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军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积极准备渡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苟延残喘，调兵遣将，等待美援，又玩弄起“和平谈判”的阴谋来。蒋介石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乞求“和谈”。当时，国内外有些人怀疑我党我军的力量，主张隔江停火.来一个“划江而治”。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人民的意愿为依归，决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明确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我们也不放弃用和平方式fff决间题，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意派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空喊“全面和平”的虚伪性，充分阐明我党的一贯主张，敦促国民党内部“主和派”人士摆脱蒋介石等人的幕后操纵，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大业作出贡献。
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经过三大战役，已遭受到致命打击。但蒋介石仍妄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军渡江南下。他集中了残余陆军大约115个师，及海、空军主力，包括海军二舰队和江防舰队(约130余艘舰艇)，还有280多架飞机，总共约70多万人马，分布于宜昌至上海的长江防御线上。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率40个师，约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统率75个师，约45万人，分两道战线防守长江下游地区。
当时美国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为国民党反动派壮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游弋长江，也给垂死挣扎的蒋介石撑腰打气。国民党政府的“主战派”，不断叫嚣什么“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当年83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但我党我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各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美英帝国主义有可能直接插手干预我军行动，这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关注。有些倾向于我们的民主人士，由于长期怯慑于帝国主义者的专横霸道，也劝告我们审慎从事，或希望我们避其锋芒。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我党我军不仅要在军事上做好一系列准备，、还要使广大干部、党员思想上适应这个转变，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城市，部队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准备过江之后接管大城市，在新解放区执行新区政策。
在渡江前夕，所有准备参加渡江南下的部队指战员和准备随军南下的千部，都集中相当一段时间，边练兵，边学习。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此下达过很多指示，谆谆告诫全党加强政策学习，加强纪律性。各政治部门还编印了各类《入城守则》、《时事教材》、《新区注意事项》等小册子。
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和曹荻秋同志代表华中工委参加在徐州附近贾旺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刚从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汇报工作回到淮海战役总前委，陈毅司令员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三野前委所在地贾旺，参加了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中央重申，在淮海战役期间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队及作战的职权，具体组织渡江南下的作战。陈毅同志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副任政委。
自1942年，我与陈毅同志分别后，倏忽6年多没见到他了。他依然那样雄姿英发、豪放爽直，向与会同志们说道，中央要求今年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明年全部消灭国民党军队。全军和各地方党组织要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干部培训，过江后接管好大城市和新解放区。会上，陈毅同志高度赞扬毛泽东同志对当前形势的深刻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概括，并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我党对外对内政策的七点意见。记得陈毅同志那次传达讲话，内容很多，如野战军建设、新区政策、城市管理、群众工作、工农业经济、对外政策等等。这些内容，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进一步阐发。
这次贾旺会议，是三野前委为渡江作战准备而召开的，实际上是渡江南下的动员会。会议期间，我乘隙向陈毅同志问候，他关切地询问了华中党政工作开展的情况。看得出来，陈毅同志对华中的工作一直很牵挂，同时从他的言谈笑貌中，感染得到他对即将出现的全国性胜利充满喜悦和信心。
2月上旬，华东局机关迁至徐州。大概在中旬，我又接到通知去贾旺开会，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同志的四项口头指示，主要精神是强调要花大力气学习政策。2月搞军事、政治学习，3月学习新区政策。当时中央综合各方面情况，决定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于4月份渡江。关于渡江的具体时间，前后变动过几次。年初，中央将原定5、6月间渡江的时间提前到4月。总前委认为，4月份沿江多雨，且多东南风，对进军不利，加之4月春耕开始，组织大批民工支前，有违农时，故建议提前至3月份渡江。中央开始同意，后来因开二中全会，部队需要加强政策教育，所以毛泽东同志派康生来二野三野传达，还是决定4月渡江。
渡江时间几经变动，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十分重视对部队和广大千部、党员进行新区政策的教育。实际上，随着革命战争的飞速发展，许多我们原来熟悉的东西渐渐被不熟悉的东西代替了，不花大力气，不下大决心学习，就不可能适应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华东局机关南下后，我们华中工委才有机会当面向华东局以及当时的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汇报请示。自从华中分局1946年底移往山东以后，华中地区与上级一直是靠电讯进行联系的。
饶漱石出席了1月下旬的贾旺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曾找我和曹荻秋同志，听取华中工委的工作汇报。2月上旬，饶漱石与张鼎丞、曾山同志到达徐州，专门对华中工作进行了几次讨论。
随后饶、张、曾三位又约我和曹荻秋同志见面。华中党在敌后坚持两年多，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华中分局的指示精神，独立地开展艰苦的敌后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主，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土改复查、救灾、支前参军、纪律整顿等一系列工作。我和曹荻秋同志概括地向他们作了汇报。
张鼎丞同志听了汇报说，华中执行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是忠实的，坚决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华中工作总的方针是正确的，敌后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很大的胜利。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1946年下半年，淮南淮北地区一度出现退却和丢失阵地等问题，张鼎丞、曾山同志都说，主要责任在华中分局。他们说，当时分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没有让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作好开展游击战争的充分准备，以致敌人迅速压过来，两个地区千部来不及安排，不少干部被困在洪泽湖，损失比较大。苏中地区由于布置敌后坚持斗争较早，所以坚持得比较好。
张鼎承、曾山同志还肯定了华中土改，同时也指出华中工委在生改复查后期、跟着山东提出所谓“反富农路线”，产生一些.左”的做法。当然，土改中出现“左”的倾向在全国带有普遍性，而且华中对此发现得较早，纠正得比较快。
两年多来，华中党政军各级机关处于分割环境，斗争相当艰苦，这次当面聆听上级领导同志对华中工作的评价，感到由衷的亲切.其中有表扬，也提出一些缺点，实事求是，使我深受教育，按理说，我是华中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华中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负有主要的贵任。
饶漱石表示同意张鼎丞、曾山同志对华中党政工作的评价，他主要谈了华中在渡江作战前需抓紧搞好支前、生产、干部培训、政策学习等工作的意见。
在这段时间里，华东局对我的工作也作了调整。第一步先调我到华东支前司令部，负责渡江作战的后勤、支前工作，苏北、苏南党委的工作，由肖望东、惠浴宇同志负责。华东支前司令部是在淮海战役时成立的，经过调整充实，继续担负渡江作战的后勤支前任务，由傅秋涛、曹荻秋同志任正副司令员，宋任穷同志和我任正副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地的支前工作。
参加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的同时，华东局让我继续负责华中工委的工作，并在华中工委领导班子的原有基础上，准备在渡江后组织苏南区党委，开辟新区工作。中央本来打算渡江后建立统一的江苏省委，考虑到江苏是蒋介石政府的老巢，江南江北情况有别，所以决定实行小省制，成立南京市委、苏南区党委和苏北区党委三套班子。也就是说，组织上虽让我参加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同时又派我带领华中工委的人马渡江后筹建苏南区党委。华东局又决定，华东支前司令部渡江前的工作由傅秋涛、曹荻秋同志负责，大军渡江后的支前工作，由我在苏南具体负责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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