没有武装，辛亥革命能成功吗？现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你这样抓着枪杆子的人，想为工农谋利益都谋不成，假如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那救国救民、保护工农不还是一句空话吗？”
罗炳辉听到这里，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
赵醒吾见火侯已到，立即回答说：“我这次来，是提着脑袋来的：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了。”
此时，罗炳辉已肯定赵醒吾是共产党了，便坚定地说：“我罗炳辉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过去敬佩你，但没有今天这样了解你。你是知我者人，又是为我而来，'士为知已者死，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绝不会出卖朋友。”
赵醒吾觉得再没有必要遮遮盖盖了，就郑重地告诉罗炳辉说：“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
罗炳辉听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心里非常激动，马上表示说：“共产党主张工农劳动大众的真正解放，我是同意的。”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赵醒吾深入浅出地把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作了比较，阐明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这些革命道理，使对旧社会、对土豪劣绅有刻骨仇恨的罗炳辉迅速觉醒。他根据十多年奔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党，才能彻底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赵醒吾的建议，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为寻求真理而走遍天涯的罗炳辉，终于找到了人民的救星一中国共产党。
交谈中，赵醒吾还向罗炳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入党的手续和条件，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天晚上谈得很好，罗炳辉很兴奋。赵醒吾在离开前对他说：“过两天，另外有人来找你谈话。”
两天后，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土奇和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熙，分别找罗炳辉谈话，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了解。刘士奇同罗炳辉谈话以后，赵醒吾告诉罗炳辉：“那位姓刘的说，你懂得很多道理，还说你勇敢。”
一九二九年七月，罗炳辉政名“罗南煌”，秘密填写了入党志愿表，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赵醒吾（化名赵达生）、刘士奇、蔡升熙。一周后，罗炳辉接到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已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他已经三十二岁了。
经过许多坎坷曲折的罗炳辉，在寻求真理、走向光明的道路上，终于在他的启蒙人赵醒吾的帮助下，在思想上实现了由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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